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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1
    任汝静, 殷鹏, 王志会, 齐金蕾, 汤然, 王金涛, 黄强, 李建平, 谢心怡, 胡勇博, 崔诗爽, 余小萍, 朱圆, 刘馨雅, 朱怡康, 林绍慧, 王怡然, 黄延焱, 胡以松, 王学锋, 王鸿利, 褚敬申, 王颖, 李春波, 周脉耕, 王刚, 代表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编写组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21, 20 (04): 317-337.   DOI: 10.16150/j.1671-2870.2021.04.001
    摘要8365)   HTML461)    PDF (3337KB)(7915)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与成功老龄化对应的老年性疾病对国民的影响日益突出,其中阿尔茨海默病(Aizheimer's disease,AD)及相关认知障碍尤为突出和显著。目前,中国AD发病率、患病率及死亡率仍持续增高,AD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第5位,给居民和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日渐加重。为响应“健康中国行动”,促进由疾病治疗向健康维护转变,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等单位专家联合编撰了本报告。本报告动态跟踪报道我国的AD流行趋势,综合评价我国的AD疾病经济负担,全面揭示我国的AD诊疗现状以及现有的相关公共卫生资源,旨在为AD的防治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为政府制定相关卫生政策提供专业支持依据,为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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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T1期浸润性肺腺癌不同病理亚型的临床特征及其预后分析
    杜海磊, 车嘉铭, 朱良纲, 李鹤成, 杭钧彪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18, 17 (01): 82-86.   DOI: 10.16150/j.1671-2870.2018.01.015
    摘要1535)      PDF (888KB)(231)   
    目的:研究T1期浸润性肺腺癌5种常见病理亚型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其对预后的影响,为肺腺癌临床监测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纳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间行肺癌手术,且术后经病理检查证实为浸润性肺腺癌、肿瘤直径≤3 cm的患者,分别选取贴壁状为主型、腺泡为主型、乳头状为主型、微乳头状为主型、实性为主型各24例,5组共计120例。对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水平、肿瘤分化程度、病理亚型等进行回顾性分析,应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差异;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判定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5组不同病理亚型肺腺癌患者的年龄、性别、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水平、肿瘤细胞分化程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5组间的胸膜浸润、有无淋巴结转移、术后TNM分期及术后有无复发进展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种肺腺癌亚型中,微乳头状为主型的淋巴结转移率(62.5%)和术后复发转移率(41.6%)最高。进一步行生存率分析显示,贴壁状为主型患者的预后最好,5年生存率为96.0%,微乳头状为主型患者预后最差,5年生存率为66.7%,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理亚型、淋巴结转移情况、术后TNM分期是影响T1期浸润性肺腺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且病理亚型、淋巴结转移情况还是影响其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OR均>1)。结论:T1期浸润性肺腺癌患者的预后与其病理亚型有关,而其中微乳头状为主亚型患者有着较高的淋巴转移率和更差的预后,对于该亚型的T1期浸润性肺腺癌患者,在术后可能需采取更积极的治疗和严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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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黏液性腺癌的临床及CT表现和病理特点
