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工智能(AI)掀起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变革正在重塑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存在根基与发展方向,AI的参与和介入,使翻译研究具有独立范式、研究对象和科学方法(余静、刘康龙 2024)。在此背景之下,人类的主体性与技术的客体性发生融合转变,技术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知识更新(刘军平 2024),AI在翻译研究中的彰显与外化展示了各类知识、技能的累加,人机深度交互与协同发展齐驱并进。对于新知识的接纳与理解基于有限的经验认知与思维观念,但地方性知识和传统翻译话语体系无法解释与回应当前由技术进步、运用引起的翻译研究中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学界对技术赋能翻译研究中知识(再)生产、(再)转移、(再)传播等环节的认识尚存缺口,亟待在哲理层面展开新的考究与突破,重构其知识范式的理论根基。
杨枫(2021a,b)提出“知识翻译学”,廓清了知识与翻译的逻辑联系,凸显知识在翻译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与基础作用,是对翻译本质的一个新探索(潘文国 2023)。戴光荣和黄栋樑(2023,2024)提出的“知识翻译技术学”是“知识翻译学”在技术维度的延伸与范式扩充,剖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地位及其与知识、翻译间的联动,建立初步的体系框架。知识翻译技术学的提出,源于知识翻译观与技术观的协同演进,共同联结技术与知识翻译的哲学联系,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观念推动着其发展方向,同时也回应了人工智能时代翻译研究本体论重塑的再认识,从认知层面完善理论建构。理论建构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研究问题普遍化、分析框架清晰化、明确理论边界(陈家建、孙美玲 2025)。现有研究已阐释了知识翻译的技术化等普遍问题,构建了知识翻译技术学的宏观体系框架,但尚未阐明根本性哲学命题,以明确其边界,即知识翻译技术学的立命根本何为?其核心概念的逻辑理据何在?
只有做好译学本体研究及相关理论建设,才能真正推进翻译学稳健发展(潘文国 2023;Meylaerts & Marais 2023)。为解决理论命题缺位与明确理论边界,首先需要明确其对象、特征、价值、学科基础等,其次要理清各要素的生成逻辑与内在逻辑。本文将“知识翻译技术学”锚定为探究技术时代知识与翻译存在方式的新形而上学形态,强调对技术的认知应超越实体工具性,走向知识显现、生产传播的揭示方式及翻译主体活动的辅佐工具。鉴于此,本文从技术哲学与知识翻译视角阐释知识翻译观与技术观的哲理辨析出发,归纳本质特征、核心概念,阐述生成逻辑与概念理据,聚焦知识翻译技术学的本体建构与动态发展,推动知识翻译技术学在哲学层面上的反思与升维。
1. 哲学观:知识翻译观与技术观的相互融合
“观”(idea)指系统的理论形态的学说,亦可为较松散、未经佐证反思形成的看法和观点,或是对事物的主观与客观认识的系统化集合体。如果从“观”的角度廓清知识翻译技术学中不同观点的碰撞,可深入探求知识翻译技术学背后的本质与理据。透过多维观念,可以看出它们是如何构筑知识翻译技术学的理论根基及引导知识翻译技术学的发展走向,从而探究二者融合后的契合度与关联性,以诠释和完善知识翻译技术学的哲学观构建。
戴光荣和黄栋樑(2023)在《知识翻译学的技术路径探讨》一文中将知识与技术置于哲学层面之中,探讨知识与技术之间的逻辑关系,指出“技术即知识”这一观念,二者相互依存与相互转换,但其仅对技术的知识性展开探讨分析,强调技术的“知识性”而非“工具性”,尚未触及对支撑知识翻译技术学的两大基本观念——知识翻译观与技术观——联结的辩证讨论。知识翻译观反映人们对技术在翻译的知识性的认识与再认识,技术观反映人们对技术在知识翻译中“人文性”的认识与再认识,二者相辅相成,前者从技术哲学视角中寻求知识翻译的指向与内涵,后者从翻译知识视角中确立技术的立意与存在。
1.1 技术哲学视角下的知识翻译观
