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以下简称《智环启蒙》)是19世纪我国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传教士编译的一部重要的汉译西书。它是理雅各作为传教士执教香港英华书院期间编译的一部汉译教科书,译自Baker的The Circle of Knowledge(1848),于1856年由香港英华书院出版,由 200课组成,中英文对照(英文在上、中文在下),内容主要为西方的科学知识。“本书还同时传入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是江户末期、明治初期在日本广泛阅读的汉译西书之一。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许多明治期的思想家、启蒙家都曾以本书为学习英语的入门书,本书的内容和词汇对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国威 2010a:211-212)。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是日本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过渡的时期,一个时代的转型其前提就是需要获取一整套的新知识,《智环启蒙》以其浅显易懂的内容,对介绍和传播西方的新知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樊慧颖、刘凡夫 2010)。“鉴于本书在近代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日本学界历来对本书较为重视”(沈国威 2010a:212)。
1. 作为知识转移的翻译及其文化取向
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并非单纯的由一种语言向另外一种语言的转换,也不是两种文字之间简单的信息交流,而是不同语言承载的不同知识的选择、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严程极、杨枫 2022:39)。在知识翻译学的视域下,翻译的对象和本质就成了知识。知识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在场,但在翻译研究中长期缺席,知识翻译学的提出让翻译知识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陈大亮 2022)。在此研究路径下,知识成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和分析的核心。Bennett(2023,2026)主张将此研究范式视为新的翻译学研究范式。对于知识,“知识翻译学秉持客观意义上的知识论,主张知识就是人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的对世界的认识与经验,构成人的生存需要与生活积累的意识化、符号化和结构化的信息工具”(杨枫 2022:1)。知识翻译学区别了知识与文化的关系,并把文化从传统翻译理论的内部要素中移到外部关系上,判定了翻译的知识属性(陈大亮 2022)。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文化排斥出去,因为知识在从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中不可能不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知识翻译需要研究知识翻译的文化取向,即翻译是原语文化取向还是译语文化取向,否则知识翻译的价值就是无处落脚。应当认为,知识翻译的文化取向体现在知识内容与知识呈现两个方面。作为知识转移的翻译,既可以以原语文化为取向,也可以以译语文化为取向,或者二者兼具。
因此,有必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原则和出发点:种族和文明是有等级的,而我们属于优越的种族和文明……对土著民族征服的基本合法性在于我们相信自己的优越性,不仅在机械、经济和军事上,而且在道德上。
(Said 1993: 17)
19世纪中叶的中国虽然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却是其文化帝国主义意欲征服的对象。欲在当时的中国推进英国文化帝国主义、改造当时的中国文化,教育无疑是重要的渠道,特别是对教科书的改造。同时,教科书中若配有中文的翻译可能会更易被中国人接受。在此逻辑下,将英国的教科书翻译为中文并教育当时的国人自然就成了英国开展文化帝国主义的选择(见图1)。
2. 理雅各汉译《智环启蒙》的双重取向的知识翻译模式
在理雅各汉译《智环启蒙》中可以发现三种形式的知识转移方式:(1) 向中国文化转移英语语言知识; (2) 向中国文化转移西方现代科学知识; (3) 向中国文化转移西方基督教知识。
2.1 向中国文化转移英语语言知识
在前言中,Baker清晰地阐述了《智环启蒙》这本教科书的目标:
本书的目标是提供一系列适合学校和家庭教学的初级课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尝试了一种比目前任何英语语言中存在的更全面和系统的主题安排,并采用了一种分阶段课程的方法,以适应不同程度的儿童。
对于初级学生来说,只讲述简单的事实,并只用短句;知识,额外的信息,则用较长的句子体现在课程中。对于更高层次的学生来说,课程的知识和信息则进一步扩充,语言也要更复杂,并要求更高程度的推理能力。
(Baker 1864: 前言)
从Baker对该书的介绍中可以发现,这本教材在知识和语言方面都有优点,既适合初级学生,也适合高级学生。基于这些优点,理雅各称赞其是中国英语学习者最好的教材:
所有从事对中国青年进行教育的人,特别是在已将英语语言和英语教育纳入其课程体系的地方,都不断感到手头缺乏合适的英语教科书。翻译贝克先生的教科书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作者发现这些课文比任何其他课文都更适合这一目的。
(Legge 1856: 前言)
从理雅各的角度来看,该英语教科书较为适合作为对中国青年进行英语教育的教科书。让中国人学习英语是理雅各的真正目的,也是其文化帝国主义的内容主张。但为了让中国人在形式上能够接受这本教科书,理雅各采取了一种文化调和的形式,即为这本教科书配备了汉语译文。
