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之一,我们今天要建立的是与伟大民族复兴相适应的中国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体现先进文化本质特性。

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实质上是一种先进文化的建设。判定一种文化先进与否,一个基本的标志是必须看它是否体现了人的本质要求。“人的本质要求”,最简单地说,就是人对自由的要求。何为“自由”,其实质是对束缚人的某种肉体限制或精神局限的“超越”。也就是说,当人或社会在物质和精神某个方面超越了以往的某些束缚,达到了一个新的状态,就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例如,一个人在挨饿,那么当他无论采取什么方式获得了所需要的食物,就说明这个人冲破了原有没有食物的限制,获得了物质上的自由;同理,当一个人精神上受到某种意识的局限,或者说受到某些落后思想或道德观念的束缚,就是精神上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而一旦冲破了原有观念或落后意识的束缚,就等于在精神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在社会发展中也是如此,当人们冲破了某种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也就是社会意义上的“自由”。由此而言,人追求自由的能力就是人的本质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马克思才将“人的彻底解放”看成是人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彻底解放。由于人类每一次突破不自由的限制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所以,“人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人的彻底解放只能是一个个独立的相对自由不断承接、延续和发展的结果。

人的自由和文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对此,笔者曾提出,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精神活动,亦即思维活动之间的联系,而一切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现象、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均属于思维联系或精神联系的物化显现形式,从而使得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活动具体化了(刘建军 2002)。我们知道,人的思维活动或曰精神活动,可以分为消极和积极两个不同思维指向。先进文化必须体现人的积极的思维活动而不是消极的思维活动。胡思乱想、随心所欲,为小团体的利益而谋划,为某种利己的欲望而费尽心机,虽然也是精神活动或曰思维活动,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但这却不是我们需要的文化。因为这种文化不能让大多数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有所超越,而是让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更混乱,更狭隘,甚至更受束缚。所以,我们需要的文化必须符合个体的或人类社会意义上的不断超越,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要求的文化。这就决定着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体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彻底解放”这样一个本质特征。

文化的先进性还需具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品格特征。在笔者看来,“文化是个人活动及其所构成的集体的活动(特别是人类精神活动)创造出来并使个体的人在其中运行的‘关系场’,而‘文明’则是依据人的活动及其文化构成所达到的价值的判断尺度”(刘建军 1998: 17)。我们知道,人是用肉体生命承载着精神意识活动的生灵,精神意识的活动(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思维活动)是人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根本标志。正是因为人能够通过思维建立起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人才真正脱离动物界进入了人类社会。换言之,正是由于人有精神的和情感的活动,即思维活动,才决定着只有人类有文化。这里所说的“思维活动”是指人不仅有“思”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还有“维”的能力,即把一些凌乱的“思”整合编织成一个精神运作系统的能力。当人类一旦可以通过精神意识、情感活动建立起一个超越肉体的和物质的精神世界时,我们就可以说文化产生了。但精神联系或思维联系作为空灵事物的特性,又使得这一联系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正是有了这种思维上或精神上联系,才决定着人在考虑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时,形成了适应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政治文化)文化形态;形成了如何思考问题和认识问题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形态;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即行为方式文化形态;形成了人如何生活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所以,“文化形态”是人的意识情感之间联系的不同的物化显现方式。既然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精神和情感活动,那么,由于人总是不断地进行精神活动,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思想、新的意识和新的情感,即总是处在不断地追求着自由之中,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特性。也就是说,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就是先进文化的本质规定。承认这一点就可以判定,凡是不思进取、不能发展的文化,都是僵死的文化;凡是试图把某种文化形式固定下来的做法,都不是在创造先进文化。因此,先进的文化必须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具体而言,文化创新是一种精神活动的创新,是一种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的创新。换言之,只有注重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发展,才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根本所在。只有具有了这样的思维创新能力,我们的民族才能够真正实现伟大的复兴。这也告诉我们,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进程,它不是要建立一个静态的体系,而是要建立一个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动态体系。

