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学是西方叙事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类别,其以海洋作为一种叙述背景,主题切合海洋的特性,展现了人类对海洋的理解与特殊情感。海洋文学涵盖了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文学形式。20世纪英国海洋小说研究基本上在以下三个学术层面展开:一是文学中呈现的海洋叙事与其所处时代国家政权对海权的认知具有历史同步性,评论者重点关注海洋叙事与国家想象、民族建构之间的关联;二是海洋成了20世纪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化资源,作品中基于海洋环境、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精神文化成了评论者的关注点,海洋文学与文化研究得到侧重;三是将英国海洋文学作为文类的概括性评述,多涵括在综合性的英国文学通史以及专门的文体史研究中。
目前国内研究多集中在19世纪海洋小说黄金时代的经典文本,缺乏20世纪跨度下的系统考察,评论者对文学作品中的共同体表征研究做了不同视角的分析,研究鲜少将英国不同时期和不同题材的海洋小说纳入“共同体”研究的框架中,导致我们难以从整体上认识与把握海洋文学所产生的共同体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
本文所论及的“共同体书写”并非独立的理论范式或概念,而是基于共同体思想解读文本中群体关系联结建构的文学分析视角。“共同体思想”涵括经典理论家对共同体的核心定义、不同语境下的理论演进及价值取向,其核心旨归是人与人基于特定关系形成的社会联结样态。西方由来已久的共同体思想普遍具有明确的边界属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共同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人类是一个类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没有排他性”(张飞岸 2021:185)。“共同体”是历代英国作家书写最多的题材之一,在千年英国文学史上已沉淀为一种文化记忆和历史想象。本文寻绎和归纳20世纪英国海洋小说创作中人类与海洋发展的契合点,揭示共同体的书写与英国海洋文学创作的关联性,在海洋小说研究的文学本位中凸显不同形态社会共同体的问题意识。
1. 制海权与海外殖民:殖民地土著共同体的断裂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海权是种族优越论的物质表现,欧洲人将自己的海上霸权延伸到海外,环太平洋、印度洋等海域国家被迫纳入全球性殖民体系之内。随着海外殖民的不断扩张和基于歧视性、差异化和等级化的殖民文化观念的不断渗入,殖民地国家在文化理念上对本民族文化不自信,历史上长期经过海洋人文网络互动交往形成的区域文化共同体和殖民地原有的土著共同体社会结构断裂。在20世纪英国海洋小说文本化的记忆载体中,殖民地农业社会中的秩序是一个封闭系统中的秩序。在殖民现代性浪潮下,殖民地的个体逐渐在本国共同体中走向瓦解,从而形成了被瓦解的“无用共同体”(王腊宝 2022:35)。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写《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902)的主要原因是他本人1890年的刚果之行。主人公马洛以细致入微的通感式观察展现了肆意开发、低效率和虚伪等殖民暴行,这使他坚信帝国主义的美丽神话和最可耻的掠夺严酷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小说的题目本身开始,整个故事充满了悖论,小说中的“共同体思想”以解构与批判的方式呈现。欧洲殖民者以“传播文明”为名建立殖民共同体,但实际展现的是库尔兹的道德堕落以及殖民者的伪善、野蛮。非洲土著虽被污名化为“野蛮人”,如马洛所观察的那样,作品中的白人对非洲黑奴进行了完全的身份否定,实则也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土著共同体”文化、文明、历史源头的阉割。库尔兹死前的一声“可怕啊,可怕啊”(康拉德 2005:94)是对无可救药的暴力掠夺的悲叹,也使他完全认清帝国主义不可以被其深藏的理想所救赎。康拉德在这部作品中将英国乃至欧洲基于歧视性的殖民行为与非洲黑奴被殖民的自卑情结进行对比,体现出作者对欧洲大陆与非洲大陆携手建立利益与命运相连的共同体的深层担忧。