理雅各汉译的《智环启蒙》于1856年出版,此时他的身份主要是伦敦会的传教士,主要工作是传教。与其他传教士急功近利式的直接传教不同,理雅各认为在中国传教的前提是必须真正了解中国的语言、历史、哲学和风俗,只有这样才能将基督教传到中国人的心里去。因此,对于理雅各而言,“语言翻译和宗教传播从根本上来说是相互教育的道德转型过程”(Girardot 2002:34)。强调通过语言翻译来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理雅各这种徐图缓进的做法在19世纪是较为少见的。换言之,其在思想深处认为语言翻译是传教的必由之路。实践证明他的判断是明智的。《智环启蒙》最初是为英华学院的学生翻译的,出版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895年已至少修订再版四次,并多次重印(胡译之 2019)。
2.2 向中国文化转移西方现代科学知识
对于“科学的”现代知识的翻译,理雅各采取了调和的模式。翻译中,原语和目标语间往往存在着语言、文化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为了促成原作者和异域读者间的沟通,译者往往就需起到调和作用。Liddicoat (2016: 358)将翻译中的调和性视为“译者为向他者传达意欲传达的意义而对文本进行的干预”。Wang(2022:20)为翻译中的调和性下了一个工作定义:“如果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文本偏差不能在基于语法差异或语言差异的层面上进行解释时,那么这些差异就被视为翻译调和性的表现。”对于翻译中的调和性,本研究将采纳Wang(2022)的工作定义。根据Liddicoat (2016),翻译中的调和性策略主要包括三大类:扩充、替代和重构。
2.2.1 扩充
扩充是“翻译中对文本的一种干预手段,目的是为目标文本读者合理理解译文提供所需的额外信息:即将在源文化框架中隐含表达的信息在目标文化中显性表达给目标文本读者”(同上:358)。扩充通常以解释的形式呈现,在信息交流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其意义往往依赖于语境。下面以第120课为例说明该策略。
例1
Baker原文:
Lesson 120 Years and Centuries
365 days make a year; 100 years make a century. We count our lives by years, we count the age of the world by centuries. The world has existed nearly sixty centuries. Forty centuries passed from Adam to Christ, and eighteen centuries and sixty-six years from the birth of Christ.
理雅各改编:
Lesson 120 Cycles and Centuries
In China, the age of the world is reckoned by the cycle of 60 years, commencing with the 61st year of Hwang-te, and thence continually repeated. This is the 1st year of the 76th cycle. In the west, they reckon by centuries, dividing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to two parts, one before the birth of the Saviour, and one after it. From the creation of men to the birth of Jesus, there were 54 centuries and 11 years. From that time to the present there have been 18 centuries and 54 years.
理雅各汉译:
第百二十课 甲子百年论
唐山记世系用六十年花甲子。自黄帝六十一年起,周而复始,轮流不已,今年即第七十六个甲子之内之第一年,岁次甲子也。西国则用百年,将世系分为二层,以救主耶稣降生之前后别之。自上帝造人至耶稣降生,有五十四个百年零十一载,自耶稣降生至今,十八个百年零六十四载。
对于这节课,理雅各修改了原标题和文本,并增加了划线的句子,介绍了中国记录时间的方式:六十年一个循环,六十年一个甲子。在中国,时间的计算以60年为一个周期计算,而在西方则以年和世纪为单位进行计量。通过补充这种比较,理雅各使其翻译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模式,因此更易于中文读者接受。此外,在理雅各的译文中可以发现“China”被译为了“唐山”而不是“中国”。在此,“唐山”并不是指河北省的一座城市,而是作为老一辈华侨对祖国的一种表达,指代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唐朝。因此,“唐山”隐含着彼时海外华侨对祖国复兴的愿望。这也是为了在策略上适应中国人的心理。
2.2.2 替代
替代是“使用目标文化框架来代替原文化框架的一种策略,目的是在目标文本的文化框架内寻求到合理的解释”(Liddicoat 2016: 359)。当原语文化中的指称对象无法在目标文化中找到直接的对应物时,翻译往往会采用此替代策略。
19世纪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被引入了中国,当时的西方列强们相信:“向中国介绍现代科学知识是军事侵略的有利替代品,因为知识的‘智力炮火’将代替真正的武器,粉碎那些阻止中国与地球上的‘文明’国家接触的文化障碍”(Lazich 2004: 316)。由于新知识和中国本土经典知识之间的差距,将现代科学术语从英语翻译成中文绝非易事,因为中国话语中缺乏这些科学术语的对应语。面对这种不对应,理雅各不得不求助于创造性的翻译策略。彼时的中国化学仍然不发达,许多化学元素在中文中没有现成的表达方式。例如,第99课讲的是各种金属的用途,其中讲到了化学元素“锌”,但当时的中文中并无对此化学元素的指称。
例2
原文: Copper and zinc are mixed together to make brass.
