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学、历史、哲学的必要途径以及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部分,典籍外译是多向度的文化工程。典籍外译涉及多学科、多学理,近年来引起不同领域学者的注意。在中国史学典籍外译中,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知名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团队对《史记》的翻译具有代表性。倪豪士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发地翻译《史记》,历经有年。其译本以研究者为主要目标读者群体,相较于其他译本,影响力较大,被学术界更多采用。OCLC数据库显示,世界各地高达一千多家图书馆藏有倪译《史记》(2010 Vol.9)电子资源(魏泓 2024)。此外,倪豪士于2020年因《史记》英译工作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23年,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倪豪士主持的《史记》外译出版工程项目被授予“2023年全省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奖提名奖”。①多国学者参考、评论与研究倪译《史记》,常将该译本与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译本以及法、俄译本进行比较。例如,美国汉学家卜德曾评价倪译本作为依托于美国大学的国际合作优秀成果,是一项杰出的汉学成就(Bodde 1995);澳大利亚汉学家张磊夫认为倪译本能使更多读者感受到《史记》的学术性,也让西方的学术界和文学界了解到早期中国的辉煌(de Crespigny 1996);Meisterernst(2014)指出倪译本在文献学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注释。从以上评论足见倪译《史记》的学术影响。本研究在知识翻译学的理论视阈下,考察倪豪士团队《史记》翻译实践过程中的知识转移、重构与再传播,探讨史学典籍外译的知识实践路径与方法。本文认为,倪豪士团队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是在将《史记》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成熟严谨的知识管理、转移、传播系统。这种经验对中国典籍外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中华典籍外译的知识翻译学阐释
典籍外译向来是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点规划内容,也是翻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从编辑出版、文献汇编、普及推广和人才培养等层面为新时代中国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该《意见》涉及中国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如“推动古籍图书对外版权输出,做好中华优秀典籍翻译出版工作”。②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文社科其他领域的参与,典籍外译研究形成了多学科、多学理、多向度融合的特点。
知识翻译学的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赋予其综合性的学科性质,具有整合其他分支学科的功能(陈大亮 2022)。典籍外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行为,涉及语言学、文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知识翻译学强调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主张通过多学科的视角理解翻译过程中的复杂性。史学典籍外译者要对原典籍所涉及的历史事件、文化背景以及思想体系有深刻的理解,这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辅助。知识翻译学的跨学科视角为译者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使他们能够从更多维度处理典籍外译中的文化和知识问题,从而提高译文的质量和文化传播的效果。倪译史学典籍过程中的知识实践,正是整合了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协同知识生产的典型例证,体现了知识翻译学的跨学科特性。
与传统翻译理论不同,知识翻译学进一步关注翻译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行为,聚焦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将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科学地分析不同语言面对不同知识如何选择、加工、改造的实践和经验及其语言转换、概念生成等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文化背景、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杨枫 2021)。典籍作为中华文化的知识结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仅是信息的中介者,更是知识的生产者与解释者,在保持原典籍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目标语文化的接受模式和认知体系,重新建构原有知识体系。这一过程是对其知识结构的重组和再创作,从而实现原文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再生。倪译《史记》的实践,正是将《史记》这一中国史学经典所蕴含的地方性历史知识,通过系统的翻译处理,转化为可供国际学术界使用的世界性知识的过程。