    宗晓福, 仇玉平, 张文娟, 俞同福,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15, 14 (04): 353-356.   DOI: 10.16150/j.1671-2870.a0737
    摘要1478)     
    目的 :研究肺黏液性腺癌患者的临床表现及CT和病理学特征,以进一步提高医师对肺黏液性腺癌的认识。方法:收集43例经病理学证实的肺黏液性腺癌患者的临床及CT影像资料,回顾性分析其病灶分布的范围、大小、部位及其CT影像特征,并对其诊断要点进行评价。结果:43例肺黏液性腺癌患者中,31例出现咳嗽,15例咳痰,6例痰液为大量泡沫样,6例痰中带血,5例有低热,2例出现胸痛。CT检查显示,31例患者的病灶呈两肺多发性分布,9例为叶性分布,3例为节段性分布。所有患者均存在实变,34例分布于外周,15例伴有不规则小结节,38例存在空气支气管征,25例的支气管有轻度僵硬、狭窄,11例叶间裂向外突出,18例实变影分布不均匀,13例可见不规则小囊腔,17例实变周围或远侧有磨玻璃样影,7例CT显示血管征。结论:肺黏液性腺癌患者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CT图像上可表现为典型的外周分布,可见空气支气管征、不规则小结节、叶间裂外突、多发小囊腔样改变等,但这些特征与细菌性肺炎间很难区分。对抗菌药物反应不好的肺炎患者,应警惕肺黏液性腺癌可能,需及时进行肺活检以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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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株核酸检测循环阈值与感染患者转阴周期的相关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丁宁, 陈诗恺, 孟俊, 戴菁, 金佩佩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22, 21 (02): 169-173.   DOI: 10.16150/j.1671-2870.2022.02.013
    摘要1286)   HTML36)    PDF (535KB)(197)   

    目的:探讨入院首次新型冠状病毒(新冠)奥秘克戎株(Omicron)核酸检测ORF1ab基因、N基因的循环阈值(cycle threshold,Ct)与新冠感染患者转阴周期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2年3月到4月期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部院区收治的5 212例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依据患者既往史及入院后相关指标检验,将其分为无基础疾病组(2 746例)及合并基础疾病组(2 466例)。检测所有研究对象ORF1ab基因和N基因的Ct值,分析入院首次检测不同Ct值下无基础疾病组与合并基础疾病组的ORF1ab基因、N基因的转阴周期之间的差异。采用Pearson线性相关性分析,评估ORF1ab基因、N基因检测的Ct值与转阴周期的相关性,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转阴周期的影响因素。结果:新冠患者ORF1ab基因、N基因的Ct值与转阴周期均呈负相关(rORF1ab= -0.462 2,P<0.01;rN=-0.542 8,P<0.01)。Ct值≤20和20<Ct值≤30的情况下,合并基础疾病组的转阴周期均明显长于无基础疾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ORF1ab基因的Ct值每升高一个循环次数,转阴周期缩短0.21 d,N基因的Ct值每升高一个循环次数,转阴周期缩短0.26 d;年龄合并基础疾病为危险因素。结论:入院首次检测的新冠奥密克戎株ORF1ab基因、N基因的Ct值与新冠患者转阴周期有关,年龄、基础疾病为转阴周期长的危险因子,该值可作为新冠患者转阴周期的预测因子,可今后指导新冠患者减少核酸检测频次及评估疾病进程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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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润前病变的CT值变化在鉴别肺纯磨玻璃结节性质的价值探讨
    肖辅国, 潘自来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19, 18 (05): 521-525.   DOI: 10.16150/j.1671-2870.2019.05.007
    摘要1281)   HTML1)    PDF (770KB)(78)   

    目的:探讨CT值增加百分比、CT值及CT值增加量鉴别肺内纯磨玻璃结节病理性质的价值。方法:收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及仁济医院2012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经病理诊断为浸润前病变的纯磨玻璃结节59例共63个结节,病理分类为非典型腺瘤样增生(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AAH)、原位腺癌(adenocarcinoma in situ, AIS),其最大径≤1.5 cm,其中AAH 18例,AIS 45例,测定纯磨玻璃结节的CT值增加百分比、CT值、CT值增加量及肺CT值,其中CT值增加百分比指结节CT值相对于肺CT值的增加百分比,CT值增加量指结节CT值相对于肺CT值的增加量。采用t检验、二元回归分析及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以上指标鉴别AAH及AIS的能力。