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探讨了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和谐师生关系构建的时代意义及可依据的理论基础;然后基于美国心理学会提出的14条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并结合对我国不同地区高校的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梳理出以学生为中心和谐师生关系的六大特征;最后,以该特征为指导,从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学习环境、情感支持和评价体系五个方面,提出了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和谐外语师生关系的具体策略,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外语教师提供参考,进一步推动外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古代科技水平烜赫于世,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有卓越贡献。在我国一千多年围绕科技维度开展的翻译活动中,以官方及代表官方的机构或个人形式开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叠见层出,在中国古代对外科技知识文化交流和对内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国家翻译实践为理路视域,我国古代科技翻译活动为稽考主线,官方翻译机构为描写对象,中外间知识互译互鉴为伏观脉络,来洞视和探源我国古代国家科技翻译实践的史实及影响,以期丰富中国科技翻译史、国家翻译实践史的书写体例及视角。同时,洞古鉴今,取法成事,为当下国家翻译能力及其细分领域中的国家科技翻译能力构建提供个案启示和历史经验参考。

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在晚清翻译思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别于当时“采西学”“译西书”的观点,首次明确提出设立翻译书院以专门造就译才,形成了系统化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翻译职业化教育思想的雏形。通过阐释晚清民族救亡语境催生出的现代性国家意识,解析在此背景下马建忠基于国家意识的翻译教育构想,从培养缘起、培养导向、培养机制三个方面阐释国家意识的具体体现,并从历史参照视角论述了该构想对当下我国翻译教育中培养国家意识的三点启示:“为国译”的翻译人才培养指向、“伦理导向”的译者评价标准、“国家主导”的翻译教育机构建设。

近年来“课程思政”是学界的热点话题。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从中国知网获取的220篇有关外语课程思政的研究文献。通过分析归纳,发现外语课程思政研究主要分为四大类:(1)课程思政与外语教育的融合思索;(2)英语通识课程思政探索;(3)外语专业课程思政探索;(4)课程思政术语翻译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虽涉及内容丰富,但研究广度仍需拓展,教学实践探索亟需丰富,评价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认为,后续研究应当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丰富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并重视评价研究,以推动外语课程思政研究的深入发展。

文化自信和课程思政联系紧密、相互促进。文化自信作为课程思政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能为课程思政提供价值引领、内容来源和素材支撑。文化自信培养融入大学外语课程思政过程中应当遵循“教学目标重点聚焦文化自信培养、内容设计遵循文化自信生成规律、教学过程提供语言思政双重支架、效果评价强调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设计原则,以提高新时代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成效,增强当代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提升其“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华文化阐释和传播能力。

教育部2018年颁布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英语语用能力进行了概念界定、能力框架分解与分级能力水平描述。学生语用能力培养的主要载体就是英语教材,而目前指向中学生二语语用能力培养的英语教材编制研究依旧匮乏。本文以言语行为经典分类与2018年版《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为研究框架,分析了2019年新版国内某出版社高中英语教材(A)、2019年新版国内另一社高中英语教材(B)及2017年版英国某出版社的中学英语教材(C)在言语行为及语用能力培养上的异同与优劣。研究发现相较于英国出版社,国内两出版社的教材均未使用足量的言语行为,而国内外三家出版社在听力和阅读材料的语用能力编制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三本中学英语教材在语用能力编制上的研究对教材改版、教材研究及师生的教材使用均有一定的启示指导意义。

国家意识在新文科外语教育中居核心地位,为大学英语学科发展奠定基石。大学英语教材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关键载体,不仅要教授语言文化知识,更要强化学生的国家意识。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深入剖析《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四版)中如何体现和强化国家意识。结果显示,该教材在培养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方面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价值观分布不均,甚至部分价值取向可能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等问题。因此,深入挖掘并优化大学英语教材中的国家意识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教材质量,更能精准传递国家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本文采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比本土教材和全球教材,探讨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表征问题,并从语域类型、语言特征等角度分析其对内容表征的影响,以此厘清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指导思想下的语言教材在结构特征和社会属性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本土教材在主题上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关系性思维,并通过对话体裁和微观层面上的语言特征拉近和学习者的距离,帮助建构外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从而实现语言材料在本土教材中的再语境化。另一方面,本土教材在题材、知识面、国际视角方面可以进一步拓展,在构建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下功夫。本研究对新时代外语教材的编写、评估、改编具有借鉴意义。

