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是英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小说创作达到了空前繁荣。这一文化盛况的出现,同印刷出版业与小说创作之间的深度互动密切相关。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一系列科技发明使英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诸多变革,印刷领域的技术突破深深地影响了文学创作的物质呈现形式;印刷出版业与小说创作之间并非单向的助推关系,其中存在着复杂文化权力博弈。本文从文学社会学、文学传播学视角,探析小说创作与印刷出版之间如何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文化流变中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制衡,以及这种动态关系如何催生出兼具市场价值与社会深度的经典作品,并力图通过这种跨学科研究深化对文学生产与经典化之历史逻辑的理解,进而揭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繁荣的内在与外在依据及缘由。
1. 技术革新—政策支撑—小说崛起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历经两次工业革命的洗礼,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蒸汽机的轰鸣不仅重塑了英国社会的物质景观,也更新了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使其挣脱桎梏,从宫廷贵族的“高雅”殿堂涌入中产阶级的客厅与工人阶级的酒吧,引发了一场平民化阅读浪潮。
在英国文学史上,小说是伴随着英国近代史的步伐走过来的,或者说是伴随着英国社会现代化步伐走过来的,在一定意义上,小说即现代化的历史产物。16~17世纪的英国,小说被诗歌与戏剧冷落于一旁,18世纪则是英国小说发展与成型期。“从18世纪中叶开始,小说在英国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在民众中普遍流行”(蒋承勇 2022:2-3),此时,从史诗开始的古老的叙事文学发展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所谓的“现代意义”,除了叙事艺术、写作技巧上的“现代化”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小说文本表现的内容更贴近日常生活,更富有现实性与真实感,也能够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同上)。而到了19世纪,小说昂扬于诗歌与戏剧之前进入了大众读者群体。当然,这是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物质前提的,因为“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需要媒介的承载”,小说作为维多利亚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其崛起首先离不开印刷出版业的托举,这“与当时印刷技术革新后出版业和报刊传媒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蒋承勇 2019:81)。
18世纪中期,当笛福(Daniel Defoe)、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等小说家在咖啡馆与印刷作坊间穿梭时,出版业已开始为文学创作搭建平台。早期印刷商通过分期付款、预购订阅等模式分散出版风险,使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这种实验性作品得以面世。这类出版模式不仅解决了作家创作的经济压力,更通过定期出版的期刊培养了读者的连续性阅读习惯,为维多利亚时期新型的连载小说问世做了铺垫。而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不仅重塑了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更是大大改变了社会中人的空间布局、生活节奏、社会关系与文化生态。对小说发展而言,一个庞大、稳定、可持续的供需市场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既要有能够高效生产、分销书籍的出版体系,也要有足够多的人想读、能读、读得起小说。就此而论,印刷环节的技术革新是小说崛起的关键因素,“降本增效”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物质生产过程的关键词。蒸汽动力的引入大幅提升了印刷效率。19世纪20至40年代,改进后的双压印刷机大幅降低了印刷的经济成本;19世纪60至70年代,更为高效的单面滚筒印刷机在速度、产量、印刷尺寸方面再次实现了新的突破(Weedon 2003:71-72)。除此之外,造纸技术的突破也直接降低了出版成本。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出版业仍主要使用传统的破布纸,而因原料有限、加工流程复杂,其价格始终居高不下,纸张成本长期在书籍出版的总成本中占据较高比例,成为制约出版扩张的核心障碍之一。