“知识翻译”是指各类知识在不同语境下的迁移、重构与再生产,强调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张必胜 2025)。如果将知识翻译与技术的本质联结视为任何技术哲学追问的根本旨趣,那么如何认识二者的关联存在及由此形成的认知观念,则是该旨趣具象化的核心问题域。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 Heidegger)指出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现代技术是一种强制性解蔽,其关键在于认识“神秘”之处,技术是其本质揭示的方式(Heidegger 1977),这为理解知识翻译中的技术构成提供了借鉴。技术在知识翻译之中并非作为工具,而是通过其解蔽机制重构知识翻译的认知本质:既可解码知识翻译中的神秘性,又能把知识纳入可计算性的秩序框架。
在AI技术催生的自反性解蔽进程中,知识翻译观的指向与内涵发生嬗变,经历着认识论的解构与重构,其核心所指在于揭示翻译活动如何通过技术重构知识的存在方式与认知边界,技术从单纯的工具转变为知识存续与增量的手段,主要可析出技术作用下的三重辩证维度观念:第一,知识翻译是翻译知识性表征与本体彰显。技术时代下的知识翻译不仅包含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对所有知识表征方式与背后本体的揭示与展现,它通过抽象的哲学理念与观念具象化,展示包含技术、语言、文化等在内的知识体系,使之能够在不同认知界面被接受和操作。知识的存在方式从形而上的理念下沉至可操作的认知界面。在这一过程中,翻译是对知识本体的“映射”,技术是“映射”过程的助推器与转换器,知识则为“映射”的主体。借助技术辅助的翻译过程都意味着对知识本体某一维度的显现或重塑。第二,知识翻译是翻译知识性的再认识。知识翻译并非单纯解码与重现已有知识,而是通过翻译实践与不同技术手段将存在的知识呈现为另一种新的认知形式,进而完成对其意义的认识与(再)创造、(再)传播,知识存在方式从抽象集合转为结构化信息。在知识翻译过程中,原文的知识对于译者而言是异域的,译者将知识进行迁移的时候又有一次异域特质传递,知识需要重新被解读、认识与调合(Bennett 2023)。翻译作为一种实践行为,成为知识“再认识”的途径,技术作为一种实践燃料,成为知识“再编码”手段,在新场域下再生产、再探讨、再重审、再阐释与再扩展知识。第三,知识翻译是翻译知识性的价值转向。知识与翻译以自身的存在明确对方存在的前提和依托(金山 2023),以知识的存在明确翻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翻译与技术作为一种具备独立价值的行为,能够在理解原有知识体系存在的前提下,重构其所指的存在形式与意义,知识的存在方式从内容传递升华为价值转向。
在此观念下,知识翻译观已超越单纯的技术性操作模式,蜕变为一种技术哲学的反思与创造,它动态重构知识的存在方式,赋予翻译实践新向度与意义,揭示技术作为知识翻译的操作维度,需解蔽知识翻译中未被解码的部分,彰显知识翻译的本质。
1.2 翻译知识视角下的技术观
翻译知识视角何为?D’hulst和Gambier(2018:7)在《现代翻译知识史:源头、概念和影响》一书中写道:翻译知识(translation knowledge)指“与翻译有关的知识(即关于翻译、指向翻译且属于翻译本体的知识)”,而非“翻译所促成与传递的知识”。更进一步而言,翻译知识包括由翻译实践所产生的结构性知识和重构性知识(knowledge by/of translation)与探索翻译的知识形成过程中积累的议题性知识(knowledge on/about translation)(喻旭东、傅敬民 2022),是经过译者的理解之真、阐释之善、呈现之美生成目的语文化中主动、主观产物(杨枫 2025)。对于前者而言,译者的经验性实践(experimental practices)会影响翻译行为,这些实践不仅塑造(原本被界定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的呈现方式,也促成其本地化重构(Dupré 2017),具有解构性。在这一过程之中,知识在目标域以翻译的形式为载体,借助实践将知识的“普遍性”转化为“地方性”,知识在翻译过程中发生结构性调整与系统性重构。“知识的本体是解释”(福柯 2016;Venuti 2019),议题性知识正好论证该观点,揭示翻译知识的解码、编码、再生产、再转移过程中的元认知,是翻译活动在知识论中的功能体现。尽管知识在生产传播等环节中“或演变,或保持一致,或退化”(D’hulst & Gambier 2018:9),但知识仍是翻译的存在,也是翻译存在的目的(杨枫 2022)。