同样,今天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文化先进性还必须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重新阐释和澄清国外或西方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我们知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全人类文化优秀遗产的基础上,并在百多年来中国的人民大众广泛而艰难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进程中形成的先进文化。因此,它有着清晰辨识一切错误思想和观念的能力。众所周知,国外学者对知识体系的建构,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的,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表达。因此,我们才需要和他们得出的观点和意见进行争论乃至纠偏。例如,萨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中就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不再是国家,而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据此,西方学者们还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绝对化,认为文明的冲突是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本质冲突。如果站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就会看到这一理论的极大偏颇之处,即他们仍然按照西方世界人性论的文化传统,用善恶冲突观点来阐释今天世界矛盾冲突的产物。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是受其特定客观基础决定的。那么,要寻找今天世界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首先要从社会生产发展程度的差异上去寻找,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文化上的原因——文化说到底还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实事求是地说,仅从文化或者文明的本身来看,当前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冲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认为安拉是至爱的化身,伊斯兰教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平等幸福的“安拉的国”。佛教的教徒们,尽管他们所信奉的神祇与伊斯兰教不同,但建立一个幸福吉祥的“极乐世界”的理想是和伊斯兰教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在信仰基督教的人看来,基督的“天国福音”无非也是告诉信徒们,在这个上帝的国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幸福。从这些不同的宗教文化体系中,我们能够看到它们在性质上有什么根本冲突吗?既然不同的文明在本质上大体相似,那么当今文化冲突为什么又如此强烈?这该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两点:第一,如果说不同文明间会发生冲突的话,那主要原因不是文化性质上的,而是体现在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上。自古以来,渴望美好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希望建立起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人自身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人类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幸福,是世界上各民族共有的情怀与价值理想。但问题出现在如何走向这个最终理想的道路上。正是因为道路选择的不同,导致了走向这条道路的方式和方法的不同,并由此埋下了冲突的种子。当这些冲突的种子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和经济上的利己主义者利用,冲突就开始发生或激化(刘建军 2014)。也可以说,现代社会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说到底是有些民族试图把自己选择的道路强加给其他民族的结果。第二,不同的文明间之所以会发生冲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民族的发展程度存在差异。所谓文明的冲突说到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冲突。我们知道,世界上不同的民族,由于各种原因,使得各自的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例如,总体上说,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洗礼,快速迈进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而此时的东方世界仍然处在封建社会晚期和被殖民的社会发展阶段。正是由于发展程度的不同,使得那些率先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一方面为了维持自己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要占有世界上更多的资源,从而具有强烈的掠夺性;与之相伴的是形成了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高于其他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的优越性心态;而不发达的国家与民族,不仅在经济上处于被掠夺的状态,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处于被压制和边缘化的状态。这样,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试想,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它们所提出的社会发展标准和价值观念能与那些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或民族的发展标准和价值观念一样吗?所以,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程度的差异。既然是发展程度差别所造成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就不是“东西文化冲突”而是“南北冲突”,即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冲突。由此可见,先进文化对匡正和批判西方学界的错误观点,对建设中国的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

先进文化的要素还必须包含中华民族文化优秀因子。纵观中国古代的重要文献,尽管有不同的理论学说,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但追求人与各种对象(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治理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和谐,始终是贯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线——区别只在于或是用“仁爱”途径(孔孟学说),或是用“无为”途径(老庄学说),或是用“法治”办法(韩非主张),或用“革命斗争”的途径等来实现这种和谐理想而已。不仅如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对待不同文化间差异的过程中,特别在处理人与人之间乃至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过程中,体现出两个向度:一个是指向和谐的向度,一个是指向对立的向度。今天我们要建设先进的文化,不能再走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向度,而必须走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向度。也就是说,在世界各种文化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和谐”思想已经成为当前人类先进文化的基本内核。

在谈到“和谐”思想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中国文化中独特的辩证法思想。与西方文化所侧重强调的矛盾的对立斗争不同,中国的古代辩证法更强调矛盾的两种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转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出现的“阴阳学说”,其实是以抽象的关系为思维出发点的学说。它既讲“阴”与“阳”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更强调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也就是说,对立的双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条件下,一种文化要素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好和坏、对与错、善与恶、进步与反动,在不同的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刘建军 2021)^①。就西方罗马帝国晚期出现的“禁欲主义”信条而言,假如不讲条件,就很难说“禁欲主义”这个观念是好是坏,是落后反动的,还是积极与进步的。但具体条件一出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晚期蛮族入侵,帝国处在风雨飘摇的情况下,生活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些富家子弟,因为对罗马淫靡腐化的社会风气极为不满,要唤醒当时统治者和国民的危机意识,提出了“禁欲主义”主张,并身体力行,去郊外作苦修士。这样,在帝国处于危机,而罗马统治者和很多罗马人仍然骄奢淫逸、放荡不羁条件下,主张“禁欲主义”就具有进步意义。但同样是这个“禁欲主义”概念或主张,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时代,当反对蒙昧主义,主张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成为社会发展主流趋势的时候,再提倡和鼓吹“禁欲主义”,就是落后和反动的了——这就是转化。