到19世纪30年代之后,木浆纸制造技术自欧洲大陆传入英国,解决了纸张原材料短缺的问题,因此纸张在稳定供应的同时减少了价格波动。1830年至1910年,纸张产量激增,其尺寸也持续增大,造价大幅降低,深刻改变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出版格局,显著扩大了大众图书市场(Weedon 2003)。与此同时,自动运行式铸排机及单字铸排机的出现让排版变得更为方便、快捷;照相术及照片印刷术的发明、制版及插图技术的进步丰富了出版物的内容;根据《出版商通报》(Publishers’ Circular)的记录,在这些技术的共同影响下,1900年英国的书籍产量达到了1840年的将近四倍(Jordan & Patten 1995),书籍从奢侈品变为日常消费品,为小说走向大众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与物质的支持。
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领域的技术革新也不容小觑。随着蒸汽这一新能源的开发,1830年,英国第一条客运铁路正式通车(Toynbee 1884)。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英国铁路修建的高峰期,至19世纪末,铁路网络已基本覆盖英国全境。这不仅是一场交通革命,还意味着信息结构的重组。出版商可以在新书发行当日将出版物分销至全国各地,读者由此享有共同的阅读周期,全国范围内可以制造出同步性文化体验。邮政体系改革则在更微观的层面重塑了小说流通的时间节奏。1840年,英国政府推行统一邮资改革,即著名的“便士邮政”,民众仅需支付一便士即可在全国范围寄送信件或报刊。结合铁路的快速发展,邮件得以实现随车分拣与派送,从而大幅提升了运输效率。与此同时,城市邮政服务也日益完善,每日多次投递的派送机制、红色邮筒的设置以及邮购渠道的兴起,使报刊与小说能够高频地进入千家万户。
19世纪中叶,英国在出版自由与版权立法两大方面的关键变革,构成了小说市场运行的法律与制度基础,也助推了小说的有序、健康而快速的发展。虽然英国的出版审查制度与同期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较为宽松,但早期的文学出版仍深受限制。自1712年起实施的《印花税法案》要求所有出版物缴纳高额印花税并附税票方可发行,此后经历了1836年印花税的降价、1853年广告税的废除、1855年印花税的废除,以及1861年纸张税的彻底废除,这一财税枷锁才被真正解除。与此同时,1843年《诽谤法》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出版风险。版权法的确立与完善,为作家创作的职业化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持。1814年出台的《版权法》延长了版权的保护期,1842年的新《版权法》则进一步整合了此前零散的法规,明确规定版权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去世后7年或出版后42年,以较长者为准,并涵盖连载作品、改编文本与译本在内的多种出版形式,使更多出版商敢于以分册连载模式出版小说,却无需担心因盗版作品抢先出版造成利益损失。这促进了对作者权益的保护,也鼓励了更多作家投身于文学小说创作,乃至像狄更斯一类的作家开始走向专业化小说创作之路。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还重塑了英国社会的权力结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工业资产阶级取代旧贵族而成了“新贵”。伊恩·瓦特(Ian Watt, 1992)在《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中提到:“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店主、独立的零售商和行政事务机关的雇员的数目以及他们的财产骤然增多。他们日益提高的富裕程度或许将其纳入了中产阶级的范畴,而先前这是富有的批发商、店主和重要的零售商的独占领域。实际增加的购买书报的人数或许是他们促成的”(瓦特 1992:39)。而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工资法的推出、工会的建立使贫困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缓解,经济资本的再分配最终将这场阅读革命锚定到特定的社会阶级:中产阶级凭借经济实力成为文学消费的主力,他们会通过穆迪流通图书馆借阅三卷本小说,以彰显自身的文化品位;工人阶级则喜好售价低廉的小说与期刊,其阅读行为更加偏向于实用主义。尽管如此,廉价期刊的发行量占比在整个维多利亚时期不断飙升,体现出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在文学尤其是小说市场中的重要性。
