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理论经过了“作者、文本、读者、解构、文化、操纵、目的、女权、再创作”等阶段之后未再有新论问世,谢天振(2021)发出了“该转向哪里”的疑问,西方学者为此也是一筹莫展,似乎已是日落西下,江郎才尽。正如潘文国(2016:9)所言,“估计近段时间内西方译学界很难再提出令人眼睛一亮的新理论”。季羡林(2009:126)于1990年曾指出,几千年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还是三十年河西,什么时候三十年河东,我不敢确切说。这一定会来则是毫无疑问的。21世纪可能就是转折点。”钱冠连(2015)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喊出了“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口号,中国学者积极响应我国政府提出的“树立文化自信心,平视世界,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的国策,为世界文明贡献了我们的智慧。我国学者胡庚申(2008)创建了“生态翻译学”,吴志杰(2011)提出了“和合翻译学”,陈东成(2015)提出了“大易翻译学”,川外体认团队(王寅 2021,2024; 胡安江、彭红艳 2022;孔令翠 2023;李瑛、张正敏 2022;张凌、李星宇 2024)提出了“体认翻译学”,康志峰(2022, 2024b)在体认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中创建了“体认口译学”。杨枫(2021a, b;2022a,b;2025)近来又为中国译论添砖加瓦,提出了“知识翻译学”,将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知识”推向了理论的风口浪尖,认为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明工程和社会实践,强调了翻译的知识建构性和文化互鉴性。这一本土化译论唤起人们对翻译的新认识,强调翻译对建构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性,是各个学科知识积累和转化的必由之路。知识翻译学被认为是“翻译理论的又一转向”(潘琳玲、徐岚 2016;潘文国2023),堪称又一“学术史事件”(蓝红军 2022),潘文国(2023)还称之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突破”,“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打开了一扇新大门,在翻译学学科建设上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期望”。
1. “知识”一词太泛?
一种新理论的问世,总归要伴随着质疑和反对,这是学界的普遍规律,人们在不断质疑和答疑互动中,在“否定之否定”争辩中前行,逐步深思达至熟虑,从而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争论,才被学界所接受并写进了教科书。再如我国语言学界有学者在20世纪末基于国外认知语言学论述了像似性的主要内容、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引起国内学界不小的争议。后随着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现在学界大多接受了像似性理论。
自2001年杨枫提出“知识翻译学”以来,学界就有人提出质疑,哪门学科不是为了“知识建构”,不为“知识”做贡献呢?是否都可冠之以“知识X X学”。这就涉及术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本文尝试用逻辑学中的“属加种差定义法”来澄清。
质疑者认为“知识翻译学”中的“知识”二字过于宽泛,可放在任何一个学科前面,用它来构建一个翻译理论,似乎不合适。我们认为这里涉及如何用“属加种差”来理解“知识”的问题。从宏观角度来说,知识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每个学科都是知识。杨枫还对其做了“种差性”论述,主要研究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再传播过程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这就与其他门类知识的研究区分开来。
黑格尔(2019:36)曾指出,“熟知并非真知”。“知识”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伴随在我们的左右,不离不弃;早期群落之间的沟通就自然产生了翻译活动,它与生存和知识形影不离。因此知识对于人类来说,是生存之道,必由之路。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常识。国内外译界也常涉及“语言知识、文化知识、专业知识、百科知识”等一类的字眼,它们都是作为普通名词出现的,还不是一个专门术语(陈大亮 2022)。我们还常说翻译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识”,这也在说明“知识”在传统译论那里一直处于第二位,仅是一个隐行者,并没有将其视为本体性的研究对象。而杨枫认为翻译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从而将习以为常的“知识”概念从译界的后台导向了前台,变传统译界所重视的“语言转换”为“知识传播”,使得知识成为翻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安放译界天地的基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向,据此便可重新定义翻译、确定性质、审视价值,建构学科,为全世界范围的翻译研究送来了一股春风。这一本土化的翻译新观确实独具慧眼,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为国际翻译研究和教学贡献了中国学者的智慧。
人类的认识具有“非对称性”,可用翻译来调剂和弥补,实现跨语言知识的转移,最终实现知识的平衡性。比如,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过分重视文科研究,以儒教、政论、八股等为中心的科举考试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严重制约了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思考与探索。幸得清末民初一批知识分子有机会向外看世界,引进和翻译了许多西方技术,使得我国的教育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国人的知识结构也逐步趋向平衡,自然科学越来越得到重视。曾几何时,“科学”一词在我国很多人眼里就是指“自然科学”,而将“社会科学”排除在外;再看今朝,这一狭隘认识亦已大有改观。
翻译活动可使人们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是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的必由之路。用杨枫(2021a)的话来说,翻译活动就是知识的世界性再生产和再传播的过程。据此,在翻译研究中,就应该研究跨语言和跨文化知识转移的过程、结果、特点,研究地方性知识国际化的一般机制和基本规律,这才是翻译研究与实践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翻译在“调节人类知识的非对称性,协调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节奏,赋能其他诸多学科内核,为国家增加了新质生产力,为国际化不断提供新能量”的进程中必将不断超越自身传播的疆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是知识翻译学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2. 知识翻译学属于文化翻译学?