同样,“和谐”思想里还包含着“平等”“民主”和“相互依存”的辩证内蕴。要达到“和谐”,并不完全是谁战胜谁,谁支配谁,而是平等与民主价值的实践过程。在对立和冲突中,趋大同,存小异,不同的观点和主张相互弥补——“和而不同”就是这个道理。换言之,不同的文化主张之间要实现互补,就必须在“平等”和“民主”同一个基点上进行,亦即双方必须看到对方存在的价值并尊重对方的存在的作用。这里,要重点谈一下对当前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理解。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而言,自古至今,所形成的人类意义上的“共同体”大约有三种:一是“血缘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形式主要出现在原始社会的漫长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低下,使得当时“共同体”的构成主要是以一个祖先构成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这一共同体的形成。随着文明社会的到来,紧接着出现的是“信仰共同体”形式,有共同信仰的人组成了不同的信仰共同体。如佛教徒文化共同体、基督教文化共同体,伊斯兰教文化共同体等。此后,随着近代社会的出现,则形成了“价值(或制度)共同体”形式。例如,信奉资本主义价值(或制度)的共同体,也有遵从社会主义价值(或制度)的共同体。正是上述这三种共同体的依次构成和递次取代,维系了漫长时间里人类社会的群体构成和发展形态。但以往出现的这三大共同体形式,均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弊端,就是其间充斥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和斗争。例如,在血缘共同体时代,此血缘家族或部族与彼血缘家族或部族间就常常发生各种争斗。在不同的信仰共同体之间,由于信仰的不同,也总是发生着各种殊死斗争。至于在由不同的价值观所构成的不同的价值共同体之间,矛盾和斗争也是不仅难以调和,而且越演越烈——这在当下世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由此就带来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当科技发展和人类进步使得今天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联系越来越密切,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不同共同体之间固有的矛盾冲突不仅不能泯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并且随着越来越强大的科学技术能力的加持,这种激烈冲突将会造成对立双方都会毁灭的结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其内涵就是:既然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形式均不能解决彼此间的冲突问题,那么,经济、政治和文化紧密联系的不同共同体之间,就要寻找一种彼此间的平衡从而达到命运与共的效果。这就像不同价值的共同体(国家、民族或集团)站在一个天平的两端,共同的命运使二者彼此间必须相互成全,彼此依存,才能使得对立的双方搁置冲突,相互共存。否则,处在天平上的一方毁灭了,那么另一方也会掉下天平走向毁灭。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紧紧捆绑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就是强调人类命运与共,要双赢和共赢,而不要零和博弈,这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含义。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解决今天世界范围内冲突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本质上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和而不同”辩证法思想的现代继承和时代创新。

原则之二,当前主要任务和文化语境是建设中国的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规约。

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受制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规定。回顾历史,可以看出,19世纪末外国文学进入中国乃至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产生影响,并不是文学自身自然发展流变的结果,而是中国特定的“救亡图存”社会政治情境需求的产物。同时这一进程也与近百年来我国伟大复兴三步走的语境密切相关。时至今日,早期阶段以中国人民“站起来”为中心建设新文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第二个阶段的中国人民“富起来”文化建设任务也初步完成,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是完全不同于过去一百多年来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也就是说,今天以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社会发展语境,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语境以及急需建构新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语境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文化语境。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我们的文化建设一定要以“强起来”(即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作为主旨。所谓文化上“强起来”,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能够很好地为民族的强盛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二是能够向世界提供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话语,使我们的新文化成为引领世界文化前进的旗帜。