知识翻译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播行为,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文化(知识)外交的国家战略行为。文化外交的重要途径就是文化产品的输出,其中包括知识文本(肖华锋 2023)。知识翻译学探究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杨枫 2021),“是翻译理论上的突破,也是翻译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詹成 2022:35),可为典籍外译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多角度的阐释。从知识翻译学视角来看,将一种地方性知识翻译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必然会经历去原语境化与再语境化过程,译者需要深入理解语言背后包含的民俗、民风、生活模式、文化禁忌等地方性知识,同时结合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生存环境、文化背景的体验获得的地方性知识对原作进行修改,并融入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在两种地方性知识的冲突、碰撞、交流与融合中生成新的地方性知识(覃江华 2022)。通过对原典籍的文化背景、社会历史以及思想体系进行深入的解读,译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原文中的隐性知识,并通过适当的翻译策略将其传递给目标语读者。这不仅可以帮助译者在翻译中避免字面上的误译,还能确保中华文化精髓在外译过程中得以传播。具体到倪豪士团队的《史记》英译,需要考察在以知识转移与重构为主的实践过程中如何通过严谨的校勘、详尽的注释、结构化副文本等手段实现译文再语境化。
2. 倪豪士《史记》翻译的知识实践
倪豪士团队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史记》的翻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倪译《史记》追求保留原著完整、精确的样貌,给读者传达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提供一个忠实于原文且有详细注释的完整译本(金鑫荣 2018;庞恒田 2023)。倪豪士团队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主要底本,广泛寻求与各国专家的合作,翻译时进行了文本考订,也参考了已有的翻译研究成果,最大的特点就是译注严谨,学术性强。作为南京大学文学院的特聘教授,倪豪士曾于2016年至2019年连续4年与南京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史记》翻译工作坊,吸引了文学院师生参与。以知识翻译学的理论视阈考察,倪译《史记》涉及深度的知识整合和发展,其知识实践主要体现在系统性知识管理、策略性知识加工以及结构化知识产出。具体到翻译实践上,体现为团队组建与翻译准备、文化意象的加工再现、背景知识的补充注疏等几个方面。
2.1 团队组建与翻译准备——系统性知识管理
任何翻译实践都需充分准备,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对象的设定及翻译项目的周期等都影响翻译结果。翻译团队的组建管理以及相关资料的考古搜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翻译质量,尤其是《史记》全译这类大型且艰巨的翻译工程,翻译团队的组建、相关领域专家的参与、原著文本的校订研究等工作几乎要贯穿始终,既要在译前做足功夫,也要随着项目的进展不断更新和完善。
倪豪士早年对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叙事学开展了深入研究,为其《史记》研究和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联合了包括精通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郑再发教授等,组建了四人翻译小组,在正式启动翻译之前就明确了其翻译风格的定位,即“一个接近直译且有文本和文本注释的译本”(倪豪士 2023:7)。在此目标之下,倪豪士团队的《史记》翻译既满足汉学研究群体的需求,又填补了偏向学术类的中国典籍外译本的空白。
倪豪士的翻译团队每次正式启动新的卷目翻译工作前,会对《史记》原著和已有译本进行深入比较和研究。在《史记》原著底本的选择方面,倪豪士团队最初以1959年中华版《史记》作为底本,同时参考劳榦的《史记今注》、王利器的白文版《史记注译》、王叔岷的《史记斠证》、吴树平的《全注全译史记》以及韩兆琦的《史记笺证》等(倪豪士 2023)。对底本的选择与辨析是保证翻译质量的一项准备,而针对《史记》这样兼具厚重历史和久远文化的典籍,除了对底本开展校考以外,倪豪士注重比较研究平行译本。他曾将《史记》部分卷目与《汉书》对照进行溯源考究,虽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主要翻译底本,但翻译时依旧辩证地看待其底本内容,认为“不论是底本的选择,还是那些经常出现的有问题的校订和删改,都会使得中华本的文本存在一定缺憾”(Nienhauser 2008:xl)。在其他版本《史记》译本的比照研究中,倪豪士汲取众家之所长,包括考察华兹生译本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他曾赴巴黎参观沙畹(Édouard Chavannes)藏书并研读其《史记》译本以及未出版的手稿;在洪堡基金会的资助下,在柏林的图书馆研究了海尼士(Erich Haenisch)的未公开手稿;又曾赴日本,分别在东京大学和东北大学获得了包括有关泷川资言相关资料在内的许多宝贵文献材料。因此,他对东西方主要翻译过《史记》的译家译作都基本了解,确保了翻译实践中的知识整合充分。倪译《史记》副文本包括详细的底本稽考与抉择,涵盖古文汉字的释读与辨析,使得倪译《史记》具有鲜明的文本辨识度与学术精准度。因此,倪豪士团队译本“为目标语读者提供了具有高保真度的译文,使得目标语读者具有与源语读者相似的阅读体验”(黎智林、朱振武 2023:25),确保了《史记》在异质文化中得以忠实地传播。