威廉·毛姆(William Maugham,1874~1965)的短篇小说《雨》(Rain,1921)以南太平洋岛作为主要背景,讲述了固执严厉的海外传教士戴维森与妻子试图用西方主导的基督教文化取代当地岛屿土著居民传统文化的故事,小说借戴维森与风尘女子在南太平洋小岛的冲突,暗示殖民入侵对当地原有社会秩序与精神共同体的冲击,撕开了传统生活的稳定表象。英国人通过文化霸权行径实现对前殖民地的操控,制造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分裂现象”(Köktürk 2015:322)。
《羽蛇》(The Plumed Serpent,1926)是劳伦斯(D. H. Lawrence,1885~1930)创作的以处于政治动乱中的墨西哥为背景的小说。小说中对现代文明感到绝望的爱尔兰妇女凯特来到墨西哥,卷入了印第安阿兹台克人发起的推翻天主教,复兴原始印第安精神和宗教的革命中。革命领袖唐·拉蒙号称羽蛇神“魁兹尔科特尔”(Quetzalcoatl)转世,受到当地人的膜拜和追随。“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心理后果方面,仪式都确认并强化了社会身份和人们的社会位置感,是人们体验共同体的重要手段”(科恩 2023:48)。羽蛇神话的复兴活动可被视为以本土文化复兴为纽带构建的去殖民化的共同体。
加勒比地区是欧洲殖民者为追逐经济利益而人为构建的殖民飞地,原住民遭到系统性屠杀、同化与隔离,该地区在种族压迫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单一作物种植园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塞缪尔·塞尔文(Samuel Selvon,1923~1994)是特立尼达黑人英语作家,西印度文学的先锋。他的小说《孤独的伦敦人》(The Lonely Londoners,1956)通过主要人物摩西回忆家乡的方式,巧妙地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勾连起来,刻画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著共同体断裂的社会状态。20 世纪中期以后,加勒比地区人烟稠密,粮食不敷食用。英国殖民地体制制约了特立尼达多巴哥早期的工业化发展。当地人在本地谋生已不足以养家糊口,生计问题的压力强烈要求社会做出共同应对的反应。《1948年英国国籍法案》促成了从殖民地涌向宗主国的逆向人口迁徙潮。于是,跨越大西洋,离开农村到达彼岸的城市,成为移民被迫获取生存之道的手段。小说中托洛瑞及其一家大大小小连同保姆六七口人,以家为单位相继离开,使得社会原有结构断裂与重组。
《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 S. 奈保尔(V. S. Naipaul,1932~2018)于1979年出版的小说,小说背景设定在非洲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在刚果河拐弯处的一个小镇上。小说通过印度裔商人萨林姆的视角,展现了非洲殖民地共同体在脱离殖民统治后走向独立时期的政治变迁和多元危机。河湾小镇曾是殖民贸易据点,聚集了非洲本土人、印度商人、阿拉伯移民、欧洲殖民者残余等群体,形成一种混杂的社会结构。殖民者留下的制度、文化和经济结构,使得当地社会陷入一种断裂与重组状态。小说中的“新领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稳固社群,而是缺乏真正的凝聚力,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信任与合作的临时聚合体,呈现出一种“既不是欧洲也不是非洲”(奈保尔 2003:145)的独特性质。
20世纪英国走上了靠“海洋发迹”的道路,英国人在非洲、亚洲、加勒比地区通过各种殖民活动改变土著民族的传统生存方式,当地原先具有相同地域性、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的土著共同体断裂,新共同体诞生艰难,其存续根基尚不稳固。20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为研究社会转型与人类群体关系演变,提供了丰富且深刻的文学样本。