然而,知识具有文化性、具身性和表演性(Bennett 2023;Vidal Claramonte 2025),知识通过翻译活动无法被完全迁移、重构、(再)生产。从翻译知识的视角来看,其所揭示的知识体系并非单纯指向翻译,还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学科领域,这些知识体系历经“本土生产—本土流通—翻译引入—世界流通”,也就是“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杨枫 2021a:2),在这过程中一定存在描述知识的增加或删减(Gonne 2023;杜世洪、施金宏 2025)。传统的译者知识域将翻译视为保持传统的显/隐知识的转换活动,知识主体以纯人工译者为主,知识传递发生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对于技术时代的翻译而言,知识获取与生产的范式已经发生变化,知识传递过程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可被(再)生产等程度有所不同。技术作为知识生成和结构化手段(D’hulst & Gambier 2018),将知识主体扩展至人机协作,通过协作验证加快知识转换和传播的效率与速度,但仍主要被理解为一种辅助性工具,其存在状态是外在的、服务于人类译者主导的知识转换活动,其价值依附于人类主体的翻译存在与知识判断,“人文性”严重欠缺,难以获得隐性的翻译知识和人类语言直觉。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深刻重塑了翻译知识生产与流通生态,技术观的立意与存在随之发生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双重嬗变,即从“知识生产辅佐工具”到“知识生产主体”、从“外在服务”转“内在催化”。技术观的重心从追求与确保“技术如何更好地辅助译者开展翻译活动”转向“技术如何与人协同完成知识生产”,将技术视为知识生产场域中的共创者,与人类共同塑造知识形态与流通。
在此情景下,知识翻译技术学强调技术在知识翻译过程中已完成从“工具理性”跃迁至作为“知识结构化生成”的催化剂与桥梁,通过技术这一中介手段集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跨文化/知识体系重构与联结,指向一种“共生性知识生产(symbiotic knowledge production)范式”,超越单纯的技术崇拜或人文主义怀旧,致力于搭建人机协同互补的知识生产生态,以“具身协作”的姿态将技术融入跨学科知识体系构建之中,助推知识生产的全部流程。
2. 本体立命:本质特征与核心要素的内在联系
本体(ontology)源自于西方哲学,探究“存在本身”(Being as such)的本质、属性及分类关联,关注何物存在、存在的基本范畴是什么、存在者如何关联三个命题。知识翻译技术学的本体关注的是知识、翻译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探讨技术如何作为一种推动知识翻译与翻译知识落地的有效手段,其本质不仅是技术工具的使用完成知识翻译在语言形式上的转换,更是利用技术来解构、加工、重构、传播翻译中的各类知识,是一种技术中介化的跨语言知识通约实践形式。该本质特征呈现多层级的概念(陈家建、孙美玲 2025)构建:微观层面强调技术作为媒介与工具,中观层面揭示技术的双重内在性,宏观层面则确立技术、知识、翻译的共同体。这种层级化概念既承续知识翻译学核心内涵,又通过技术哲学与跨学科视野拓展其外延边界与研究范式,最终实现话语所指与存在本质的辩证统一。
2.1 本质特征