结果:当纯磨玻璃结节以CT值增加百分比为25%、CT值为-615 HU及以CT值增加量为223 HU为临界值时,有助于鉴别AAH与AIS(均P<0.05),当小于界值时诊断AAH的灵敏度分别为78%和76%、100%,特异度分别为62%、77%和71%,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3、0.86、0.80。结论:CT值增加百分比、CT值及CT值增加量有助于AAH及AIS的鉴别,可以指导临床随访,避免随访、手术及其他治疗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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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淋巴瘤亚型分布:国内多中心性病例10002例分析
    李小秋, 李甘地, 高子芬, 周小鸽, 朱雄增,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12, 11 (02): 111-115.   DOI: 10.16150/j.1671-2870.a1253
    摘要1185)     
    目的:采用国内多中心性合作,回顾性分析10 002例淋巴瘤病例的临床和病理资料,以探讨我国淋巴瘤流行病学特点。方法: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研究,选择来自24家有代表性的医学机构的10 002例淋巴瘤病例,复习其病理切片和临床资料,并作总结分析。结果:10 002例淋巴瘤患者中,男性6188例,女性3814例,男女比为1.6∶1;中位年龄54岁;活检标本取自结外部位相较淋巴结活检略为多见,结内与结外病变比例为1∶1.2。我国人群最常见的淋巴瘤类型是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非特指性)(占所有淋巴瘤的33.27%),滤泡性淋巴瘤较西方人群相对少见,而T细胞及NK细胞淋巴瘤在我国人群相对多见(占所有淋巴瘤的21.38%),霍奇金淋巴瘤占所有淋巴瘤的构成比为8.54%,且最常见的亚型为混合细胞型和结节硬化型。结论:我国淋巴瘤亚型分布有其独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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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髓样癌细针穿刺被误诊为甲状腺乳头状癌1例报道
    王荟, 刘坤, 陈佳, 房振, 高扬, 吴丽莉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18, 17 (03): 337-340.   DOI: 10.16150/j.1671-2870.2018.03.021
    摘要1120)      PDF (928KB)(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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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乳腺专用MRI诊断为BI-RADS 4类病灶良恶性比例及“误诊”原因分析
    孙琨, 陈克敏, 柴维敏, 严福华,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13, 12 (06): 622-627.   DOI: 10.16150/j.1671-2870.a0395
    摘要1086)     
    目的:探讨经乳腺专用磁共振成像(DBMRI)诊断为BI-RADS 4类病灶中的良恶性比例,并分析其误诊原因。方法:收集我院经DBMRI诊断为BI-RADS 4类的781例患者的资料,参照美国放射学BI-RADS分类标准,结合我院临床经验,认为形态学及血流动力学两项指标,一项表现为非良性,则将病灶归为BI-RADS 4类。以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分析诊断为BI-RADS 4类病灶中的良恶性比例及"误诊"原因。结果:DBMRI诊断的781例患者的781个BI-RADS 4类病灶(BI-RADS 4A类301个,BI-RADS 4B类226个,BI-RADS 4C类254个),病理结果均提示异常,检测灵敏度达100%。其中,病理证实为良性的病灶共457个,恶性病灶共324个。DBMRI考虑为良性(BI-RADS 4A类),而病理结果为恶性的病灶(27个)主要为浸润性导管癌(37.04%)和导管原位癌(33.33%);DBMRI考虑为恶性(BI-RADS 4B、4C类),而病理结果为良性的病灶(457个)主要为纤维腺瘤(32.24%)、乳腺腺病(27.87%)及导管内乳头状瘤(25.68%)。结论:DBMRI因其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及高对比度,能为临床BI-RADS 4类亚分类病灶的不同处理提供依据。然而DBMRI仍存在其局限性,对于非肿块样病灶性质的判定仍较困难。建议非肿块样强化病灶,一定要结合乳腺X线及超声检查,提高其诊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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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输血的抗体筛查试验
    兰炯采, 夏荣,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15, 14 (06): 499-501.   DOI: 10.16150/j.1671-2870.a0695