2. 异化与碎片:象征性共同体的呈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从殖民地到宗主国进行反向迁徙,乘坐海上交通工具漂洋过海到英国定居。英国本土族群以工业文明为主体的族阈共同体城市形态受到冲击。不同的居民群体,或占据不同的区域,或被隔离在特定的地区,因此在城市发展及其持续筛选与分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分群形态。城市异质空间使个人无法拥有一种完整的属于自己的生活,个人及其生活呈现出了碎片化的特征。传统的价值观念崩塌,个体陷入孤独与迷茫的困境。“现代世界最严峻、最痛苦的见证……就是对共同体崩解、错位和焚毁的见证”(Nancy 1991:1)。海上世界具有完整的地域性和天然的跨海域传播性。在《来临的共同体》中,阿甘本提出将为一种新的伦理境况开辟空间的本体论的描述。他指出,当我们处于“尚不具有任何确定性”的境况时,“对我们而言,这反倒开启了——也许是首次——如此这般地对不确定性进行某种占有的可能性”(Agamben 1993:14),此种情形可以开辟出共同存在的新样式的伦理境况。20世纪英国小说家将故事发生地投向海洋,试图在这片充满未知与挑战的空间中,依托象征符号、仪式等要素,阐述象征性共同体如何构建成员间的情感纽带和集体认同。安德森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主观的、建构性的概念,“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安德森 2016:7)。安德森将共同体视为一种由认知方式及象征结构所形塑的想象性的虚构产物,虽然共同体成员可能互不相识,但他们期待自己属于一个共同的整体。小说中的“共同体不是纯粹的制度性或现实性的存在,而是具有象征性(符号性)和建构性的想象空间”(米勒 2022:49)。“象征性共同体”在海洋小说叙事话语的生成过程中形成特定的表征形态,其呈现逻辑与海洋空间的叙事场域形成深度关联。创作主体运用海洋象征符号来探索维系共同的身份、价值、意义以及心理认同的方式,展现出作家对现代社会棘手问题的理性思考,将对社会生存困境的现实关切投射于海洋小说中象征性共同体的意向化呈现与隐喻性描写上。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在她的短篇小说《小扣子被拐记》(How Pearl Button was Kidnapped,1912)中描写小扣子被两个毛利女人拐走,体验和亲近大自然,感受到大海的美和神奇。曼斯菲尔德通过海洋意象打破线性时间叙述,在作品中描绘了许多印象主义式的诗意性海边景色。“在自然环境中获得解放的精神体验可以触发一个人的审美感受,而这正是小扣子在海边所发生的事情”(Lorenzo 2013:66)。海水已经不仅只是静态的视觉表征符号,还是小扣子重要的能量之源与情感依托,更是作者对人与自然深度融合的生态共同体所进行的想象与追寻。“共同体是一个象征性的,而非结构性的建构。在寻求理解共同体现象时,我们必须将其成分中的社会关系看作对其成员具有丰富的意义,而不是一套机械的联系”(科恩 2023:104)。威廉·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创作了关于东南亚地区海岛生活的作品《月亮与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 Pence,1919)。小说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拒斥现代物质文明来到远离世俗文明的太平洋海岛塔西提岛,感受到了强烈的归属感,他定居在此并完成了自己多年以来坚持的绘画梦想,斯特里克兰德的壁画融合了波利尼西亚神话与个人幻想,海洋的流动性打破了单一文化叙事,海洋在此成为超越殖民框架的“第三空间”,构建起新的艺术共同体,实现了人与自然真正共生融通。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小说《远航》(The Voyage Out,1915)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中,“共同体”并非以传统的社会联结形式呈现,而是通过碎片化的个体经验、瞬间的情感共鸣以及沉默的集体记忆构建的。米勒认为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是语言虚构出来的一个概念,他提出了“无形共同体”,通过文学述行理论解决了虚构语言的有效性问题,证实了语言的建构功能。伍尔夫笔下的共同体则是一种精神性的非实体性的社会结构,犹如米勒论述的那样,“我们通常认为一个共同体是由许多人组成,但他们并不全部因为血缘或者婚姻,或者分享某些观点以及居住在一起而成为一种共同体”(Miller 2005:28)。“欧佛洛绪涅”号船长的女儿雷切尔十分热爱海洋,作品中多次出现她亲吻海洋并想要和大海融为一体的生态意识。伍尔夫通过意识流手法将雷切尔的内心世界与海洋的波动交织,将自身存在与海洋的永恒性相联结,形成一种超越个体的共同体体验。不同于殖民者的海洋视角,故事主人公雷切尔对海洋的去政治化凝视和想象,解构了殖民话语与海洋的天然联系,恢复了海洋的自然属性。在小说《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将海洋看作是抚慰自己的“逃离及重生之地”(Rein 2014:8),小女儿卡姆多次感受到了海洋给予她的温柔和慰藉,传递着伍尔夫想要将“海”与“人”真正融合成生命共同体的诗意理想,“我们用我们的船只将世界联系在一起”(Woolf 1922:146)。