吴建国(1980)认为概念的发生和发展总是沿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是总结心得认识成果,形成新的概念;二是沿用旧概念,充实新内容。知识翻译技术学概念的提出正是遵循此观点,通过透视技术在知识翻译学中的哲理定位,总结出技术在整体理论体系中的功用,借助技术论、知识论、认识论等哲学理念与语言学、翻译学、计算机科学、知识管理学等基础学科知识,充实其内涵与丰富其外延。译论术语是译论话语构建的关键切入点(刘润泽 2021),且“命名仅特指向某一对象(referent)或事(thing),在柏拉图看来,命名意味着命名了事物存在的本质”(Benjamin 2014:153)。探究知识翻译技术学的存在内涵,前提是厘清其概念内涵与外延,这需从“技术”入手,即确定技术在微观、中观、宏观视角中的术语位置。从微观层面审视,可理解为关于知识翻译的技术体系构建,强调知识翻译的主体地位,将技术视为知识通过翻译活动实现生产与迁移的媒介与操作化工具,技术的指向性作用推动知识完成“地方性”向“世界性”的蜕变(戴光荣、黄栋樑 2023)。于中观层面考察,一方面可理解为知识中的翻译技术,着重探讨知识内部蕴含的翻译技术行为;另一方面可理解为翻译中的知识技术,聚焦翻译活动中涉及的知识技术化操作、实践与体现,二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的路径,均强调技术并非外在工具,而是附着于抽象概念中将其内在逻辑与存在形式转化为具象的、可观察的结构化信息,即通过实践把内容塑造成对人类有意义、有用的某种形式的合理体现(Laundon & Laundon 2002),体现了技术的催化与突破行为性质(戴光荣、黄栋樑 2023)。在宏观层面下,可理解为以技术为依托,将知识对象、翻译过程与翻译目标融为一体,服务于知识翻译的价值导向。这一层面将三者视为具有同等本体地位的核心要素,致力于探究其构成的复杂三元关系,用以阐释技术如何作为基础手段塑造知识翻译整体过程的生态,知识翻译的实践如何反过来驱动技术创新并重构知识范式。因此,从三个不同视角层面的解读可看出,宏观层面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扩展,其主要围绕知识翻译的主体地位、技术的内在性质与构建学科交叉动态关系,知识翻译的技术性或技术中的知识翻译可用于统筹知识翻译技术学的本质特征,强调其所指内涵与客观存在。
2.2 内在联系
从知识翻译技术学的命名理据来看,不难发现其由“知识翻译学+技术学”交叉组合合成,与上文提及吴建国(1980)的观点一致,沿用了知识翻译学的核心内容与新概念,观察补充技术学视角的核心观点与理论方法,重构如下三元关系:(1)技术构建“知识—翻译”过程从人文性实践转向人机协同的新生态;(2)技术建立“译者—知识”互动认知界面;(3)技术革新“译者—翻译”的关系与操作流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哲学与知识论的方法论融合,构成了知识翻译现象的先验条件,即“技术即知识世界化的存在前提与催化手段”。知识翻译技术学的立命根本建立在知识翻译学三要素(知识、语言、译者)的技术性扩展与语言本体性回归,其本质是“知识—技术—语言—翻译—译者”五维共生体为核心的知识生产网络:知识作为本体性存在,既是翻译的客体对象,亦是技术作用的目标域;技术作为具身性中介与主体,是知识可操作化与编码化的实践框架;语言作为符号性基质,既是技术操作的直接客体(对象性存在),又是世界性知识的物质载体与逻辑表征(建构性存在);翻译作为生成性过程,在技术赋能作用下作为知识再生产与世界化的推动系统;译者作为认知性主体,与技术的操作性主体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整体流程。网络中的各核心行动者通过替代、协商、改变和杂合化(Buzelin 2005;Gonne 2023)等转译活动,建立起利益和行动共同体,共同完成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环节。行动者之间的碰撞,在知识翻译学技术学中可以是译者与知识的碰撞,也可以是译者与译者之间有关知识观点的碰撞,抑或是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共性、差异性碰撞。
3. 逻辑理据与概念建构
辩证唯物法认为,事物是运动、变化与发展的。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知识翻译技术学作为一种动态发展的话语体系,是技术时代下翻译研究迸发的新课题与新方向,体系内部遵循着新旧话语交叠的知识演变一般规律与吉本斯的“知识生产新模式”(Gibbons et al. 199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深入应用,翻译研究在技术时代下,也经历了一系列范式变革,从单学科研究(disciplinarity)到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再到交叉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ity)的辩证演进,本文认为有必要厘清知识翻译技术学的逻辑理据与关键概念构建。