此外,维多利亚时期也是英国教育改革的关键期。中世纪以前,贵族和宗教机构对文化资本的长期垄断使知识的获取变得十分困难。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提供普遍的教育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教育的普及和改革成为维多利亚社会的重要议题。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极大提高了国民识字率;1900年的男性识字率达到了97.2%,女性则达到了96.8%(Altick 1957)。19世纪英国的公共图书馆运动,更为一般民众提供了免费阅读和学习的机会,使自学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大众获取知识的新常态。此时,知识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属物,纺织工人在午休时传阅《简·爱》(Jane Eyre),贫民窟居民对《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中的情节与自己的生活进行对照,矿工协会甚至自发组建图书馆,在南威尔士的矿工社区中,矿工们对阅读材料有着极大的需求(Rose 2001)。教育改革不仅扩大了读者基数,更使小说进化为工人阶层理解世界的棱镜。正如社会改革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在《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中所记录的那样,即便在最肮脏的贫民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Mayhew 1965),这得益于教育普及度的提升——科技、教育的发展壮大了小说的阅读者队伍,拓展了小说传播的市场与空间,这无疑也是小说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技术革新和政策支撑使小说的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社会结构的变动则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当出版业提供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变革引发的受众扩容形成历史性交汇,大众阅读时代的到来便成为必然。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通过一系列著作逐步完善了其理论体系,他将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中拥有的资源拆解为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等,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各类资本的流通、转移息息相关,因为资本不仅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权力(Bourdieu 1986)。当曾经被贵族和精英阶层牢牢握在手中的资本不断流向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便意味着权力的转移。此时,大众掌握了比过去更大的话语权,并开始日渐强烈地影响着小说的创作;可以说,在蒸汽机与印刷滚筒合奏出的工业化、现代化进行曲中,小说借助科技、教育、印刷、出版等多重力量完成了一次重生与崛起——从边缘走向了中心。
2. 图书市场—读者群体—小说形态
大众阅读时代的到来打破了精英文化的垄断,市场的力量开始全面介入文化领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市场也变得如同精密运转的复杂机器,在这一“文化生产场域”中,不同的行动者(agents)——出版商、作家与读者占据了不同位置。场域内部的各方力量通过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转换与运用,重塑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并最终奠定了现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基本范式。出版商、读者和作家博弈的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更是定义“文学规范”的象征权力(Bourdieu & Wacquant 1992)。
随着小说逐渐从精英消遣转变为大众文化消费,出版商也完成了从印刷承包商到文化权威的转型。出版商权力的扩张首先体现在对文本的控制上。他们通过编辑干预与合同谈判直接影响作品的主题、结构与价值取向。 例如,布莱克伍德出版社在处理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的《尼罗河探源日志》(Journal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 of the Nile)时,直接删除了涉及性、身体隐私的 “淫秽” 或 “不雅” 内容,并明确表示,这类内容不适合杂志与书籍的体面读者(Finkelstein 2002),以保障市场的认可度和读者的接受度。此类“审查权”使出版商得以在道德规范与市场需求之间设定文学的道德边界。与此同时,出版商逐渐控制了定价权、分销渠道与出版节奏,通过期刊连载制度决定哪些作品能够进入大众视野,从而有力影响了文学道德品位的形成。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出版商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实践,通过内容筛选、审美引导等方式,让经济资本在文学场域中产生文化权威的效力(Bourdieu 1986)。