“后现代共同体概念与传统的共同体形式不尽相同,它超越统一性、基于更加灵活的归属感形式”(德兰蒂 2023:173)。英国的先锋实验派作家B. S. 约翰逊(Bryan William Johnson,1933~1973)对小说形式进行了创新,小说《拖网》(Trawl,1966)刻意淡化情节和人物,海洋是时间和经验的喻体,作家用海上的旅程着力展示现代人生存境况中零散的、碎片化的主观意念。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性共同体不同,共同体的概念被解构为一种孤立个体在记忆与创伤中的自我拼贴。小说的叙述者在北海拖网渔船上的意识流独白流转于回忆和现实之中,行文的流动与海水的流动融为一体。“这漫长的海上航程,难道还不足以成为人类命运的缩影?”(Johnson 1966:9)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1949~)的《洼地》(Waterland,1983)呈现了一种基于地理、历史和集体记忆的社会群体生活图景。主人公汤姆·克里克亲身经历了过度捕捞对海洋生态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芬斯地区被水环绕,居民的生活与水息息相关,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历史记忆也深深植根于此,形成了独特的社群。然而,海洋既象征连接也象征隔离,水也带来了孤立感,反映了居住其中的成员在情感和社会中的疏离。作家通过汤姆的叙述,串联起个体命运与沼泽地祖先的内在关联。小说的叙事表明,即便依靠地缘与血缘维系的族群不复存在,人类依然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联结,构建一个属于精神层面的象征性共同体,从而抵抗个体在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中遭遇的孤独与异化。
20世纪的英国海洋小说不仅呈现出浓郁的悲观主义色彩,在美学形式上,也对各类共同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质疑与解构。事实上,在西方文明全面衰落的大背景下,英国共同体思想建构也随之步入困境,传统社会中共同体形式在物理和心理上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其中的统一性追求无法弥合在海洋强权中生成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差异,更不能解决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所带来的问题,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现代主义作家并未放弃对共同体的关照,在后现代主义的喧嚣之后,融合了各种文学思潮的新现实主义作品以及特有的艺术形式,对共同体展开了新的探索。作家在海洋小说中通过共同的经历和目标来建构一种象征性的共同体,与该小说对叙述者、叙事连贯性以及其他和叙事学相关的形式革新和共同体表征体现的设定相一致。尽管这种共同体可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的,但它为角色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和意义。
3. 海洋语境下的诗意生成:理想共同体的构想
19世纪末英国经济的缓慢发展给予了德国和美国重视技术革新和发展海军的机会。20世纪后期,随着英国战略“逐渐大陆化”的骤然转换和突然变向,其海上军事力量的相对优势已不复往昔,作为国防体系中海军建设的基石和关键支撑力量,其经济基础正面临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激烈冲击。英国社会陷入了身份失衡的集体焦虑,帝国认同难以为继,新的民族与群体联结难以构建。海洋这一兼具封闭性与流动性的象征空间,为作家提供了审视人性本质、解构权力关系与重构社会秩序的独特场域。在海洋小说传统的叙事逻辑中,船舰被视为文明传播的介质,亦是帝国扩张的工具,船舰空间展现出海员群体在海上极端生存环境中的互助共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变迁,导致这类话语建构失去了其现实表征的逻辑支撑依据。在此语境下,海洋小说转而构想跨越种族、阶层、地域的理想共同体。此时英国海洋小说家有意识地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的整体命运共同联结了起来,他们企图在英国航海事业衰弱的趋势下重振信心,将讴歌民族共同精神、鼓舞民族认同感、重塑民族自信作为终极宗旨。其本质是对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矛盾、价值变迁的回应与投射,是对殖民秩序崩塌后身份重构需求的文学回应。米勒阐释了文学与共同体建构的内在关联,“文学对其模仿、反映和再现,巧妙地模拟和构造出共同体的微缩式样”(米勒 2019:17)。海洋小说中的理想共同体的呈现依靠海洋空间的特有属性,通过文本的多元叙述策略,完成理念的具象化表达。