理雅各译文: 铜与白铅,相杂作青铜。
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不了解的概念,理雅各采用了复合法,创造了一个新术语“白铅”,字面意思是“白色的铅”。直到1871年传教士傅兰雅在翻译《化学鉴原》时,才决定了该元素的中文名称“锌”(熊月之 2010)。
同样,“atom”这一物质概念在当时的中文里是没有的,《智环启蒙》第166课“物质可以细分论”中介绍了这一物质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
例3
原文:The smallest portions of matter are called atoms, and the power of being divided into atoms is called the divisibility of matter.
理雅各译文:物质可以分而又分,至于极细之地,则名为物质之织尘。其可分如此,故谓物质可以织分也。
可以看到,理雅各将“atom”汉译为了“织尘”。“织尘”为古汉语词汇,表示“微尘”之义,即极小之物。宋诗人舒坦的名句“织尘不动天如水,一色无垠月共霜”、宋诗人宋庠的《题高明堂后池杂景二首》中“极目织尘都不动,元规安得汙人衣”都使用了“织尘”。有时,还可用作“纤尘”,如唐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就使用了“纤尘”: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由此可见,古汉语中,“织尘”指微小之物。在西方,1789年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定义了“原子”一词,从此原子就用来表示化学变化中的最小的单位。但在理雅各译介《智环启蒙》时,我国尚无这一不可再分的物质概念,当然中文中也就无该词的对应词。根据沈国威的考察,“原子”这一中文名称应该是来自日语,由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厘定。1860年以后该馆开始系统地翻译西方的化学书籍,并做了很多厘定化学术语的工作,“表达基本概念的词多来自日语,如‘原子’”(沈国威 2010b:413)。理雅各对“atom”翻译,既没有采取音译的方式,也没有采取意译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一个古汉语中的词“织尘”来对译。这反映出理雅各在翻译方式上采取的调和的姿态。
2.2.3 重构
重构是指“改写文本以适应跨语言的文化框架,从而调和文化间的不兼容性”(Liddicoat 2016: 360)。
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周宁(2006)将西方的中国形象史划分为1750年前、后两个时间段,并建构出中国形象的两种原型:乌托邦中国形象与意识形态中国形象。13至18世纪,在西方以乌托邦中国形象为主导,从19世纪开始向意识形态中国形象转变(梁志芳 2017)。前启蒙运动时代持续美化的中国形象,是一种社会乌托邦化的文化“他者”,寄托着西方文化不同层次的理想,教士、哲学家、政治家与商人们,用中国形象表达他们对西方社会的不满与改革的期望;后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现代性确立,中国形象从乌托邦转化为意识形态,西方社会想象不再是用中国形象衡量并批判西方现实,而是以西方现实为尺度衡量并贬低中国,确证现存的西方现代性的合法性(周宁 2006)。在西方,19世纪中国形象转变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就是文明等级论的出现。
“文明”(civilization)是理解19世纪中外关系史的一个关键线索,是19世纪西方知识界观察东西方世界各文化的一个重要工具(赖俊楠 2017)。根据西方的文明论,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了国之野劣者(savage nations)、国之野游者(barbarous nations)、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half-civilized nations)、国之被教化而颇全者(civilized nations)四个等级。欧美国家处于文明等级的最顶端,中国则处于第三个等级: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下文为理雅各在《智环启蒙》中对文明等级论的译介:
例4
Baker原文:
Lesson 156 Half-civilized Nations
The people of some countries are partly civilized. Such are found in Africa, in China, in Hindostan, in Japan, in Persia, and in Turkey. They cultivate the soil, and know a few arts. They have laws and some books, but they are very ignorant of the useful arts. Many of their customs are barbarous.
理雅各改编:
Lesson 156 Half-civilized Nations
The people of some countries are partly civilized. Such are found in Africa,in Hindostan, in Japan, in Persia, in Turkey,and other countries of Asia. They cultivate the soil, and know a few arts. They have laws and some books, but they are very ignorant of the useful arts. Many of their customs are barbarous.