我们知道,外国文学作为已经在异域发生的过去存在,有它自身的客观性、时代所指和价值表达。因此,面对浩瀚无边的外国文学作品,我们翻译什么,如何翻译;介绍什么,如何介绍;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就具有很大的主观选择性和自我目的性。人们常常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在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也必须具备“发外国之幽情,主要是为了中国的现在”的自觉。以往我们之所以让外国文学的“六经注我”,目的是要了解外国的文学,引进我们古代文化中所缺少的现代性思想资源。那么,今天我们必须转换观念,去“我注六经”,让其能为我们今天的需要更好地服务。当然,外国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以及在文学上的地位等,也是选择它予以翻译、引进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选择哪些外国作品进行翻译研究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中国社会的需要和文学发展的需要。前些年,有国内学者对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颇有微词,认为它缺少对人性的深度发掘,在中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但批评者恰恰忽略了这部小说引入中国时正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双重任务叠加时期,因此它贴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既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时又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需要,反映了中国人民当时的思想文化需求。这也是它获得了当时人民大众广泛喜爱的原因。这就是说,外国文学“中国化”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社会生活与其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割断了这种联系,就很难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作用做出科学的解说。

这里有个反面例子也可以供我们参考。近些年来,有些欧美学者,抛开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实际,站在一个貌似所谓“公允”的立场,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行所谓“客观”的言说。其中代表者就是华裔美国学者夏志清。夏志清以一贯的西洋文学专家角度来看待和评价中国文学,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名为“史”,但却脱离开了当时文学赖以产生的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实际,抛开了主体观念与文本客体之间构成的历史语境,来大谈中国现代文学的成败得失。他站在欧美价值观的立场,用西方知识体系话语中的人性论观点与自由主义学说,亦即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眼光来评判中国现代作家抗战时期的作品。正是因为抛开了中国社会在特定阶段的历史发展语境,所以他在评价现代作家的时候,完全凭借他个人的主观好恶,或者说用所谓西方的“自由性”来对抗“暴力”或“共产主义”的主观偏见。这样一来,他根本不可能做出科学的有价值的结论。例如他曾说:“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为什么呢?他解释的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而“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陀两翁,他们留给我们的作品,都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托、陀两翁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对当时俄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危机都自有其见解,也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说教无误。但同时也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作者个人的见解和信仰,也可说超越了他们人道主义的精神”(夏志清 2014: 9)。但是,恰恰是夏志清忘记了文学创作和翻译与时代需要的密切关联,故意丢弃了当时中国作家的历史使命。