20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中的“理想共同体”始终处于建构与解构的动态中。作家们既怀念航海传统中的协作精神,又清醒地意识到权力、欲望与历史暴力对共同体的侵蚀。这种张力恰是海洋叙事的魅力所在,在航海社会的封闭空间里,人类既寻找归属,又直面自身的局限。海洋小说中的船只常被塑造为“微型社会”,船员群体构成临时共同体,其理想性往往在危机中经受考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吉姆爷》(Lord Jim,1900)中,船员们面对危机时的团结和责任感是小说的重要主题。船员们必须紧密合作以应对风暴、海盗等海上的各种挑战和危险。这种合作精神体现了理想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康拉德的另一部海洋小说《诺斯托罗莫》(Nostromo,1904)中苏科拉的人民构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些人来自不同阶级、不同种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作品设置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大舞台,船只中不同文化和思想意识接触、碰撞并融合在一起,展现出一个超时空、跨文化的世界地球村的微缩景观。“康拉德在《诺斯托罗莫》中的目标是让读者看到一块虚构的、想象出的土地”(米勒 2022:191)。这反映出康拉德对构建世界主义色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想象与追寻,对英国乃至全世界国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性思考。
在C. S. 福雷斯特(Cecil Scott Forester,1899~1966)的十一部霍雷肖·霍恩布洛尔系列小说中,故事主线聚焦于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皇家海军的军事行动,作品中在海船上建立的共同体是一个特殊的共同体,远离真实完整的社会系统,“它揭示的真理只是偶然情况下的抽象真理,而不是特殊情况下的普遍真理”(Williams 1973:146)。霍恩布洛尔舰长在军舰“胜利号”“Lydia号”与船员们的互动,委婉地刻画了一种独特的“理想共同体”模式。霍恩布洛尔对待被俘的法国军官和殖民地向导等不同国籍的人的尊重,暗指了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共同体伦理,闪现出理想色彩。
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1878~1967)的海洋小说《海上苦难》(The Bird of Dawning,1933)讲述了“黑天鹅号”船员在船只沉没后,登上救生艇“黎明鸟号”的求生历程。与霍恩布洛尔系列小说中制度化的海军社会不同,梅斯菲尔德的理想共同体是去阶级化的,船长、大副、水手甚至偷渡者被迫在极端环境下平等协作,“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恩格斯 1995:291)。舰艇上的微观社会呈现为一种独特的临时理想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在20世纪的英国海洋小说中反复出现,小说家们探讨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团结、合作和生存之道。
道格拉斯·里曼(Douglas Reeman,1924~2017)以自己真实的航海经历创作了近40部海军小说,其中最为有名的《理查德·波利托》(Richard Bolitho,1968~2011)是一套由30本书组成的海洋系列小说。在这部系列小说中,作者通过塑造帝国海军英雄人物在航海过程中展现的宝贵品质,构建了一个在英国读者心中穿越古今的理想共同体,而在这个共同体之中,每个成员都流淌着完全相同的“英国民族主义”的血液。无论是军官还是普通船员,晋升或嘉奖的依据是战场表现和职责履行情况,在这个海军战斗集体中,年轻军官得到重视和培养,成员们恢复帝国航海强盛时期民族性的意志被激发。当然,在这个群体的“白人团结”背后,暗含种族等级制的暴力逻辑。