    摘要1027)     
    抗体筛查试验(以下简称抗筛)临床常用于检测样本中是否含有针对红细胞血型抗原的不规则抗体,而不规则抗体的存在是导致临床发生溶血性输血反应的主要原因之一。红细胞血型抗体的分类红细胞血型抗体按其产生的原因可分三类,即天然抗体、免疫性抗体和自身抗体;而按其出现的规律也可分为规则抗体、不规则抗体和特殊类型抗体三类。一、规则抗体规则抗体一般指ABO血型系统的抗体,这类抗体按一定规律出现,如血型为A型的人群存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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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妊娠妇女血栓弹力图参考范围的建立
    龚波, 章莉, 戴云, 胡荷宇, 李海川, 侯雅萍, 何虹,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12, 11 (05): 490-493.   DOI: 10.16150/j.1671-2870.a0579
    摘要947)     
    目的:利用血栓弹力图(thrombelastography,TEG)评价正常妊娠妇女在妊娠不同时期凝血功能的状态,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对正常未孕妇女72例,正常妊娠妇女231例,包括早孕65例,中孕68例,晚孕98例,进行TEG检测;另对正常未孕及各孕期正常妊娠妇女各100例,进行传统凝血功能检测。结果:妊娠期妇女较未孕组反应时间(R值)、凝血时间(K值)显著降低(P<0.01),α角、最大振幅(MA值)、凝血综合指数(CI值)显著升高(P<0.01)。中孕组及晚孕组R值较未孕及早孕组显著缩短(P<0.01),MA值显著增加(P<0.01);K值随孕周增加而显著降低(P<0.01)而α角则显著升高(P<0.01),各孕期均有显著差异。中孕期起,CI值随孕周增大而显著升高(P<0.01)。不同孕期孕妇较未孕组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及血小板(PLT)计数间亦有不同变化。孕晚期R值及MA值分别与APTT及FIB呈正相关;K值、α角及MA值与PLT间均有显著相关性。结论:妊娠妇女各孕期凝血状态有所不同,TEG可反映妊娠期妇女存在明显的凝血活性增强状态,可作为动态监测孕产妇凝血状态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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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炮音、大炮波及其临床意义
    吕卓人, 薛小临, 黄若文,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06, 5 (03): 207-210.   DOI: 10.16150/j.1671-2870.a1072
    摘要934)     
    在诊断学(本科)第2~5版教材中提到“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时,心房与心室的搏动各不相关,形成了房室分离现象,各自保持自己节律,当心房与心室偶尔同时收缩时,即心房和心室同时发生,则第一心音极响亮,通常形象地称其为‘大炮音’”。江西九江医学院的朱汉熙老师对此提出质疑,提出“心房与心室同时收缩是不可能产生‘大炮音(cannonsound)’的”,并认为:“上述教材中关于‘大炮音’产生机制的错误实有必要予以更正,再也不能沿用这种错误观点,再也不能以讹传讹了。”也有专家指出:“对心音的描述无大炮音之说,对增强的(第一)心音仅有‘拍击’性的描述”,并提出:“诊断学教材将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时颈静脉的大炮波(cannonwave)移至心音听诊时描述的大炮音并不正确”。教材是严肃的,学术观点必须严谨,《诊断学》教材中已延续20多年的观点正确与否的争论应予认真对待。为此,本刊特设立此论坛,发表吕卓人、钱贻简、陆再英等老师的观点,并同时列举相关参考文献,供读者参考。希望本论坛能为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氛围的形成起到良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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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F V600E(VE1)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蔡蓉, 闵学文, 陈美蓉, 沈娅婷, 石群立, 周晓蝶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18, 17 (05): 552-556.   DOI: 10.16150/j.1671-2870.2018.05.013
    摘要913)      PDF (761KB)(61)   