这里,就涉及了夏志清等欧美学者所谓“好的作品”必须是“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作者个人的见解和信仰,也可说超越了他们人道主义的精神”主张的背后,所体现出来的西方精英们的政治目的和把西方价值观看成是人类“普世价值”的企图了。我们知道,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西方部分知识分子试图要成为整个人类价值观念的“代言人”的目的十分明显。从思想文化领域来说,试图做人类代言人其实是欧美知识精英们自古以来就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自古希腊以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漫长岁月里,文学探讨和涉及的基本上都属于“人类”层面上的问题,例如人与神的关系、天堂与地狱、善与恶乃至有神与无神、堕落与拯救等,这些都不是具体的民族问题,也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内的问题。只有到了17世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文学的主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表现为:从过去抽象的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方式被置换成了从现代国家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了。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形成,开辟了各国的现代化之路,也真正开启了民族文学的发展之路。近代国家或民族的文学根本不同于早前文学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此时文学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家的”或“民族的”立场,而不再是那种抽象的“人类”的立场。二是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其实都变成了自己国家问题的表现者、反映者或解决者,个人的创作基本上受制于他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无论是歌颂的或反叛的均如此)。三是民族传统和形式得到高度的关注。民族风格、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不仅受到文学家、艺术家的重视,也得到国家的提倡。在这种现代文学观念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作家的创作受到了民族国家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制约。但时间仅仅过了二三百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20世纪欧美文学中又开始具有了新的“全球意识”。从经济活动来说,争夺全球市场和材料来源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也是殖民主义疯狂拓展的原因。与之相关的,就需要有全球化的文化体系与之相适应。纵观20世纪以来出现的欧美现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现代派和后现代主义作品,不得不说他们要认识和回答的不是哪一个国家独自遇到的问题,而是当今整个西方社会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如人的异化、世界的荒诞、人生痛苦等。这些问题都跨越了国家、民族、阶级、种族和文化之间的界限,成为西方世界当代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例如,艾略特是20世纪初出现的西方文学代表人物,他的长诗《荒原》就是关注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杰作。从《荒原》中可以看到,它并非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仅仅是讲英国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危机,也不是在说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方世界成为价值的荒原和道德的荒原。细读这部诗作,可以看出,他是在反思整个人类的历史,在讲整个人类“走错了路”的道理。在诗作中,艾略特认为人类社会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没有实行“人类法则”,而实行和遵从的是“荒原法则”(或曰“动物法则”)。正是因为选择了“荒原法则”或“动物法则”,所以人类从古到今的历史没有意义,在这个历史中活动的人也没有意义,他们只不过为争夺而争夺,为活着而活着(动物原则)。在诗作最后一章“雷霆的话”,其实就是在说人类要想得救,就必须打碎“荒原法则”去施行“人类法则”。由此可以看到,艾略特从人类历史的整体角度反思了人类今天面临的问题。卡夫卡的《城堡》也讲了一个非常富有哲理的道理,即自古至今人类永远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也可以说,“城堡”就是每个人都面临的、具体的,都想得到却永远也得不到的那个东西的符号。20世纪作家们这样描写,主要就是要反思现代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查找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更为有害的是,西方某些国家随着其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向全世界拓展和扩张,西方世界所遇到的问题又通过其文化和文学向外传播,即似乎所谓的荒诞问题、异化问题及其价值观的混乱的问题等这些西方社会所独有的现象,在他们的笔下又变成了全人类的问题,而他们解决问题的一些主张也被当成“普世价值”得到大肆宣扬和推广。虽然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很少有直接的、赤裸裸地鼓吹“殖民主义”“扩张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文辞和主张,甚至有些作家也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所谓的批判与否定,但是,隐含在其背后的仍然是西方价值观的表达。实事求是地讲,这样的反思对西方世界来说是十分深刻,也是有着很大启示意义的。但问题在于,这些本来是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却被这些西方作家看成是整个人类的特征了。试想,当20世纪初期中国人在寻求“站起来”并为之奋斗的时候,当其他被压迫、被殖民的民族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时候,他们的这种认识怎么可能为这些民族代言呢?说到底,他们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有反抗倾向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而已。这一点我们本应该有清醒认识,但问题在于我国有很多人把这些看法当成了20世纪全人类的普遍问题加以对待和解说,并以这类观点解说20世纪中国的社会问题,这又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在中国文坛的典型表现。

诚然,我们并不反对人类社会具有共有价值,所以提出了用“人类共有价值”来区别西方世界所主张的“普世价值”概念。“普世价值”的实质是西方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需求,带着高人一等的心态把自己的价值打扮成“普世性价值”的结果,因此,这一普世价值论本质上是价值等级论产物。一些大国甚至将此当成干涉、入侵与奴役其他国家的文化策略和思想工具。我国提出的“人类共有价值”则是建立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平等”基础上的,本意则是指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而且必须是在全人类文明中抽取出来并承认不同国家差异基础之上形成的,体现着世界每个国家与民族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宽容意义上的用语和概念。例如,对民主、自由、平等、和谐、富裕、幸福等这些概念内涵的解释,必须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的,应该是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乃至每种文化认同的东西,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只是借助这些概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换言之,只有将各种文化的共同性价值提炼出来并被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的价值,才是真正的“人类共有价值”。在现今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极度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下,我们要时刻警惕西方国家提出的“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因此,我们今天建立自主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就应该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中,抽取其共有的价的要素,并建立中国自己的“人类共有价值”学说。

原则之三,建设中国的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要确定好时代发展的坐标,并在前人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接续创新。

