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公认的近200年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发展史中,从早期的动物小说家到莫利·卡拉汉,再到梅维斯·格兰特、玛格丽特·劳伦斯,短篇小说作家们对加拿大地域文化的强调显示了其对国别身份的追求。身份的确立是所有文学作品首先追求的主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乃至这以前的一长段时间)以来,文学家们都致力于为自己在这世上的所在确立一个地位,这便是加拿大性这一叙事主题得以确立的原因所在。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我们不难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关于“生存乃加拿大文学主题”的文学批评专著中找到佐证。80年代之后,受全球整个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加拿大文学批评界致力于研究后现代文学现象,并发表了重量级的专著和研究成果,因此在大批短篇小说中出现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生存”未必是加拿大文学的唯一主题,“美国化”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然而细细研读当前的作家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这个重要的主题是“美国化”,不如说这个主题是“全球化”或“全人类化”,即对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关心和描述,所以阿特伍德关注“道德困境”,门罗担心“幸福过了头”,想要过“亲爱的生活”。这些对整个人类生存加以反思的现象是国别认同的最高度体现,是寻求和谐统一社会的具体文本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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