    目的:分析BRAF V600E、CK19及Galectin-3抗体在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TC)中的表达情况,并结合PTC的临床病理特征,探讨BRAF V600E抗体的诊断价值。方法:对80例PT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进行分析,并以31例结节性甲状腺肿、13例桥本甲状腺炎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BRAF V600E、CK19、Galectin-3 3种抗体在PTC组与对照组间的表达差异,并分析BRAF V600E抗体与PTC临床病理特征间的相关性。结果:PTC患者甲状腺被膜侵犯情况与淋巴结转移率有关(P<0.05)。80例PTC患者病理组织中的BRAF V600E、CK19及Galectin-3抗体阳性率分别为62.50%、98.75%、95.00%,联合运用CK19及Galectin-3,其诊断灵敏度达95.00%;BRAF V600抗体的诊断特异度为100%,分别与CK19、Galectin-3联合运用,可提高诊断特异度。BRAF V600E抗体表达与PTC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直径、甲状腺被膜侵犯与否、淋巴结转移、组织学亚型等临床病理参数间均无统计学相关性(P>0.05)。结论:联合运用BRAF V600E、CK19、Galectin-3抗体有助于PTC的病理诊断,BRAF V600E抗体可起到对BRAF V600E基因突变的初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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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吸气后憋气15秒快速采集对肺部结节PET-CT显像的影响
    江旭峰, 王成, 李彪, 张一帆, 朱承谟,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10, 9 (05): 495-497.   DOI: 10.16150/j.1671-2870.a1511
    摘要912)     
    目的:比较深吸气后憋气15s和自然呼吸条件下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显像检查对肺部结节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max)的影响。方法:26例行全身PET-CT检查发现肺部结节的患者,在全身检查结束后立即进行深吸气后憋气15s肺部PET-CT显像,要求患者在CT采集中深吸气后憋气10s,而在PET采集中深吸气后憋气15s,测定肺部结节在2次PET-CT检查中的SUVmax值,然后计算两者之间的变化。结果:深吸气后憋气15s使肺结节病灶SUVmax比自然呼吸下采集升高27.1%;深呼吸憋气15s使肺结节SUVmax的升高与结节大小有关,结节越小,SUVmax升高明显。结论:深吸气后憋气15s快速采集可以使肺结节SUVmax测定更精确,尤其是小结节更容易受呼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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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转录中介因子1-γ抗体是成人皮肌炎合并恶性肿瘤的血清学标志物
    夏群力, 刁立诚, 吴海曦, 薛珂, 吴丹, 杜联军, 郑捷, 曹华, 黎皓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20, 19 (03): 274-278.   DOI: 10.16150/j.1671-2870.2020.03.013
    摘要884)   HTML2)    PDF (446KB)(68)   

    目的: 研究血清抗转录中介因子1-γ(transcriptional intermediary factor 1-γ, TIF1-γ)抗体在诊断皮肌炎(dermatomyositis, DM)和临床无肌病性皮肌炎(clinically amyopathic dermatomyositis, CADM)合并恶性肿瘤中的价值。方法: 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间,收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皮肤科病房收治的223例DM和CADM患者[包括209例成人DM(107例)和CADM(102例),5例青少年DM(juvenile DM, JDM)和9例青少年JCADM(juvenile CADM, JCADM)]的临床资料。成人DM和成人CADM分别被分为恶性肿瘤组和无肿瘤组。初诊时血清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患者血清抗TIF1-γ抗体,分别比较成人DM和成人CADM患者中恶性肿瘤与无肿瘤患者之间抗TIF1-γ抗体的阳性率,进一步比较抗TIF1-γ抗体阳性与抗体阴性患者之间恶性肿瘤的发生率。结果: ①成人DM和CADM中恶性肿瘤共42例(20.1%),占前3位的分别是鼻咽癌、乳腺癌和肺癌。JDM和JCADM患者中无一例发生恶性肿瘤。②成人DM和CADM中有74例(74/209,35.4%)血清抗TIF1-γ抗体阳性,其中DM患者抗TIF1-γ抗体阳性率33.6%(36/107),CADM患者抗TIF1-γ抗体阳性率37.3%(38/102)。5例JDM患者中,无一例抗TIF1-γ抗体阳性;9例JCADM患者中,3例抗TIF1-γ抗体阳性。③成人DM中,恶性肿瘤患者的抗TIF1-γ抗体阳性率显著高于无肿瘤患者[26/35(74.3%)比10/72(13.9%), P<0.000 1];抗TIF1-γ抗体阳性患者恶性肿瘤的发生率显著高于阴性患者[26/36 (72.2%)比9/71 (12.7%), P<0.000 1]。成人CADM中,恶性肿瘤患者与无肿瘤患者之间抗TIF1-γ抗体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7比34/95(35.8%), P=0.420];抗TIF1-γ抗体阳性与抗体阴性患者之间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38(10.5%)比3/64(4.7%), P=0.420]。结论: 抗TIF1-γ抗体阳性与成人DM患者恶性肿瘤的发生相关,而与成人CADM患者恶性肿瘤发生无关。抗TIF1-γ抗体可能是成人DM合并恶性肿瘤的血清标志物,对于抗TIF1-γ抗体阳性的成人DM患者需要加强恶性肿瘤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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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何燕玲,张明园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04, 3 (02): 29-33.   DOI: 10.16150/j.1671-2870.a2045