与此同时,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不再是沉默的、被动的文本接收者,而是一股逐渐崛起、具有能动性的文化制衡力量。读者通过对文本的品位选择、市场反馈与舆论表达,深度介入并改写了文化生产场域的权力关系,其地位也得以前所未有地提升。可以说,小说能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市场中脱颖而出,也得益于其天然的大众属性。相比之下,诗歌的理解门槛往往较高,戏剧则受到空间的限制,而此时新兴的小说读者则普遍“在文学接受的期待视野上趋于通俗化”趣味追求,小说常以易于理解的表述语言反映现实生活,而这“恰恰与此类大众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相契合”(蒋承勇 2019:79),易于引发普遍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市场中,读者的阶级身份对其文学消费行为具有深刻影响,不同阶级与阶层的阅读审美取向大相径庭。中产阶级经济状况良好,作为“那些严肃、有抱负的公民”,将阅读当作积累文化资本的重要方式,喜爱蕴含道德寓意的作品,或其他“能够促进个人改进”(Altick 1957:26)的书籍。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小说中就常常出现哲学探讨,十分契合中产阶级的阅读心理。而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因其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在阅读上更偏好价格低廉、内容轻松的阅读材料,如街头文学、民谣、小报等(Rose 2001),他们倾向娱乐性的通俗化消遣,往往期待一部小说每页都能包含紧张刺激的情节,语言直白、情节紧凑的作品最能迎合其阅读趣味。两大阶级截然不同的阅读需求,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出版商的出版策略,也影响了书籍出版的物质形态及其社会循环逻辑。出版商首先研发出一套成熟的资本转换策略。比如,针对中产阶级力图通过精装书展体现自身文化素养、彰显文化品位的心理诉求,就推出了价格较为昂贵的“三卷本”(three-volume/decker)版式。这种出版形式通常采用精美装帧,如“绿色皮革封面”和“大理石纸”装饰(Weedon 2003:60),主要面向有经济实力、注重文化品位的群体,并与以穆迪流通图书馆为代表的借阅机构高度绑定,成为一种“文化资本”的象征。但一部小说作品的生命周期并未止于三卷本,出版商会通过价格下沉推动出版物的“社会循环”,实现利润最大化。例如,查托与温德斯(Chatto & Windus)出版社就曾三次出版威尔基·柯林斯(William Wilkie Collins)的小说《白衣女人》(The Woman in White),价格分别为“3先令6便士、2先令以及6便士”(同上:146),这种循环的终点,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廉价版和“便士小说”。其物质形态与三卷本截然不同:它们是码头工人用半便士换取的报纸小说,或是女仆凑钱购买的二手廉价本,这些书籍的纸质封面往往已经泛黄,线装的金属丝也已生锈。出版商利用多样化的物质形态和价格策略,将阶级差异转化为丰厚的商业红利。在出版物的内容上,出版商往往也倾向于双轨并行。面向中产阶级的三卷本强调道德训诫与叙事深度,而针对工人和贫民读者的“便士小说”则更加注重情节紧凑。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中设置藏宝图线索,并凭借其极具画面感的叙述风格,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少年和劳工也能轻松跟上剧情,充分考虑到了工人阶级的阅读能力和喜好。
此时,小说的商品属性空前强化,并对作家的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维多利亚时期的出版活动逐渐形成了一套精密而独特的运作机制,小说创作已不再是书斋里的孤独书写,而是转变为与市场脉搏共振的集体性文化生产。一方面,出版形式本身就对小说篇幅有着严格的限制,对创作自由度和艺术性更是有着重要的影响。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在《我们现在的生活》(The Way We Live Now)中对此进行了讽刺性描述。小说第八十八章中写道:“小说的长度是她首先考虑的问题。它必须是三卷本,每卷必须有三百页”(Trollope 2016:892)。同时,身处文学市场漩涡中的作家们,难免陷于进退两难的窘态。部分作家的创作选择主动适应市场规律,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不仅充分迎合“中产阶级理想和趣味”,还通过巡回朗诵会等形式,将文本转化为表演艺术,广受读者与听众欢迎,甚至被认为“善于利用连载形式吊胃口”“不冒犯道德”“为眼泪而眼泪”(朱虹 1989:92-94)等。最悲壮的反抗则来自哈代(Thomas Hardy),在《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遭受市场的猛烈批评之后,“带着近乎恐慌的心情,他感受到了一种威胁,不仅是对他作为一个文学商人的财富的威胁,而且是对他艺术家自身的完整性的威胁”(米尔盖特 2023:346)。其晚期作品对社会道德的深刻反思,与维多利亚时代僵化的道德期望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导致哈代彻底放弃小说创作。当创作资本无法有效转化为市场与社会资本,甚至遭到反噬时,小说家的职业身份便会陷入危机。