3.1 逻辑理据
交叉学科研究的前提是跨学科研究,一般情况下,交叉学科是在同一层次上的两个或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隶属于“横向交叉”,翻译研究的技术介入是智能时代下的必经之路。但在技术时代的翻译研究,不少研究重视“技术性”“工具性”,而忽略了其“人文性”,多将技术单纯视为工具手段,并未从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哲学视角出发探讨其与知识、翻译之间的共生关系。知识翻译技术学的演进本质,是将翻译研究从技术应用层面向技术哲学层面的范式跃迁,使技术从外源工具蜕变为内构性认知。翻译研究历经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社会学转向,再到现在的技术转向,国外学者倾向于将由环境因素引起的某种新的翻译现象以“XX转向”呈现,指代翻译研究这项事物的发展链条及其跨学科特性。以“技术转向”这个术语的提出为例,该术语未能阐释技术在翻译研究中的存在意义,忽视了技术对翻译研究知识生产的赋能作用,仅从表层传达出翻译研究在技术的介入下展现新的研究范式、发展新的研究方法,这一点仅表明了技术的工具性作用。Venuti(2019)在《反对工具主义翻译论》(Contra Instrumentalism: A Translation Polemic)一书中反对工具主义翻译观,提出阐释学路径的翻译观。翻译是一种阐释行为,文化、兴趣不同,原文的形式、意义、效果总会发生改变,从工具观的角度考究某一转向带来的变化,只能片面地对从形式或结构层面剖析技术与知识、翻译间的关系,忽略了文化、社会、历史、主题等变化带来的影响。翻译活动并非仅完成字、词间的转换,而是转移、集合不同群体间的知识体系(Manning & Owen 2018;Searls 2024;Vidal Claramonte 2025)。不同群体集合的知识体系过于庞大与松散,单靠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难以确保新旧事物的更替与生产,各类前沿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译者作为唯一或主导知识翻译主体,即“知识的接受者、拥有者、发掘者、加工者、拓展者”(梁林歆、王迪 2023:40)这一观念,技术同样也能扮演同等角色,甚至以更高效率完成知识生产活动。尽管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性尚未得到有效认证,其存在知识异化、功能丧失等负面效应,但技术与人类的相互作用能够弥补其间存在的不足,技术从操作性工具转向知识生产网络中的行动者,可通过语义网络、知识图谱等的运用将不同群体松散的知识体系、认知体系编码为可计算、可视化模型(戴光荣、黄栋樑 2025),解决人工难以处理的跨域知识关联与集合,亦可基于历史语料分析与新前沿把握,自动识别旧事物知识体系的演变机制、概念发展趋势,同时通过实时学习新内容,完成旧事物的更新与新事物的创造。
知识翻译技术学的生成逻辑正是对于此的超越:(1)通过技术作用于翻译研究之中,对其中涉及的翻译知识与知识翻译(新事物)进行认识与再认识,透视理论与实践中潜在的问题意识;(2)通过技术挖掘和厘清新事物与旧事物的内容,去糠取精,探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互动关系;(3)通过技术赋能新事物在旧事物层面上的超越、生产与转移,在实践层面完成知识世界化进程。戴光荣和黄栋樑(2023)阐释了知识与技术之间的天然联系,翻译技术的出现与广泛应用也印证了翻译与技术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知识翻译技术学的生成逻辑符合学科发展交融的发展趋势与符合“超学科知识生产范式的特点”(黄瑶 等 2016:42),是对技术论、知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具身体现,也是翻译研究在知识生产范式变革与技术变革下的内生需求。