有人问,“文化”与“知识”这两个词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是前者的概念大,还是后者的概念大?两者抑或相等?知识翻译学是否可归入文化翻译学的范畴?
李瑞林(2015)认为,知识是以物为本的,具有客观性和共通性,名实的符合度,逻辑的融贯度,知行的同一度,可构成判断翻译的基本尺度;文化是以人为本的,具有主观性和特殊性,决定着知识的价值范畴和应用方向。如此说来,文化显然具有文军(2019)所论述的“译者认知的差异性”。陈开举(2023)也认为社会文化是译者个人先有的立场或成见,构成阐释者的主观动机可能在这些推动力的作用下被放大,形成脱离文本本身的强制阐释译本。杨枫(2021b)论述了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知识本身是物质和精神的文化,文化又因为知识的积累和目的在本质上属于知识;知识是对世界、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正确认识与反映,是可以证实的信念,而文化是关于世界、社会和人类命运的各种观念和想象,是可以阐释的思想。他还认为,知识的概念较大,它是文化的上义词,前者更具客观性和中性,是可以平等分享的人类财富;而后者更具民族性,带有主观性、价值观和竞争性,在后殖民主义者眼中,它还具有侵略性。如此说来,用“知识”来描写翻译更为适切,因此知识翻译学的范畴应大于文化翻译学,而不是反之。
译界所说的“文化派”认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前者必定要深深打上后者的烙印,不同的语言会传递不同的文化信息。任何语言都要植根于文化环境才能生存,而所有的文化都要借助于自然语言才能延续。著名的美国哲学家萨丕尔(Sapir 1921)认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这给了文化翻译派以灵感,他们借此摆脱了翻译的文本中心论,跳出了语言层面的羁绊,翻译时要重视语言文字背后所传递的文化内涵。
1976年,在比利时召开的卢汶会议(Leuven Seminar)标志着翻译研究开始转向文化,时至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新动向。以色列的翻译学家佐哈尔(Zohar) 和图里(Toury)于1970~1977年间提出“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认为文学翻译不只是一个孤立的作品,而当视为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研究它在译入语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为翻译的文化转向打下了理论基础。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 1988/2001)指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且于1990年正式启用“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这一术语。
正是这些学者的不懈努力,使得“文化翻译学”得以在译界传播开来并被普遍接受。他们认为,翻译的重点不在于“语言”和“文本”的语码转换,无需仅局限于语言技能的研究,不要再囿于语言层面的“忠实、等值、相同、相似”,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语言中的词句或语篇,而是“文化”,其中包括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权利、出版商、赞助者、文化语境、历史背景等(Gentzler 1993)。译界当依据后现代哲学中“反叛、颠覆、消解”的主旨,以能实现翻译研究的后现代转向。据此,译者应有一份“文化传播者”的担当,肩负着在跨文化鸿沟上“架桥”的义务,做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化中介者(Cultural Mediator)”,将译论推到世界人文学科研究的最前沿。 我们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很好地理解文化翻译学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从此,译学界在后现代哲学潮流的冲击下出现了如下三个重要趋势:
①从“原作”转向“译作”;
②从“作者”移至“译者”;
③从“译出语文化” 改为 “译入语文化”。
我们应着重考察翻译中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身份确认、政治利益、文化语境的建构以及转移。
“文化翻译学”脱胎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在理解这类作品时必须与当时和当下的文化大背景结合起来,这是可取的,无可非议,否则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原文的意旨。但这一翻译新观不太适用于其他文本类型的翻译,如科技作品的翻译更主要的是传递文本中具体内容,似与文化关涉不大。而“知识翻译学”中的“知识”就可避免文化派的这一局限。正如杨枫(2021b)所指出的,“知识”是上义词,其所含范围大于“文化”,这也是我们赞成“知识翻译学”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我国当下形势而言,非文学作品的翻译量远远多于文学作品。若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翻译学”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
我们都熟悉学界有这样两个响亮的口号或重要的命题:
① Knowledge is power.
