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关于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在理论方面国外学者洛宾逊(Robinson)、卢卡斯(Lucas)、戈德思密斯(Goldsmith)、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熊彼特(Schumpeter)等都进行过探讨,虽然有分歧但基本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个发达的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例如谈儒勇利用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以1993-1998年为时间周期使用季度数据通过回归分析模型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1],周立和王子明利用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市场化比率指标以1978-2000年为时间周期使用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模型对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2],胥嘉国利用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以1978-1999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对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3],等等,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均为我国及区域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

本文以金融业增加值为基础指标,利用1995-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东部地区及其10个省市(即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金融业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从总量、结构、贡献等层面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及启示。虽然此前有杨慧芳和邱力生相类似的研究成果,而且得出了我国金融业增加值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区域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是东部高于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结论^[4], 但是该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经济区的研究,对省级层面涉及不多。本研究则更侧重于东部10个省市金融业发展状况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这对前面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金融业主要包括银行、股票、保险三个领域,此前大部分研究文献均采用商业银行存贷款余额作为金融业规模的替代指标,实有以偏概全之嫌,本研究采用金融业增加值作为金融业规模的指标则几乎涵盖了全部金融业领域,避免了上述不足。

此外,本文所使用的价值型指标(如GDP、第三产业、金融业及其他行业)均为增加值,其中1995-1998年的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1999-2013年的基础数据来源于相应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人均增加值指标涉及人口数据,其中1995-2008年的人口数据资料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3年的人口数据资料来源于相应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靖学青 东部金融业发展及其经济贡献研究二、 东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的总量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部地区金融业发展迅速,其增加值由1995年的1690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196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4.25%,高于全国13.8%的平均增长水平,也高于自身GDP的年均增长率(13.27%) ^[5],从1995年到2013年东部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在全国的占比由60.4%上升到65.5%,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见表1)。

但是,在东部地区内部,10个省市金融业发展速度差异较大,其中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等5省市增长较快,其年均增长率大于全国平均增长率,而河北、上海、福建、山东、海南等5省增长较慢,慢于全国平均增长率。金融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是浙江省,1995-2013年其增加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7%,发展速度最慢的是海南省,其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仅为9.4%,二者相差7-8个百分点。因此,导致1995-2013年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趋于上升,而其他5省则趋于下降(见表1)。

从绝对数值来看,东部10省市金融业规模差异比较明显,2013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5省市金融业增加值较大,均在2800亿元以上,山东省为2266亿元,而天津、河北、福建、海南4省市金融业增加值约在1200亿元及其以下,其中金融业增加值最大的广东省与最小的海南省相差25倍多。

从人均水平来看,2013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7省市人均金融业增加值较高,都高于全国2464元的人均水平,而河北、山东、海南3省人均金融业增加值较低,都低于全国的人均水平,其中人均金融业增加值最大的是北京和上海,分别达到13340元和11690元,最小的是河北和海南,分别仅约为1400元和1690元,最大者北京与最小者河北相差为9倍多,人均差距虽然明显小于绝对数值的差距,但差距仍然较大。

从金融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在1995-2013年的19年中,东部地区10省市人均金融业增加值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均在0.87以上(见表2),这说明二者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即在东部10省市的各个年份中,人均GDP较高的省市,其人均金融业增加值的数值也较高,反之亦反,金融业与经济增长呈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联动关系。

三、 东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的结构分析

从1995到2013年,整个东部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其GDP的比重大体上在4%到7%之间波动,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变动趋势,这个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金融业占GDP的比重1995-2005年在波动中下降的阶段(由5.7%下降到4.1%)和2005-2013年在波动中上升的阶段(由4.1%上升到6.8%)。东部内部10省市中,大部分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状况与整个东部地区一致,即从1995年到2013年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两阶段变化趋势,只有北京和上海经历了比较显著的上升、下降、再上升的三阶段变化过程(见图1)。

从1995到2013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总体上上升的地区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省、福建、广东等6个省市,而天津、河北、山东、海南4省市是下降的,其中北京市金融业比重上升幅度最大,由10.4%上升到14.5%,上升了约4个百分点,而金融业比重上升率最大的是浙江省,约上升了99%,金融业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海南省,由7.66%下降到4.82%,下降了约2.84个百分点,金融业比重下降率最大的是河北省,约下降了37.5%。在静态上,北京和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最大,2013年分别达到14.47%和13.07%,其次是天津和浙江分别为8.36%和7.89%,其他省份则相对较小,大体上分布在3%-6.5%之间。