理雅各汉译:
第一百五十六课 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论
有等邦国之民,于格物致知已有所获,于教化政治,已有所行,但仅具其偏而未得其全者。如阿非利加数国,亚西亚之印度日本波斯土耳其等国,皆然。如此之邦,其人耕田并识工艺,有法有书,惟于有用之艺多所未达,而习俗亦有残酷者。
从Baker原文与理雅各译文对比可以看出,理雅各将Baker原文中的有关中国的内容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即将西方将中国划分为“国之被教化而未全者”进行了删除,代之以“亚洲的其他国家”,采取了重构的翻译策略。如果在译文中保留这种贬低中国的内容,很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效果,从而造成得不偿失的局面。
2.3 向中国文化转移西方基督教知识
清朝时期基督教的传播是被禁止的,直到1858年和1860年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后才得以放开。面对这样的限制理雅各必须找到迂回的传教策略,经过不断的尝试的传教士们意识到迂回的方式就是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传播给中国人。1834年11月,西方传教士在广州成立了 “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又名“中国益智会”。该会在《中国丛报》宣布了他们的目标:
当今时代,许多国家展开了进步的竞赛,现在正以很快的速度前进。这个进程被科学之光照的更亮,被真理的力量推动的更快。这都是“传播有用知识” 的结果。但是这种影响还没有到达“中国”,中国仍然处于静止状态,自我隔离起来以防止受到野蛮人的影响。因此,我们虽然把这种局面归因于中国人的冷漠、民族自傲和无知,在智力的进步中,中国还没有加入其他国家的行列;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推脱我们漠不关心和无所作为的过错,我们没有在他们可接受的范围内为他们提供进步的手段和将他们从熟睡中唤醒去追求知识。
(莱依奇 2004:319-320)
因此,以科学的迂回之径进行宗教的传播是当时的中国较可接受的方式。Baker的《智环启蒙》共200课,每一课都短小精悍,主要为天文、地理、生物、物理、化学、人文等科学知识,但同时有9节课的内容是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且编排在该书的最后,即192~200课。这样的内容编排非常适合传教士以科学包装宗教的需求。例如,第200课的内容如下:
例5
原文:
Lesson 200 God to be Honoured
It is our duty to HONOUR God at all times, and in everything we do; to think, to speak, and to do, what is just and right, and avoid all that He forbids. We honour God when we love Him with all one heart, and all our soul, and all our strength; and when we love our neighbours as ourselves.
理雅各译文:
第二百课 上帝宜恭论
吾人之分,不拘何时何事,凡有所作,悉当致恭于上帝。所想所言所行,皆应公正,远诸上帝所禁之事。若尽心尽灵尽力爱帝,兼爱人如己,是则恭上帝也。
表面上看,把宗教和科学放在一起是一个悖论,因为这两个概念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所知道的要复杂得多。在明末清初的中国传教士发现科学和宗教可以互补。传教士认为,没有宗教,科学会导致自私和道德沦丧;没有科学,宗教会导致心胸狭隘和迷信(熊月之 2010)。晚明时期的利玛窦在中国不是直接传教,而是先传播科学知识,然后再开展他的宗教传播。理雅各也赞同这种做法,从而把科学和基督教进行了调和。
3. 结语
与预想的不同,19世纪英国在向当时落后的中国进行知识转移时采取的不是以自我为主的硬译,而是包容两种文化的软译。正是因为采取了这种双重取向的知识翻译模式,理雅各汉译的《智环启蒙》才在19世纪持抵制西方态度的中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以往的知识翻译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单一取向的知识转移研究,即主要关注原语文化向译语文化正向的知识迁移。与此不同,本文研究发现理雅各对《智环启蒙》的译介体现了一种双重取向的知识翻译模式:在知识内容层面上一方面为实现其文化帝国主义的目的,需将基督教知识和英语知识转移给当时的中国,采取的是原语文化取向;另一方面为转移上述知识,理雅各首先向中国介绍现代科学知识,采取的是译语文化取向。这样的知识内容选择,既有利于原语文化,也有利于译语文化;在知识呈现层面上,一方面忠实地传达西方的基督教知识和英语知识,采取的是原语文化取向;另一方面,为了达成使其译文可被当时国人接受的目的,理雅各在翻译中采取了扩充、替代和重构的调和策略来适应中国文化的接受需求,采取的是译语文化取向。同样,这样的知识呈现选择,既有利于原语文化,也有利于译语文化。
对于翻译而言,Baumgarten(2015)指出,最重要的是将翻译视为一种发生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的行为。对于知识翻译而言可以认为,权力关系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跨文化的知识翻译往往不是单一取向的知识转移,而是具有双重取向性,因为单一取向的知识转移往往会事与愿违,得不到译语文化的认可。未来,知识翻译的双重取向模式应引起进一步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