② Translation is power.
据此我们就自然能得出下一命题:
③ Translation is knowledge.
这一推导也可从另一角度为“知识翻译学”正名。
3. 知识翻译学与体认翻译学的互补性
3.1 体认翻译学
川外体认团队(王寅 2021, 2023, 2024;孔令翠 2023;张凌 2024;李瑛、杨运杰 2022;李瑛、张正敏 2025)近来发现,处于学术前沿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也有诸多不足,尝试将其修补为体认哲学(Embodied-Cognitive Philosophy)和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ECL),认为思想和语言都来源于“身体经验”和“心智加工”,这八个字可进一步提炼为“体认”(《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第五版收录了这个词),其核心原则为“现实(体)— 认知(认)— 语言”,可进一步解读为:现实是认知的基础,这两者又是语言的成因,这为欧洲18~19世纪争论的语言起源问题又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唯物论解释方案(王寅 2025)。
3.2 体认口译学
康志峰(2022)基于体认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在国内外的翻译界率先建构了“体认口译学(Embodied-Cognitive Interpreting Studies)”,这显然是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增长点,引领了口译的学术前沿,走在口译研究国际舞台的中央,为全球译论开辟新径贡献了中国学者的智慧。他在体认口译学中提出的“实践—教学—研究(PTR)” 三位一体理论模型很有创意,强调了这三个要素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且基于此提出了“以研促教,以学促练”的科教方针,这样可有效地提高口译教学质量,对口译研究和教学实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翻译研究与教学》近年来出版了数组“体认翻译学”和“体认口译学”的论文,进一步推动了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该刊2024年第1期为“人工智能与翻译研究”专辑,首栏的标题为“ChatGPT与翻译”,共发表了以下五篇论文。
① 康志峰(2024a)撰写的《ChatGPT时代国家口译新向度》;
② 张政、王赟(2024)合写的《ChatGPT译文风格生成:评析与思考》;
③ 赵朝永、李实(2024)合写的《<沉重的翅膀>英译本的情感再现与重构——基于LIWC与ChatGPT的分析》;
④ 李宜芸、牛云平合写的《重建巴比塔之理想与现实——基于ChatGPT的译例探赜》;
⑤ 吴勇立(2024)撰写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探赜——以<浮士德>和<大腕>德汉互译为例》。
3.3 语言和知识具有体认性
西方哲学的第二转向①认识论分为两大派:经验论(Empiricism)认为,人类的知识主要源自经验;理性论(Rationalism)认为知识来源于心智。前者可用“体”表示,后者可用“认”体现,体认哲学主张将两者作综观处理,以能消解二元论的研究方法。“体、认”既是知识和语言的起源,也是翻译的可行之道。可见,知识翻译学与体认翻译学实为同路人。
在西哲第三转向中的维特根斯坦(1922:§5.6)有句名言,“The limits of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这是语言哲学的核心观点之一:语言代表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一切知识都是以语言的方式储存的,因此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其最右项的“语言”可换成“知识”。体认哲学的核心原则为“现实—认知—知识”,我们自然就能得到“人类的一切知识源自体和认”这一命题。若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翻译学和体认翻译学本来就是一家亲。
知识翻译学旨在帮助译者转觉为识,转识为智、转智为美、转美为言。体认翻译学旨在揭示翻译活动背后的感性和理性机制。进而言之,知识为“体认”提供了归属,强调了翻译的结果;“体认”为知识提供了来源,突显了翻译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4. 结语
21世纪西方译界一直未能提出具有代表性的新理论,在“西方不亮东方亮”之时,中国学者在此时间节点上提出了诸多译论,引起学界的密切关注,其中尤以知识翻译学、体认翻译学、体认口译学引人注目,既有支持者,也有质疑者。本文回答了学界的两个质疑“知识这一术语太泛”和“知识翻译学可隶属文化翻译学”,而且还论述了知识翻译学与体认翻译学之间的互补关系,前者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强调了翻译的结果,有助于建构人类的知识体系,融合世界文明;后者强调翻译的过程,揭示其背后的体认机制。
翻译因体认而运行,知识因翻译而建构,国家因翻译而兴旺,人类因翻译而存在。
附注
① 西方哲学共经历了四个转向:毕因论转向(即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论转向、后现代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