当前中国的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并不是简单地在旧知识体系基础上的建构,也不是另起炉灶,从头开始建设,而是在今天这一数智时代历史发展坐标点上开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新知识体系创新。我们知道,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知识体系,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类已经产生了两大不同的知识体系,即与农耕时代相适应的知识体系和工业时代的知识体系。今天,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数智时代,这就说明,在数智时代必须要有新的知识体系与之相适应。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文章在谈到今天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时候,采用的仍然是工业时代的思维观念以及认知方式,因此并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比如,以往在谈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人与物之间关系时,面对物的无限增长,人们常常用“异化”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人被物化,为物所役,人的主体性被物欲所取代,就是文学家们对工业时代晚期人与物关系的结论性说明。但在数智时代,这种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说明和阐释,就明显落伍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能再用工业时代的知识体系来说明今天的人与物关系了。因为今天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不仅不再是造成人异化的异己力量,而且成为人的“外挂器官”,或者说它已经成了人的身体、能力乃至智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在今天的知识语境下,人与机器(物)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异化关系,而是一种互谋关系或协作互补乃至相互促进的关系。再如,在原有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常常采用工业时代那种“线性”的“因果论”认知方式来说明事物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客观世界被描绘成一种简单的“必然性”联系。这种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来自工业时代,产生于牛顿力学,是建立在牛顿“粒子论”力学基础上的产物。但在今天的数智时代,“量子力学”正在取代牛顿力学成为思维认知的基础,知识体系更主要是建立在“粒波论”上的结果。而量子思维告诉我们,一个事物的出现可能是多种原因,也可以带来多种结局。同样,它不再是线性思维而是网状思维形态,事物间的联系不一定遵守“必然性”原则,而更多的是“偶然性”“不确定性”的结果。例如,在看待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起源问题上,工业知识体系下认知方式所做出的表述大约如下:13世纪末期,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意大利城市,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由于海上交通便利,促使了贸易发展,导致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蓬勃兴起以及最早城市市民阶层的出现。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新兴资产阶级要扩大材料来源地和广阔市场等要求的出现。这种要求和封建制度及其封建主阶级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冲突不可避免。新兴资产阶级要进行革命,首先要作舆论上的准备,由此导致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应该说,这种对文艺复兴起源的阐释,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思维认知方式上进行的。但若按照数智时代思维方式的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定或根本原因,但在根本规定或根本原因之上,还有一些直接规定或曰直接原因。在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文艺复兴运动起源的根本原因之外,还要看到欧洲文艺复兴起源的文化原因或具体原因。具体的文化原因大致可以用“一”“四”“三”来说明。“一”是说它继承了起源于古代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经过中世纪的发展并在基督教的文化氛围中定型,从而成为西方世界人们思维的主要模式。“四”是中世纪给文艺复兴运动留下了“四大馈赠”(包括近代城市和喜欢艺术的宫廷的出现,形成了新的文化趣味;中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建立为其培养了人才;在神学研究基础上出现了现代自然科学的萌芽;宗教内部的斗争促使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的增长)。“三”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又遇到了“三大机遇”(黑死病的发生导致人生态度的变化;拜占庭的覆灭给西欧带来了古希腊文化遗产;地理大发现促进了欧洲人世界视野的形成)。正是这多种文化要素“合力”作用导致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②。由此可见,从多种文化要素合理作用的角度来看待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毫无疑问是新的思维方式结果。因此,我们今天要建设的中国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其实就是在新思维基础上的再一次建构。

不仅如此,若从人类维系方式演变的角度来讲,今天的中国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必须是体现“人类共有价值维系”的产物。笔者曾经指出,西方世界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血缘维系”时代(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时期靠血缘将家族、氏族和部族维系在一起)、“信仰维系时代”(主要指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一段时期内通过神学信仰将不同的人们维系在一起)和“理性维系时代”(主要指近代社会以来人们依靠某种认为是真理性的理论学说所建立的制度将某些人众聚集在一起)三大维系阶段。而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尤其是世界各个国家和不同民族联系极其密切,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用人类共有价值来维系的时代(刘建军 2013)。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诸种社会维系方式的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导致知识体系的深刻变更。这也决定着今天我们的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必须在“人类共有价值维系”这样的时代基点上进行。唯其如此,我们的新知识体系,才能与今天的时代相匹配和相适应。