相较而言,连载小说这一形式可以说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出版生态中应运而生,并成为多方博弈中的最佳平衡点。小说连载出版既符合出版商控制生产周期的商业策略,为其降低市场风险、确保资金流动,更依托成熟的报刊分销网络,突破了图书仅覆盖都市的局限,还以差异化内容解决了地方报纸同质化竞争的难题,同时绕开了流通图书馆对内容和定价的垄断(Law 2000);还在满足大众廉价阅读需求的同时,为读者打开了参与文本建构的互动通道。低廉的单期定价降低了阅读的经济门槛,使中下层群体有了阅读小说的机会;碎片化的周刊篇幅适合午休、周末等阅读场景,悬念式结尾和读者意见投稿竞赛更让读者从被动接受者变为文本传播的参与者。而对作家而言,虽然连载形式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的力量,需适配周刊节奏调整情节,但也使作家获得了更加稳定的持续性收入、更高的作品曝光率和影响力,其创作的灵活性也有所增加。
连载出版的形式对小说内在形态的影响也十分显著。首先,连载形式迫使作家始终保持紧张与警觉,在情节推进中不断制造张力(Sutherland 1976:176-177)。柯林斯与布拉登(Mary Elizabeth Braddon)等作家敏锐地意识到读者的期待视野,于是,他们往往通过章节划分、情节悬置与高潮式结尾构建持续的悬念,使读者在每一期之间处于焦灼的等待状态。与此同时,连载的市场压力也促使作品在内容上趋向“感官化”与“刺激性”,删繁就简、强化情节冲突,以迎合读者的即时兴趣。此类通俗小说通过情节冲突与情感波动以实现“情感宣泄式娱乐”(Altick 1957:345-346),并在期刊化出版中与奇闻轶事、娱乐性笑话等轻松内容相辅相成,形成面向大众的综合娱乐体系。廉价“便士恐怖小说”就通过浓缩的惊心动魄情节和情感刺激,满足底层民众的即时娱乐需求,使工人阶层在枯燥的劳作之余获得情绪释放。随着连载小说的发展,分册出版与悬念设计又使阅读成为有期待的娱乐体验,读者通过追逐未了结的情节以获得持续的心理满足。连载出版物不仅改变了小说的结构与节奏,也在写作心理层面重塑了作家的叙事习惯与创作意识。除此之外,伴随着文学市场消费群体的内部裂变,不断细分的阅读需求加速了小说类型多元化趋势。在此分化过程中,各类小说呈现出一定的“叙事模式固化”“情节公式化”趋势(Gabriele 2009:42-44)。这虽有一定弊端,但也使不同的小说形成可识别的类型化特征。如煽情小说通过重复的情节安排与人物刻画,营造情绪张力与悬念,形成一种通用的叙事语言,以维持读者兴趣;侦探小说则普遍遵循“观察、推理、破案”的固定解谜结构,借助系列化人物和逻辑严密的案件安排,提供可靠的娱乐体验(Gabriele 2009)。类型化叙事也成为了维多利亚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
由此可见,走向繁荣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风格和审美趣味呈多元形态,这种多元格局的形成不是单方面由作家们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特定时期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出版商的资本运作、读者群体的趣味期待、作家不同的审美心理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急剧变动的维多利亚社会,工业体系的扩张、城市化的加速、阶级结构的重组与信仰体系的动摇,共同织就了一幅乐观与焦虑交混、激进与保守并存的复杂社会心理图景。正是在此般“上帝隐退后”,“自发的存在整体性瓦解”(Lukács 1971:18)的现代性迷乱中,小说从18世纪有限的经验记录者(瓦特 1992)跃升为现代社会的意义建构者(Lukács 1971),其功能也经历了爆炸式的扩展与分化,成为回应时代精神需求、塑造公众人文经验的文化引擎。社会心理催生出读者对小说功能的特殊需求,出版业介入并塑造功能,作家则通过对小说内在形态的改造实现功能,而最终成型的小说作品又反过来影响并重塑社会心理与文化需求。因此,维多利亚小说风格与功能的演变,既是文学对现代性困境的艺术应答,也是由社会、资本与艺术三方合力驱动,功能与形式相互生成的复杂过程。小说既回应了社会变革,也创造了新的文化景象,进而推动自身的再发展。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工业社会中的集体心理,其功能的扩张,催生出极具活力的文学生态。作家通过虚构叙事,重塑了现实世界中的文化版图,小说也成了维多利亚社会实现自我革新的利器。
3. 连载—改编—跨媒介传播
报刊连载形式之所以在维多利亚时期有力推动了小说发展,原因在于它不仅调和了出版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改变了故事进入大众视野的方式。通过将孤立的、完整的书籍拆分为流动的、分期出版的内容(Pettitt 2020:15,46),故事在尚未完结之前,便已反复出现在大众的日常阅读之中。读者的注意力不断被同一组人物与情节所吸引,并对其进行想象、猜测和讨论,由此,小说不再只是一次性的阅读对象,而是逐渐演变为一种持续发生的公共文化事件。可以说,连载不仅改变了小说的叙事节奏,也使“故事世界”在最终成型之前,便提前脱离作者与出版商的控制,为其他作家、剧院经营者与广告商的即时介入创造了条件。