约翰·班扬·普里斯特利(John Boynton Priestley,1894~1984)的《魔法师》(The Magicians,1954)中,一艘在迷雾中航行的商船成为社会缩影,船员间的阶级矛盾与战时协作形成张力。普里斯特利通过一群偶然获得超能力的普通人,探讨了理想共同体的可能性,同时揭示了权力、欲望与集体责任的复杂关系。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1946~)在《亚瑟与乔治》(Arthur & George, 2005)中,通过亚瑟·柯南·道尔和乔治·艾达吉两个主人公的平行人生,探讨了“理想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性。这一主题并非以直接的政治宣言或社会理论呈现,而是隐含在人物关系、历史背景和叙事结构之中。巴恩斯并未提供具体的共同体蓝图,而是通过亚瑟与乔治的关系,展现了一种基于同理心、正义感和叙事力量的临时性联结。这种共同体是碎片化的、个人化的,却因其真实的情感纽带而具有启示意义,理想社会的构建始于个体对“他者”的承认与行动。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海浪》(The Waves,1931)中的六个主人公虽各有差异,但他们没有一人能够离开这个团体而独立存在。主人公们要么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和交流,要么能做到与他人心灵相通,他们在伍尔夫构建的理想共同体形态中相互依存,灵魂相互慰藉并融合,建立起相互信任、无法分割的紧密联系,而这也正是伍尔夫在战后割裂破碎的社会中对命运共同体的渴求。《海浪》的叙事结构是高度实验性的,米勒提供了一种阅读《海浪》的方式,“这种方式强调存储在一个神奇的数据库的一种普遍共同体的奇怪的概念,这个数据库保存了人类的每一个想法、感情和感知”(米勒 2022: 332)。
20世纪英国海洋小说航海叙事中封闭的船舰空间或苍茫的海上景致,既是被抛入存在主义困境的现代人隐喻,也是海洋空间生存者的精神被物质主义叙事符号所异化的寓言性表达,还是理想共同体的实验场。不同形态的理想共同体寄托着作家复杂的个人体验,作为一种叙述,成为主题的表意中心,甚至成为脱离实体的意识产物和话语建构。20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中勾勒的理想共同体从未真正存在,小说建构的理想共同体赋予人类的共同行动以新的性质和内容,通过民主制度及其治理的行动,去保障共同体成员的基本权利,在终极指向上都是希望理解或建构人的共同行动模式。
4. 结语
20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海洋叙事以其独特的空间诗学与隐喻张力,为承载群体关系演变、归属与重生的流动空间提供了探索人性、权力与秩序的独特舞台,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体量巨大的英国海洋小说文本中的共同体表征,不仅一以贯之,绵亘不绝,而且呈现出类型不断繁衍,内涵日益丰富和书写方式日趋多元的发展态势。小说中呈现的不论土著共同体,还是象征性共同体,抑或理想共同体,都是以语言为工具。语言创造了文学虚拟现实,从而使得文学成为共同体的一种表述方式。20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中的共同体书写,始终与帝国衰落、技术理性及生态意识交织相生,既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英国小说中原有共同体的断裂,又反映了新共同体艰难诞生且根基脆弱的时代图景。既窥视海洋空间与理想共同体构建的内在联系,反映航海传统中的美好想象,也暗含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反思。
本文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英国海洋小说在20世纪历史语境中的共同体书写展开研究,注重文学文本所蕴含的情感政治和有效阐释,并介入历史现实,从而平衡文本解读和社会实践中的问题阐释,在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建构起文学表征视阈下的共同体理论与学术范式。这既符合英国小说创作与批评的演进逻辑,也有助于人们从其纷纭错综的文学叙事与人物关系中探索社会主体的境遇和命运,阐释导致共同体形成和解体的社会原因。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有助于探索行动主体间为了共同利益开展人类共同行动的客观基础,从而为共同行动的理性模式设计一条有效的途径。英国作家对共同体叙事再现的作品层出不穷,英国海洋小说留下的精神遗产,仍在等待当代的叙事者再启航,去延笔,去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