从继承和发展的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还必须在此前百多年来对外国文学引进、借鉴以及长期以来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必须看到,中国的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并不是从今日才开始的,而是从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第一天起就开启了这一进程。比如,中国引进外国文学就带有“救亡图存”和“为民族复兴服务”的强烈目的性,这也成为这一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起点。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让中国广大读者了解到外来文学中所包含的先进思想和进步学说。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就指出,在一些欧美作家,如莎士比亚、拜伦、尼采,尤其是俄罗斯作家等人的作品中,显现出了改造社会,抗击黑暗暴政的价值:“其煌煌居历史之首,而终匿形于卷末者,殆以此欤?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N. Gogol,即果戈理)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狭斯丕尔(W. Shakespeare,即莎士比亚),即加勒尔所赞扬崇拜者也。顾瞻人间,新声争起,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鲁迅 2005: 66-67)。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艰苦和动荡的社会条件下,更有一大批学者(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承担着“为人生”“为革命和正义事业”服务的使命,翻译引进和研究世界上的进步文学,并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的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郑振铎先生在1941年出版的《俄国文学史略》这部著作中,按着年代的发展流程和作品的分类,根据贡献的大小和思想艺术成就的高低,基本准确地评价了俄罗斯伟大作家的进步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外国文学学者们更自觉地承担起服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使命,初步建构了外国文学的翻译体系、研究体系、传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前辈们创编了中国的外国文学、西方文论与美学理论的教材体系与研究范式。尤其是以杨周翰、朱光潜等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编写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欧洲文学史》和《西方美学史》等教材,把中国的外国文学自主体系建设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大批教材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些教材中,创编者们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理解,结合中国崭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实际,进一步发展了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至于近年来我们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则形成了属于中国自己的自主知识体系范式。由此可见,以往的百多年来外国文学工作者们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我们在新的时期建设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资源。

原则之四,中国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必须具备弘扬正能量的实践性品质。

在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实践中,需要持续不断地弘扬正能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久不竭的精神动力,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新时代精神风貌的内涵。当前,我国正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势头已经势不可挡。人类的文学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文学和其他人类的文化知识以及文明成果一样,都是为了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服务的。文学在本质上是使用审美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和人生的奥秘,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处特征和深层规律,从而为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一特点,在中外文学中,不管是神话中人对神祇世界的向往,还是中古文学中对“上帝天国”“黄金时代”和“极乐世界”的渴望,甚至近代以来文学所主张的“理性王国”以及“美好制度”的建构,乃至今天人们对“自由幸福生活”的祈盼,都表现出了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与追求。至于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表现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之间的矛盾,乃至批判某种社会制度和思想束缚,并不是要肯定它们,而是要否定它们,以便使我们得到借鉴,使今天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好些。至于近几十年来外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大多数主人公,无论是精神昂扬的,还是情绪悲哀的;无论是处于“局内”的,还是处于“局外”的,都用自己的笔触或从正面,或从反面,反思着人类当前生存的现状,启发着读者的思考,激励着人们认清自己的现实处境,从而追求着人类更为理想的、更符合人类价值的生活。尤其是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伟大的民族振兴的进程之中,“撸起袖子加油干”“砥砺前行”需要正能量的加持,这也决定着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之中必须具有“正能量实践品质”的要素。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今天的欧美文化其实已经是一种“由盛转衰”的文化,而我们今天建设的则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继承优秀中外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处在“民族伟大复兴”上升时期的文化。这样的新文化本质上也是一种具有激励人类前进正能量的文化。

今天我们强调正能量的价值还在于,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人类的命运越来越深刻地捆绑在一起,全球化进程不断得到加强,致使文化交流或者说文明互鉴更加密切。文化交流或者说文明互鉴本是一件好事,因为不同的文化间都有着共同性的价值因子,它们可以凝聚成“人类共有的价值观”。但问题是文化交流和互鉴又总是发生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异质文化之间,换言之,正是不同文化间存在着的异质性才使得彼此间的交流互鉴成为可能。从而导致这种交流和互鉴总是处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这也就决定着我们不能把不同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过程看得过于理想和平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两种文化间的交流和互鉴常常伴随着严重的碰撞和冲突,可以说碰撞和冲突是交流与互鉴的伴生物。众所周知,世界上不同的文化现象,由于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和目的不同,它们中既有正能量的东西,也有负能量的东西。这就导致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是汲取其中所蕴藏的正能量的东西,还是热衷于追逐负能量的东西,就反映了我们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对这些负能量的东西,并不是不准许研究和认识;也不是要像以往那样,对外国文学只能引进研究革命的或进步的作品,而不能引进落后的或者反动的作品。而是要在充分研究、认识和把握外国文学作品和现象的时候,不被其中所蕴含的那些负能量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成为负能量的二传手。因此,当我们看待外国文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内蕴时,在看到其弊端和绝望特征并在引起我们警觉的同时,绝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也是如此,更不能不加深入分析地将当今西方文化的弊端机械地套用在中国身上。我们看到,总有学者写作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或著作,简单地运用西方的某些“荒诞”“颓废”“异化”“人是非人”等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类比,机械地把这样一些东西套用在我国的某些领域和现象中,变相地宣扬这样一种西方没落的心态和消极情绪。其实,这些现象和情绪,或者说负能量的东西,只不过是西方发达社会现实和人与人之间不正常关系的产物。加之西方现代文化是建立在当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基础上的文化,其科学性也让人怀疑。虽然这一文化目前还适应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但欧美世界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也让人们看到了这种文化的巨大弊端。这也决定着中国学者在对外国文学现象和作品重新解说时,不要一味跟着外国作家的认识跑,去品鉴西方人的自怨自艾,弘扬所谓人类的悲观绝望的情绪,而是要从这样的文学现象中,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弊端,从而以弘扬正能量的态度参与到今天国际上正义与非正义斗争的实践中。尤其是在现实中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贸易战、科技战、价值战等愈演愈烈的严峻情况下,我们中国新的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跳出以往那种纯文学的“象牙塔式的”研究弊端,使其具有“认识生活”“介入现实”的实践精神品格。