当出版商为了给故事和角色寻求更广泛的受众和更大的商业价值,在不同媒介之间开展持续的流动、转化与增值进程,当读者的文化消费需求日益膨胀、趋向多元化,在印刷媒介内部积蓄的、无法抑制的文化能量,小说的传播最终就不可避免地“溢出”(Meyer 2024:97)了纸质品的物理边界。此时,维多利亚小说的生产方式已被“回收利用”与“连载”所主导(Haugtvedt & Beth 2024:1),它们赋予小说的即时性、碎片化与高频视觉化特征,为“故事世界”的流动提供了基础。市场对内容无休止的需求,促使文化生产者们不断改编、借鉴,甚至挪用既有的故事框架与人物原型。故事和角色的流动变得势不可挡,它们注定要从书本中挣脱出来,涌入戏剧舞台、广告画报、商品制造乃至公共话语等一切可能的输出渠道。
在具体实践中,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戏剧改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同步性。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和大众媒介的爆发式涌现,极大提高了舞台戏剧对小说内容的复现能力;城市化导致了人口的集居并出现了庞大的娱乐市场;版权立法的相对滞后更使印刷媒介与戏剧舞台之间的界限变得相当模糊,虽然1842年的《版权法》实现了诸多突破,但在实践中它对角色形象、故事情节的保护几乎为零。这种法律真空有利于独特的跨媒介传播环境的形成:任何人都可以在未经作者许可的情况下,将热门小说改编为戏剧并公开上演(Meyer 2024)。因此,当一部小说大受欢迎时,剧院经理们便会立刻“借用”其情节和人物,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将其搬上舞台。此时,小说与戏剧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协同效应”,它们在文娱市场中紧密相连,共同塑造了公众对故事的集体性认知,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文化面貌。
如果说戏剧改编是小说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的平行移植,那么,角色的独立化则标志着维多利亚时期小说跨媒介传播的进一步深化。读者在脑海中尝试理解并构建“故事世界”时,会天然地将人物作为锚点。这种通过人物经验来定位叙事的认知倾向,使读者可以依靠人物将不同的跨媒介体验缝合成一个单一的、持续的故事世界(Haugtvedt 2022)。在市场和读者对流行角色近乎贪婪的渴求时,许多小说角色得以跨越其原始文本,成为一种可被广泛识别、在不同语境中反复使用的文化形象。这集中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一种文化形态:流行角色已不再是其原作者的私有财产,而是成了一种公共资源。此时,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二次创作”核心已发生了明显的偏移。文化生产者们不再局限于忠实的再现,而是转向“对故事世界的扩张”(Jenkins 2006:123)。他们经常“借用”同行的角色,或将其“缝合”到全新的叙事情境中。作家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在戏仿作品集《老朋友:书信体戏仿》(Old Friends: Essays in Epistolary Parodies)中,通过模仿不同作家的写作风格和笔下角色的声音,让这些虚构人物互相写信或写信给朗格本人,使这些来自不同小说的角色在同一个“文学宇宙”之中进行互动(Haugtvedt & Beth 2024:2),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媒介语境中。
值得注意的是,维多利亚小说的跨媒介传播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其根基不仅在于生产机制和文本形态的演变,更在于读者们已被迅速培养成了“熟练的消费者”,能够“在不同媒介设定之间转换他们的理解”(同上)。当时的读者在体验一种媒介时,会主动调用储存在另一种媒介中的知识,从而在大脑拼合出一个更完整、更立体的故事世界。比如,观众在观看戏剧演出时,会以通过连载插图获得的视觉印象为参照,评判舞台呈现的忠实程度。这清晰地表明,在当时的文化经验中,小说文本、插图和舞台表演等多种媒介形式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同时,维多利亚时期的流行文化不断追求着“激活和卷入受众”(同上)。这种参与性文化的形成,不仅为小说跨媒介传播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也使读者成为小说跨媒介传播中的关键一环。多样的实时反馈渠道首先使读者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共同创作者;媒介体验与社交活动的结合,又催生出“阅读社群”(Hayward 1997:8),不断丰富读者对故事世界的解释与想象;最终,大众已无法满足于仅仅对故事世界进行间接干预,而是渴望参与甚至拥有它,这与当代流行文化中的“同人创作”也不谋而合。
当角色的跨媒介流动变得日益频繁,他们逐渐获得了超越书籍本身的商业价值。读者对角色的情感投入,也扩展到对相关物质产品的消费。例如,《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的流行,催生了庞大的周边产业,印有“皮克威克先生”形象的陶瓷雕像、啤酒杯等,成为中产阶级家庭客厅中的常见摆设。这一现象表明,比起单一的文学文本,围绕故事和角色打造整体性文化品牌具有更大的持续价值。小说人物由此被视为可独立开发、复制并在不同媒介中加以利用的文化资产,维多利亚时期文化市场已经本能地掌握了现代知识产权运营的精髓。