    摘要847)     
    目的:评价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LSAS)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及其在中国社交焦虑(SAD)患者中的使用。方法:本研究采取多中心合作。实际完成754例,其中病例组(SAD组)167例,普通人组587名。评定工具有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Hamilton焦虑量表(HAMA)、临床总体印象(CGI)中的严重度指数(SI)和总体改善指数(GI)。病例组于治疗前后作3次评定,LSAS同时作他评和自评。普通人组作1次LSAS他评,其中1/3同时作自评。结果:①各项目与总分有很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在0.32~0.97,各分量表的α系数>0.9。②间隔1周和8周后的重测信度良好(P0.89,但病例组自评平均得分高于他评,两者差异有显著性。⑦以LSAS总分≥38分为分界值,其诊断SAD的灵敏度为83.0%(自评85.5%);特异度为81.3%。结论:LSAS适合于中国人群。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可以用作自评。以38分为界诊断SAD,有较满意的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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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包裹性乳头状癌的临床和病理特征分析
    王顺利, 邓双双, 高慧, 肖天羽, 高金莉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19, 18 (1): 89-92.   DOI: 10.16150/j.1671-2870.2019.01.018
    摘要789)   HTML0)    PDF (894KB)(76)   
    目的 探讨乳腺包裹性乳头状癌(encapsulated papillary carcinoma,EPC)的临床病理特征和免疫表型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31例EPC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结果及组织病理学、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组化)染色的特征[(包括P63、CK5/6、钙调蛋白(Calponin)、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 ER)、孕激素受体(progestogen receptor, P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Ki-67)]。结果 31例EPC患者均为女性,发病年龄为34~83岁,平均年龄为63岁,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为乳腺肿块和乳头溢液,肿瘤的最大径为0.8~6.5 cm(平均为3 cm)。光学显微镜低倍镜下,肿瘤多为单发扩张的囊腔,可见明显的纤维性厚包膜,包裹的结节由纤维血管细乳头构成,乳头表面衬覆核呈低至中级别的单一型肿瘤性上皮细胞,细胞通常排列成实性或筛状。免疫组化染色示,肿瘤细胞呈ER、PR弥漫阳性, Ki-67阳性指数低于<10%,HER2及P63、CK5/6、Calponin等肌上皮标志的表达均为阴性。随访病例均无局部复发、远处转移和死亡。结论 EPC好发于老年妇女,患者预后良好,肿瘤细胞呈实性或筛状的乳头状排列,且有厚纤维包膜的病理组织形态,免疫组化检测呈ER、PR弥漫阳性,P63、CK5/6和Calponin等肌上皮标志阴性,根据这些特征可进行EPC的病理诊断,并为临床确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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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标记物D2-40在病理诊断中的应用和意义
    张梅娟, 张丽华,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07, 6 (03): 277-280.   DOI: 10.16150/j.1671-2870.a2358
    摘要779)     
    D2-40是新近发现的一种淋巴管内皮细胞特异性标记物,其能特异性标记淋巴管,而不标记血管,因此在鉴别脉管性肿瘤的起源及判断肿瘤转移途径等方面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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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共振关节软骨成像的不同序列信号比较