中西哲学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对知识的追问,而对知识的追问推动了新的知识生产、传播及应用,从而促进了人类的知识交流、知识再生产与知识的极大增长。在此过程中,翻译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鉴于迄今还鲜有从哲学视角讨论知识、知识观与知识翻译学方面的成果,本文尝试从中西哲学视域讨论“知识”一词及其构成、“知识”意义演变、知识观和知识与道德及智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探讨了知与真、识与求真、智与善美的关系,希望推动集真、善、美于一体的本土知识翻译学成为全球知识翻译学。

中国传统哲学术语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的高度凝结,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通过梳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发展的历史流变性、诠释性和动态语境性特征,借鉴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典型术语的案例分析,从追“根”以译出核心义、溯“流”以译出历史义和问“境”以译出语用义三个维度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的意义建构。唯有建构起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理解的历史、文化和语用的多维视域,方能为全面把握术语的含义进而准确翻译之提供充分条件。

本研究在“交际者—模态—语境”的框架下,采用文本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探究漫画《禅说》多模态翻译中的视角转换策略及其语用移情效果。分析结果表明,译者可通过补充或修正原文的图文视角重塑文本感知聚焦点、重构话语观念、重置话语时空、重建主客体关系等。在特定语境下,多模态翻译中的“四重”视角转换策略有助于弱化或巩固移情对象、强化或消弭特定移情意义,对读者的接受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当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背景下,此类成果能为多模态形式的文化输出、话语叙事和话语译介等研究提供启示。

老字号国际语言服务是地方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话,构成一个知识生态系统。本研究以知识翻译学理论为指导,以“以真求知”“以善立义”和“以美行文”为服务原则,阐释老字号国际语言服务的知识加工、话语重构、价值创造和知识迁移环节,确认了老字号国际语言服务中的双向知识迁移,凸显了服务团队的主体性,论证了老字号国际语言服务的知识升级、价值增值、文化交流和决策咨询作用。本研究表明国际语言服务本质上是创造性的跨国知识服务,为理解国际语言服务带来新视角和新启示。

本研究自建《三体1:地球往事》和《三体2:黑暗森林》英译本语料库,采取多维分析法和文本细读结合的方法,在知识翻译学观照下,对比分析刘宇昆和Joel Martinsen在将地方性中国科幻文学知识世界化重构过程中所展现的译者风格,并探赜差异成因。研究发现,两位译者均遵循科幻小说文体的一般性知识组织形式,但在译文的叙事性和信息组织精细度两个功能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刘宇昆译本和Joel Martinsen译本风格差异的深层原因是其不同的翻译思想,前者倾向“翻译的知识跨语调适与对话”,而后者更偏向“知识世界共享与中介”。

“羊桃”最早记录于《神农本草经》,至《本草纲目》以后,关于“羊桃”是“猕猴桃”还是“五稜子”的植物基原争议,影响到中国传统典籍中“羊桃”的英译, 成为一个谜案。本研究以《神农本草经》和《诗经》英译名称差异入手,结合历代本草学典籍和《诗经》注疏文献资料对“羊桃”植物基原进行考证,以现代植物学名为纽带,提出“羊桃”植物基原为猕猴桃科藤山柳属植物“猕猴桃藤山柳”的观点,从知识翻译学视角对“羊桃”在非文学和文学语境中的名称英译策略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在典籍草木名物英译实践中应力求“真”“善”“美”,才能实现《诗经》草木名物汉英名称的“名”“实”“状”正确关联,促进地方性植物学知识与不同文化圈的交融,推动地方性知识参与全球性知识体系的建构。

外交话语倾向是大国外交博弈的重要衡量尺度。本研究从跨语言词向量集的角度,提出了外交话语倾向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基于中美外交发言人汉英双语语料库,在筛选中美双方汉语正、负倾向关键词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参数,检索得到英文正、负词向量词语集数据。通过量化双方外交话语倾向,为外交话语原语表达和外译提供数据参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双方话语都倾向于正面,中方汉语正面强度远大于美方,但中方汉译英后正面性话语比例小于美方,而负面性增强的幅度却大于美方。研究结果提示在外交话语博弈过程中,汉译英时中方可增加英文词向量集正面词语的数量,降低英文负面词语比例,用平等的正、负面外交话语构建中美外交对等关系,与美方形成外交话语平等和政治等效格局,以期更好地达到外交目的,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向前发展。

报告动词是学术写作中常用的动词,英语学习者在英文写作过程中经常会对报告动词的使用感到困惑。本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方法,结合定量及定性分析,考察了容易混淆的show、indicate和demonstrate这三个报告动词分别在香港理工大学英语学习者语料库(PLEC)和研究文章语料库(CRA)的具体使用。三个报告动词在PLEC和CRA语料库中的使用上有一些相似之处,都可以用来做直接和间接引用、数据描述及结果报告,但它们不能完全相互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