3.2 概念建构
概念是一个学科表达核心知识的元语言,是构筑学科认知的基石(周忠良、任东升 2024),同时也是一种理解社会现实的认知框架(陈家建、孙美玲 2025)。知识翻译技术学作为一种新兴的交叉研究体系,其理论体系的建构根本落在“技术存在”之中。这一本体论定位超越了将技术视为纯粹工具或手段的浅层理解,将其提升为知识生产与传播活动的推动基础与核心场域。知识翻译技术学的概念建构围绕逻辑路线与内在动因展开,即由“何用(what-for)——技术深度融合促进概念理解;何为(what-is)——知识翻译主体转变促进概念丰富;何从(where-to)——跨学科知识生成促进概念深化”三者构成的方法论体系,三者并非孤立于彼此的提问,而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鉴于此,本文认为知识翻译技术学的概念建构落在了“技术”之中,强调技术功能的本体重构、技术认识的范式变革及技术具身化的价值锚定。
传统技术观将翻译技术定义为效率提升的工具性存在,其价值局限于推动翻译转换或系统化数据管理。然而,技术之“何用”的本质绝非在工具性应用,而是本文反复强调的翻译与知识存在的构成性实践,重塑知识生产的逻辑,构建知识流通的动态机制等翻译环节,通过算法、算力将离散的知识群体转化为结构化知识网络,推动翻译活动从语言表层转换跃升为跨域知识体系与概念体系的搭建。技术之“何为”要求对技术的功能进行重构,以知识翻译主体的视角重新审视其地位与价值,技术不再是静态、功能固化的实体,而是一种动态、关系性的存在,其“功能”因知识生产等环节需要而重新协商、定义、激活与重构。技术之“何从”探索技术发展的前进方向及价值导向,确保技术的发展服务于知识的良性生产、流通与应用,避免知识异化、价值缺失、概念扭曲等情况的发生。这三个维度环环紧扣,“何用”奠定了知识翻译技术学的本体概念,“何为”确立了知识翻译技术学的认知范畴,“何从”圈定知识翻译技术学的伦理规范与价值。
知识翻译技术学的概念体系,其建构理据紧密围绕“技术存在”这一本体,将技术从边缘的“工具”提升至中心的“构成性实践要素”,强调技术功能的重构、技术认识的变革及其技术价值的具身。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共同筑造了知识翻译技术学区别于传统译学理论或单纯技术应用研究的核心观点与理论支撑,为其作为有内涵、有深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概念基础。
4. 结语
知识翻译技术学是技术智能与翻译学科相结合的新模式,是对人文学科知识体系的继承、发展和升华的技术路径,其通过将技术视角融入知识视角之中,对现有的翻译现象与模式进行再考究与再解释。译学话语的理论建构是其立命之根本,发展之所靠。本文在界定技术哲学视角下的知识翻译观与翻译知识视角下的技术观的基础上,初步探赜支撑知识翻译技术学中的哲学观念与思想,以此考究知识翻译技术学的本质特征、内在联系、生成逻辑与概念依据。本文认为技术不是替代人类的产品或工具,而是延伸人类认知边界,促进跨学科交融的利器。
知识翻译的技术性重构本质与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决定了其生成逻辑与概念建构,即其理论上主要围绕知识翻译学与技术论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知识翻译技术学是知识翻译学的技术性拓展,以技术论为基础,以知识论为指导,以问题性与应用性为导向,强调翻译研究中的知识地方性向世界性扩容,对技术赋能翻译研究的人文性与哲理性具有重要影响。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知识总会存在着不可弥补的意义损失或意义改变的风险(Collins 2010;杜世洪、施金宏 2025),技术的出现正是来辅佐弥合与减少这一风险格局,翻译活动因技术的发展与使用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格局,因此知识翻译技术学的理论边界必须落实到技术操作与赋能层面上来探讨。当前,知识翻译技术学正处于提炼与建设初期,正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与推动,完善该话语体系的建成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