四、 东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的经济贡献率分析

(一) 总体状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业对整个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6]的变化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96-2005年在波动中不断下降的阶段,2005-2013年在波动中大幅度上升的阶段。与全国相比较,除了2001年、2005年、2006年、2009年四个年度外,其他12个年份金融业对整个东部地区GDP贡献率的数值均处在全国的上方(见图2),再计算1996-2013年贡献率的平均值,东部地区为6.08%,而全国是4.86%,因此东部地区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要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东部10省市中,首先是金融业贡献率在年度之间的波动幅度比较大,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海南在这方面表现的更加突出,几个大的波峰值和波谷值大都分布在这几个省市中,其他5省波动幅度相对较小(见图3);其次,各省市金融业贡献率在动态走势上规律性不是很明朗,除了天津在波动中下降之外,其他省市大多表现为在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再次,总体上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在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表现最好,其金融业贡献率18年的平均值分别为16.4%、12.9%,远大于东部地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浙江省表现较好,其金融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平均为7.3%,也大于东部地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天津、江苏、广东等省市金融业贡献率18年的平均值分别为4.87%、5.07%、4.99%,小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仅略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其表现只能说是稍好,而在河北、福建、山东、海南则表现较差,其金融业贡献率的均值分别仅为2.56%、3.98%、3.50%、3.18%,不仅小于东部地区,也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 行业分析

1996-2013年,东部地区金融业对GDP贡献率的平均值为6.08%,这个数值不但小于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的相应指标(见表3),更远远小于工业,仅略高于第一产业和建筑业。因此,就行业比较而言,整个东部地区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东部内部各省市的情况差异比较大。北京市金融业对GDP贡献率最大,1996-2013年的均值达到16.4%,不但大于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也大于建筑业,更大于第一产业,仅比工业小一些,可见北京市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很好(见表3)。上海和浙江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也较好,其18年贡献率均值分别为12.9%和7.3%,均大于各自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第一产业,仅小于工业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其他省市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较小,其中河北、福建、山东、海南4省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在各行业中是最低的,江苏省仅高于第一产业,天津和广东也仅高于第一产业和建筑业。

五、 分析结论

对以上各种分析进行概括和总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部地区金融业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又反作用于经济,这在东部地区各省市间金融业与人均GDP的相关关系、地区金融贡献率差异上都可以得到充分体现。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率先启动、经济发展较早进入快车道的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水平的提升,而在获得更大金融支持后的东部经济又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发展,从而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部地区金融业发展较快,现已成为我国金融业的主要集聚地区,东部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与本地其他行业相比较经济贡献率则相对较小。

第三,在东部地区内部,10省市金融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差异。从绝对规模、人均规模、增长速度以及占GDP比重等多方面来考察,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6省市金融业发展水平较高,而河北、福建、山东、海南5省市金融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东部地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6个省市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高,而河北、福建、山东和海南4省金融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较低;但是,与本地其他行业相比较,除了北京、上海、浙江较高外,其他7省市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较低。

可见,东部地区虽然整体上金融业比较发达,但是其内部各省市金融业发展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平衡,实际上是差异较大,尤其是河北、福建、山东、海南4省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其他6省市,而且也低于本地其他各个行业。因此,河北省、福建省、山东省、海南省比其他地区更应加大金融业发展的力度和速度,以适应其经济增长的需求,否则金融业发展长期滞后,则可能对其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和不利影响。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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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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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第53-61页. [本文引用: 1]
[2]	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 -2000》,《金融研究》2002年第10期:第1-13页 . [本文引用: 1]
[3]	胥嘉国:《我国区域金融差距以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6年第6期:第2-26页. [本文引用: 1]
[4]	杨慧芳、邱力生:《中国区域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统计研究》2008年第7期: 第58-62页. [本文引用: 1]
[5]	为了削减价格因素的影响,这里的“年均增长率”采用公式[Ln(Pt)-Ln(P0)]/(n-1)计算,式中P0和Pt分别为期初和期末的金融业增加值,Ln为自然对数符号,n为从期初0到期末t的年份数. [本文引用: 1]
[6]	某年区域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方法是,区域上年金融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乘以该年金融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再除以区域该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