一系列严谨的准备工作,体现了知识翻译学强调的“知识考古”(胡安江 2022:18),是对《史记》相关知识(文本、版本、研究史)的系统性管理和整合,为后续的知识加工与再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倪豪士曾在德国组建翻译小组,小组成员为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系的研究生,来自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翻译的工作形式是将草译的内容分配给小组成员,每两人负责其中一部分,一名学生朗读译文,每句都停顿一下,如果没有人提出意见就认为该句译文是可接受的,继续往后朗读,一旦有问题就会进行讨论(倪豪士 2023)。参与翻译项目的译者由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和研究生组成,每个人从自己的专业视角负责并贡献了和《史记》翻译相关联的知识,在校考整合底本和比较研究译本的过程中,参与者实现了知识的获取、创造、识别、存储、分享、转化和应用,确保了翻译项目有系统地推进。从翻译模式上看,前期参与知识整合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们在知识管理的协同合作中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参与者基于自身专业视角将《史记》原著在语内和语际完成知识转化和迁移,实现了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连接。这种团队协作是一种高效的知识管理系统,促进了跨学科知识的碰撞与整合。
由于每一卷《史记》译本中的篇目由不同译者负责,在具体的翻译处理上难免会有差异。为了使最终的译文整体统一,倪译本设置了术语表供译者翻译时参照遵守,并且团队中也做了相应的规定,翻译时要不仅在意思上,而且在句法上尽量忠实于原文(魏泓 2018)。来自不同国家、背景的学者、研究生参与不同卷目的翻译,客观上可能带来风格差异、注释深度不一等内部异质性问题。这种知识生产集体协作中的必然现象值得注意,而术语表的规范使用则是团队知识管理应对异质性、保证核心概念一致性的关键机制。
2.2 文化意象加工与再现——策略性知识加工
翻译策略的选择往往决定着译本风格,倪豪士秉持“互文见义”的翻译主张,翻译中主要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译文使用了大量的直译加注释的方式处理原著中特殊的文化意象和表达;对人名、地名、称谓等保留了原文的汉字,使用汉字加注音的方式标注;译文句式基本对应原著的文言文表达特点,多用简单句,并以断句的方式切分原文概括性较强的句子。相较于华兹生的《史记》译本为了可读性而打乱原著体例顺序并采用归化策略(魏泓 2022),倪豪士的翻译方法虽然割舍了译文阅读的流畅性,但是却形成了学术性译本,符合“接近直译且有文本和文本注释”(倪豪士 2023:7)的定位,极大程度地贴近了原著,尽可能还原了原著所包含的知识特点。这种策略选择的核心目的是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地方性知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清晰的世界化阐释,是知识翻译学中知识转移与重构的具体体现。如以下翻译案例:
例(1)“……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鑱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
译文:He treated illnesses without using medicinal decoction or wines, stone needles, stretching and pulling,* massaging and vibrating,* or using drugs in compresses.* As soon as [the patient] removed [his clothes],* and he saw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illn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upoints of the five viscera,* he scraped the skin* and loosened the muscles [to remove the pathogenic],* cleaned out the vessels and joined the muscles [along the meridians]* ……
原文中“挢引”意为“伸引手足”,相当于“按摩”,是一种以养生为主的诊疗治病方式。译文中“挢引”处理成stretching and pulling,并在此处注释中添加了出自“the Yin shu 引書”和“Yin shu shih-wen chu-shih 引書釋文注釋”两部文献的内容加以解释。其他*标记处均提供了对问诊方式的阐释和文献参考。这种直译加深度注释的方法,是对中医特有概念(高度地方性知识)进行精确知识加工的核心手段,通过注释完成知识的补充、阐释和再语境化,确保其在世界学术语境中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虽然牺牲了一定的可读性,但最大程度保留了知识的原貌和独立性。
例(2) “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译文:I, Yüeh-jen, practice procedures [in which] I do not wait to palpate the pulse, to examine the visage, auscultate the [bodily] sounds,* or to investigate the form [i.e., bodily appearance],* [before] explaining where the illness is located. When I perceive the yang [status] of the illness, [then] I can analyze and attain the yin.* When I learn the yin, I can analyze and attain the yang. When the resonance of the illness appears on the greater surface [of the patient’s body], if I am not beyond one thousand li [distant], those [illnesses] I can determine are extremely numerous and they cannot be fully detailed!