    陆勇, 丁晓毅, 宋卫峰, 杜联军, 颜凌, 江浩, 刘建军, 陈克敏,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07, 6 (03): 232-235.   DOI: 10.16150/j.1671-2870.a2346
    摘要775)     
    目的:通过比较软骨信号噪声比(SNR)和对比度噪声比(CNR),分析临床常用的磁共振(MR)序列显示关节软骨的能力与限度。方法:选取12例成人离体膝关节标本行软骨磁共振成像(MRI)。应用的MR序列包括:①自旋回波T1加权序列(SE T1W);②快速自旋回波T2加权序列(FSE T2W);③短T1翻转恢复序列(STIR);④脂肪抑制质子密度序列(FS-PD);⑤三维脂肪抑制扰相梯度回波序列(3D-FS-SPGR);⑥重度T2加权梯度回波序列(T2*W GRE)。在股骨髁间凹中央层面上分别测量股骨髁软骨、股骨干骺端骨髓、小腿腓肠肌和背景噪声信号强度(SI),计算软骨SNR和软骨-关节液、软骨-骨髓、软骨-肌肉CNR。结果:3D-FS-SPGR和FS-PD序列软骨SNR最高(P<0.001)。结论:在目前临床应用的序列中,3D-FS-SPGR和FS-PD序列是进行软骨MRI的理想序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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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的CT征象分析
    曹琪琪, 秦乐, 周慧娟, 杨之涛, 苏文婷, 杨文洁, 程增辉, 陆勇, 严福华, 潘自来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20, 19 (1): 16-19.   DOI: 10.16150/j.1671-2870.2020.01.005
    摘要767)   HTML6)    PDF (655KB)(73)   

    目的:观察分析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肺炎(新冠肺炎)患者的CT表现,探讨CT在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和瑞金北院发热门诊就诊者,患者依据实时荧光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检测核酸结果阳性而确诊,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首次实验室检查和CT图像。结果: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病例共有12例,发病1周内CT检查结果显示,所有患者均有肺部浸润,累及多个肺叶和肺段。12例患者的病灶CT征像均表现为磨玻璃影(ground glass opacity,GGO),外周带多见,其中8例出现 GGO合并片状实变;10例患者的病灶内伴有局灶性网格影;9例病灶内出现空气支气管征;未见纵隔淋巴结肿大和胸腔积液。结论:新冠肺炎患者发病1周内,CT图像上多表现为多灶性、斑片状、外周分布为主、两肺下叶多见的GGO。疫情爆发期间,如果在CT影像上发现GGO多于实变时,应高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T检查结果对早期治疗和及时隔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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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抗原抗体联合检测试剂在高危人群筛查中的应用
    郑晓虹, 张玮, 陈安琪, 薛以乐, 盖晶, 宁镇,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08, 7 (02): 168-171.   DOI: 10.16150/j.1671-2870.a2252
    摘要760)     
    目的:应用第四代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抗原抗体联合检测试剂,对静脉吸毒及性乱人群、同性恋人群和临床可疑HIV感染患者进行HIV筛查,以了解第四代试剂的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方法:分别用第三代和第四代HIV抗原抗体检测试剂,对静脉吸毒及性乱、同性恋、可疑HIV感染人群的样本进行检测,阳性反应样本用免疫印迹法(Westernblot,WB)进行确认;第三代试剂检测为阴性而第四代试剂呈阳性反应的标本,除进行WB确认试验外,再加作P24抗原检测和HIV-1RNA检测。结果:第三代和第四代试剂检测HIV感染的灵敏度均为100%,特异度则分别为97.99%和96.36%。但在早期感染样本中,第四代试剂的阳性反应较第三代试剂强;在检测静脉吸毒及性乱人群样本中,第四代试剂的特异度为99.37%,假阳性率为0.62%(95%可信区间为0.3%~1.2%);在检测同性恋人群样本中,第三代试剂和第四代试剂的特异度分别为99.03%和98.45%。在可疑HIV感染患者样本中,第三代和第四代试剂筛查呈阳性反应经WB确认的阳性符合率分别为92.86%和89.00%。结论:相对于第三代HIV检测试剂,第四代HIV抗原抗体联合检测试剂诊断HIV感染的灵敏度与之相同,而特异度则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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