插图在小说跨媒介传播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作为一种副文本策略,插图能够帮助半识字的读者理解剧情,其系统性流行与地位提升,同时体现了出版商对商业利益的考量和读者对视觉娱乐的需求。插图将抽象的文字转化为具象化图案,小说中的主要场景及核心角色打造了相对统一的视觉形象,使虚构的内容更具物质现实感(Goldman & Cooke 2012),有利于读者对小说的视觉效果形成连贯且共通的认知。这不仅提高了读者的记忆黏性,使他们能够在不同期次的连载中迅速辨认人物,维持对作品的情感及经济投入,也为后续的跨媒介传播提供了直接的视觉参照。维多利亚时期的许多戏剧海报直接复制了连载插图的构图与人物姿态,插图提供的布景与服装蓝本(Meyer 2024),极大地缩短了故事从书页到舞台的转化周期。
显而易见,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演化呈现出清晰的历史路径:印刷技术的进步扩大了文学生产规模,市场需求推动了文本形态的调整。最终,无法抑制的文化能量“溢出”纸张,涌入戏剧、商品和更加广泛的公共文化领域,形成复杂的跨媒介传播格局。故事的流动性、角色的可塑性、传播媒介的互补性以及受众的高度参与,共同构成了维多利亚时期流行文化的底色。在此种意义上,维多利亚时期不仅是小说的“黄金时代”,更是现代跨媒介文化的摇篮。连载—改编—跨媒介传播的独特生态不仅影响了20世纪的广播剧和电影,也为当代数字知识产权产业提供了参考框架。
4. 结语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的崛起和繁荣并非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小说创作与印刷技术—图书出版、图书市场—读者群体、连载—改编—跨媒介传播等诸多因素之合力作用的结果。图书出版业首先以技术革新者的姿态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蒸汽印刷机的引入、木浆制纸技术的突破、铁路与“便士邮政”对物流体系的重塑,以及版权法的完善,共同解除了文学生产过程中的重重枷锁。这些变革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小说出版成本,扩大了书籍印制的产量,更是促进了阅读从贵族阶层的专属消费品向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普及性读物的转化,预示了大众阅读时代的到来。出版商利用其对定价权、分销渠道和出版形式的控制权,获取商业红利,出版业的高效运转,乃小说得以走向巅峰的重要推动力;而出版商、读者与作家三方之间的权力博弈,促进了出版业经由市场机制和媒介形态的更新,也影响了小说内在叙事形态的革新。与此同时,读者群体的壮大和审美期待视野的分化,促使小说的创作与生产走向多元化及类型化。其中,连载机制作为作者、读者和出版商三方博弈中的平衡点,深刻影响了小说的叙事方法,并使作家在创作技巧上实现新的突破,进而推动了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不仅如此,由于连载与改编的空前流行,小说的跨媒介传播也呈现出新态势;插图的系统性使用,为小说文本中的人物与环境提供了统一的视觉蓝本,加速了小说内容溢向戏剧舞台,促进了小说艺术向戏剧艺术的“平行移植”。更具历史意义的是,读者对一些出自小说的热门人物的追捧,促使其脱离原初文本而转化为可供二次创作的“公共符号”,并最终通过周边商品流通等形式趋于实体化,实现了从文学虚构到商业实体的跨界增值。这种故事流动性、媒介互补性与受众高度参与的文化生态,体现出维多利亚流行文化的风貌,也是小说发展繁荣在新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一种表征。
可以说,维多利亚时期出版业、图书市场、读者参与、跨媒介传播等诸多因素的联动,构成了小说创作与流通的新型文化生态环境,有效助推了小说的发展与繁荣;小说则又以其空前巨大的市场效应和社会影响力,反向驱动了出版体系的完善与规范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说在题材、结构、叙事技巧上不断演进,其文化能量也不断扩张,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容器。这种基于连载、改编和商品化的文化实践,对今天的文化产业发展也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信息爆炸与高速流通,使故事的生产与消费活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小说的改编则从舞台戏剧拓展到电影、电视剧、游戏等众多跨媒介领域,形成了庞大且复杂的跨媒介叙事生态。“故事世界”的社会化、符号化与商业化,正是当今知识产权运作的核心策略。就此而论,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之繁荣作跨学科论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艺术生产、市场驱动以及文化流动在当代数字环境中的历史逻辑与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