行文中添加方括号补充是倪译常用方法,或明确具体指涉(如“听声”补充为auscultate the [bodily] sounds),或显化原文隐含逻辑(增补连接词,如[before], [then])。这种增补是在直译基础上进行的必要知识重构,是原文隐性知识(如文化负载概念、逻辑关系等)在跨语境传播中的显化处理,是知识再语境化的重要环节。
翻译是拓展知识和能力边界的一种跨语言认知与实践方式,“跨语言知识转移是翻译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底层逻辑,也是翻译知识融通性、系统性建构的重要起点”(李瑞林 2022:51)。倪译《史记》在跨文化间通过知识的再加工使地方性知识及其衍生知识承载着中国典籍中的文学和史学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融通。译文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遵循原著的章体结构,补充了大量的解释,提供了充足的古籍文献作为参考,兼顾史实性和文学性,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的实践互为补偿,构建了向世界迁移的地方知识体系,既贡献了知识建构模式又提供了翻译实践经验。
2.3 背景知识补充与注疏——结构化知识产出
倪豪士的《史记》翻译将其参考的主要原著底本、相关文本、历史文献以及其他版本译本作为知识加工对象,生产出了贴近原著、偏研究型的《史记》译本。“知识翻译学采用文本发生学方法,通过分析翻译的前文本、副文本和正文本、考察知识迁移、话语重构和价值创造的具体运作方式,深刻理解翻译在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中介性、协商性和能动性作用”(覃江华 2022:64)。倪译本将众多“相关文本”进行知识整合,与译文主体共同形成了最终的知识产品。其译本结构区别于其他的《史记》译本,呈现出“《史记》辞书”的特点,大量的背景知识补充与注疏也为相关的海外汉学研究者带来了珍贵的参考价值。这种结构化的副文本设计,是知识翻译学中知识再传播得以有效实现的关键载体。
比如,在倪豪士的《史记》译本中,译文正文前有On Using This Book, Weight and Measures, List of Abbreviations等章节;译文正文后有Frequently Mentioned Commentators,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Shih chi Scholars, Selected Recent Works(Studies) on the Shih chi, Index, Maps等章节。译文前的章节往往起到阅读导引和关键问题阐释的作用,译文后的章节更多是相关知识的补充,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On Using This Book作为“阅读指南”和“知识概要”,明确卷目结构、解释注释体系、说明关键问题(如官衔称谓、地名、时间、度量单位、文化负载词等)的处理原则,甚至保留争议观点,体现了以读者(研究者)为导向的系统性知识管理。Weight and Measures部分系统转换并解释古代度量衡,例如chin 金 = yi (of copper or bronze, in pre-Ch’in times);1 chin = 1 ts’un3 of gold = 238-251 g (Ch’in-Han),是对古代社会经济制度相关知识的具体化、标准化传播。List of Abbreviations建立了统一的参考文献、期刊、常用术语缩写系统,如SKCS — Ssu-k’u ch’üan-shu. 四庫全書;JAS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ed. — editor,rev. ed. — revised edition等,这形成了译本内部规范化的知识表示体系,方便检索和互文引用,是知识产品工具性的体现。Frequently Mentioned Commentators,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Shih chi Scholars和Selected Recent Works(Studies) on the Shih chi介绍相关学者及研究文献,拓展了《史记》的知识网络,将译本置于学术史脉络中,促进知识的深度挖掘。Index, Maps提供关键词检索和地图,体现了知识产品的工具性,极大提升读者的查阅和研究效率。
倪豪士团队希望能完全保留司马迁《史记》的精神,尽力为现代学术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注释性语境,其译本文献厚重,注解最多,且在译文中大量使用汉字。倪豪士的“全译(complete translation)”不仅是对原作全部内容的翻译,“而且是意在对原作隐含信息的全部翻译,以求现代读者能达到司马迁时代中的读者接受效果”(魏泓 2024:156)。倪译本是其团队知识实践的最终成果。这种结构化的副文本设计,没有试图消除文化差异,而是通过提供丰富的互文和背景知识,系统地标注和解释差异,构建了可以进行深度阅读和研究的知识基础。这种结构化的设计还确保了地方性知识在世界化过程中,其“地方特色”内核得以保留并通过“世界共享”的学术规范形式进行革新性呈现,成为受众进入《史记》不可或缺的“学术导言”和工具。
3. 倪译知识实践之启示:学术性知识整合下的辞书型译本