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需要认识上的改变。以往我们的文艺学教科书中,在谈到文学本质的时候,总是强调“文学是生活反映”以及“审美的功能”。其实,任何“意识形态体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也就是说,社会生活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不过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宗教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们,都在用自己的知识体系认识和预测这个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为此,我们必须把文学看成是与其他学科一样,也是一种用独特的形象和情感审美方式认识和预测这一客观存在的独有方式。这种功能诚如其他学科是一样的。但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因为只强调文学对过往世界的解释功能和所谓的教育人和塑造人的审美功能,而忽略了其认识功能和预测功能。以今天的美国文学研究为例,假如从“认识”和“预测”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很多外国文学作品不仅能够回答当下的国际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同时也会为我们今后与这些国家打交道提供有益的启示。例如,当下美国政治精英们正在歇斯底里地持续对中国进行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和价值观战,“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似乎已经走火入魔。于是人们会问:美国一些精英们为什么会如此丧心病狂?为什么一些明显的反智主义的行为都做得出来?其民族性格和文化逻辑在这些反常的做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美国的很多文学作品,其实就包含着上述问题更为真实的答案。例如,通过对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的研究,就会发现,主人公老人桑提亚哥其实就是美国社会的精英们代表,在他身上体现出了美国精英们身上那种出自北欧抢掠文化基因和基督新教“命定论”融合而形成的典型的保守固执、自以为是,乃至不能与时益进的性格特征。再如,美国建国以来的二百多年里,为什么总是在侵略他人和进行对外战争?那么,对这样一个好战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其民族的思维特点和性格特征并与其打交道?这又是我们站在中国立场提出的一个中国式问题。我们要看到,美国的一部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认识美国民族文化特性的鲜活教材。作为一个以武力“殖民”和“抢掠开拓”方式起家的国家,从美国文学发展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开拓和殖民”(简称“拓殖”)就是美国文化内核,也是其“自由精神”的本质要素。这一文化内核的形成,一是来自对北美印第安人土地的抢掠建国实践;二是来自对欧洲大陆凯尔特人抢掠文化基因的继承;三是建国伊始就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鼓励了其抢掠资源和拓展市场的特性。加上又在意识形态领域信奉所谓基督新教教义等,构成了美国特有的带有暴力殖民和强力开拓属性的文化精神。而这种“拓殖”精神,依次经过了早期对“土地”的拓殖和19世纪初期开始的对“道德”领域的拓殖,发展到今天对其价值观的向外拓殖。可以说,美国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时刻向外“拓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样的问题的提出,不仅为我国今后和美国这个国家打交道提供了清晰的知识坐标,同时也使我们对美国文学的研究,不再像以往那样只偏重解释已经发生的事件,而是成为自觉认识世界和推动人们认识未来复杂国际关系的利器,从而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文学智慧。

综上所述,以上四个基本原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唯其如此,这样的体系才能符合中国走向“强起来”历史文化发展的要求。

① 此问题详见刘建军(2021)。

② 此问题详见刘建军(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