辞书是供人查检的知识体系,对人类知识进行收集、翻译、整理、建构和传播,承载着人类的知识世界,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李宇明 2022)。倪译本虽不是辞书,但功能超越了一般译本,在某些方面和辞书类似。如,倪译本除了译文主体外,还设置了知识检索、释疑、拓展等章节,译文中包含大量可参考的相关知识;Index部分按A~Z的顺序梳理了整个卷目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等关键词,每个条目包含英文、汉字、注音以及在卷目中出现过的位置,在译本中检索到的关键词通常会有详细的注释以及相关参考资料。这不仅可以为读者释义,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多可以用以研究查证的线索。倪豪士团队对原著底本、校勘本、注疏本、平行文本、相关文献、多版本译本进行整合考辨,翻译过程中团队细读、校准,保证了译本的准确和严谨;译本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坚持“互文见义”的主张,遵循了原著的语体规范,使用了大量的直译加注释、汉字加注音、译文间增补等方法对原著的文化意象进行加工与再现,并对关键的背景知识做出了详尽的补充。因此,倪译本读者除了可以阅读了解《史记》以外,还可以借由译本的知识整合深入研究《史记》。总之,倪豪士团队以其知识翻译实践,为世界提供了一部详细的《史记》英文注疏,译本在结构设置上满足了阅读、研究、检索等功能,最终形成“辞书”式的呈现。
本文认为,“辞书型译本”是在典籍外译中,以学术研究为导向,通过系统化的知识整合(包括深度校勘、详尽注释、结构化副文本设计等),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并清晰阐释原著知识内容,最终形成的兼具高度参考性、检索性和工具书功能的译本形态。“辞书型译本”具有以下特征:(1)系统性,即对原著及相关知识进行深度整合与结构化呈现;(2)严谨性,即强调考据、注释、文献依据等;(3)异质性,即优先保留原文知识形态(如专名汉字、句式、体例等),通过注释、互文解释差异;(4)工具性,即提供索引、附录、指南等便于检索研究的副文本。倪豪士不仅是一位译者,也是一位“知识考古者”(胡安江 2022:18),在翻译《史记》的同时也持续进行学术研究,也正是这样的态度和习惯才成就了如此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性典籍译本。中华史学典籍所蕴含的知识古奥艰深,意译、改写等方式难以还原其形,更难传达其意,倪译主张的“互文见义”可将史学典籍的知识原貌在向世界流动传播中展现出来,使其地方性知识中的独立性得以在学术语境中被认知和理解。“辞书型译本”既呈现典籍原著的知识独立性,也通过知识的结构化整合展现了中华史学典籍的庞大知识体系,为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经典打开新的视野。可以说,辞书型译本是倪译知识实践形成的一种新的知识类型,对我国的典籍外译实践和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相较于追求可读性和流畅度的“文学型译本”(如《史记》华兹生译本),或旨在普及简化内容的“普及型译本”“辞书型译本”的阅读门槛更高,可读性打了一些折扣,可能会限制译本在普通群体中的传播。但其吻合了对象读者的设定,核心价值在于为专业研究者和深度文化学习者提供不可替代的、高保真的知识资源库。
4. 结语
本文以倪豪士的《史记》英译为研究案例,在知识翻译学的视阈下剖析了倪译《史记》的知识实践过程,总结出可用于我国史学典籍外译实践与研究的知识范式。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当代的典籍外译工作应该更多为海外学术受众和深度文化学习者提供接近典籍原作的译本,高度重视学术性知识加工和知识产品的结构化设计,以保留地方性知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可研究性,全方位展现中华典籍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内涵。在这方面,倪译《史记》的知识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辞书型译本”虽然提高了阅读门槛,但在学术传播、知识保真和建立深度文化理解方面具有独特价值。作为外籍译者,倪豪士翻译《史记》也许并非以“中华文化走出去”为初衷,但倪译本所建构的“辞书型翻译”有效传播了《史记》承载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也成为《史记》研究的重要参考。这类知识再生产拓宽了海外受众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度与精度,其翻译实践中的知识整合与再造最终达到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追求高质量学术影响力的效果。可见,倪译《史记》的知识范式,对旨在深度学术传播和文化阐释的史学典籍外译项目,尤其是针对史学典籍知识完整与研究价值的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应用并优化。
附注
① 参见南京大学出版社《史记》外译出版工程项目荣获全省外宣工作创新奖提名奖[EB/OL].[2024-02-24]. https://www.nju.edu.cn/info/3341/356011.htm.
② 原文引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EB/OL].[2023-08-1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4/11/content_568455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