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以指数级速度迭代的今天,外语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价值追问。“学外语还有什么用”已从一个略带戏谑的日常之问,演变为叩击学科生存根基的严峻命题。然而,将学科危机简单归因于技术冲击,实则是一种表象化的归因。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工具理性”主导的学科定位,以及与之相伴的知识生产模式和价值取向。正如杨枫(2023)所诊断的,当前外语教育面临工具理性膨胀与人文价值萎缩的双重困境,学科需要从技术应用转向价值引领,学者需要从知识传授转向知识生产。这一定位使外语学科在知识分工体系中日益边缘化,在人才市场中逐渐丧失竞争力,对国家战略发展的迫切需求应对不够。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为外语学科走出困境、实现价值重构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文化自信与主体性重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及全球文明倡议等重要思想,从价值引导与方法论资源两个层面为外语学科的战略转型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区域国别学的蓬勃发展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路径。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核心理论框架,以区域国别学为方法论参照,探索外语学科从语言技能培训向区域知识生产、从知识消费向文明互鉴跃升的价值重构与知识转型路径。
1. 价值坐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指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外语学科的方法论指引可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是作为价值引导,即为学科发展提供方向性的规范框架;二是作为方法论资源,即为学科转型提供具体的思想工具和实践路径。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具有方法论指引意义。
1.1 文化自信与主体性重建:从他者凝视到自我确证
习近平总书记(2016)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的强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以西方为标准、以“接轨”为目标的学术心态。
要深刻理解“文化自信”对外语学科的方法论意义,需要首先追问:外语学科为何会陷入“不自信”的境地?①葛兰西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为此提供了深刻的分析工具,统治阶级不仅通过强制力量维持统治,更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使被统治者将统治者的价值观内化为“常识”(Gramsci 1971:12)。在全球知识生产的格局中,西方学术话语同样通过类似机制确立了霸权地位,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将特殊的西方经验普遍化为“科学”“客观”“先进”的标准。
外语学科在这一霸权结构中处于特殊的位置:它既是西方文化霸权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又是中国学者最直接感受这一霸权压力的学术领域。长期以来,外语学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殖民心态”——将西方的学术范式、研究议程、评价标准内化为理所当然的“规范”,将自身定位为西方知识的“学习者”和“传播者”,而非独立的知识生产者。这种心态的深层结构,恰恰是萨义德所揭示的“东方主义”的学科表现:外语学科将中国置于西方“凝视”之下,用西方的概念框架来理解和表述中国经验,却很少追问这些框架本身的局限性和权力意涵。
文化自信的提出,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一认知结构。它要求外语学科从“他者凝视”转向“自我确证”,不再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身,而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实践中寻找学科发展的内在依据。这并非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一种认识论的解放:承认知识生产的多元性,拒绝将西方经验普遍化为唯一的“真理”标准。对于外语学科而言,文化自信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主体性转换:我们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文化,不是为了趋附西方,而是为了深化自我理解;不是为了“走向世界”(仿佛世界在别处),而是为了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彰显中国的独特价值。正如费孝通先生晚年所倡导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信的最终指向,不是封闭的自我中心,而是开放的文明对话(费孝通1997)。
1.2 自主知识体系与知识生产范式转型:从知识消费到知识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2022)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学术发展战略的深刻转型——从以“学习”为主转向以“创造”为主,从以“引进”为主转向以“贡献”为主。
“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知识生产的“主体性”重建。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遵循着一种“追赶逻辑”:以西方学术为标杆,以接轨为目标,以引进为主要方式。这一逻辑的深层预设是:西方已经发展出成熟的、普遍适用的知识体系,中国的任务是学习和应用这些知识。然而,这一预设本身是需要质疑的。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揭示了知识生产场域中的权力结构:所谓“国际学术规范”“高水平研究”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占主导地位者在学术场域中的“品味”和“惯习”的制度化表达,而非超越历史和文化的客观标准(Bourdieu 1984)。
对于外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意味着三重任务:
第一,问题意识的本土化。传统外语学科的研究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学术热点的追随和回应。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新批评到文化研究,外语学科的理论更新往往是西方学术潮流的中国投影。“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我们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和历史经验出发,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研究问题。这不是拒绝西方理论,而是将西方理论作为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非必须遵从的权威话语。
第二,概念工具的创造性转化。知识生产的核心在于概念创新。长期以来,外语学科的概念工具几乎完全来自西方,从“话语”到“身份”,从“后殖民”到“全球化”,我们习惯用西方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和世界的问题。“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要求我们批判性地审视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另一方面要求我们要从中国的思想传统和当代实践中提炼新的概念工具。赵汀阳的“天下”概念、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都是这种概念创新的典范。
第三,方法论的自觉反思。知识生产不仅涉及“研究什么”,更涉及“如何研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传统——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诠释学,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都植根于特定的哲学传统和文化语境。“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我们发展出与中国思想传统相契合、与中国学术实践相适应的方法论路径。
文秋芳和张天伟(2013)提出的“国家外语能力”概念,正是这一转型要求在语言领域的理论性表达——语言能力不仅是个体的交际技能,更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国际传播、进行知识竞争的战略资源。这一概念的创新意义在于:它将语言从个体技能提升到国家能力的层面,为外语学科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1.3 文明对话与全球文明倡议:从文明冲突到文明互鉴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要创新,更蕴含着深刻的文明论和知识论意涵,为外语学科提供了新的价值参照系。
对于外语学科而言,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了重新定位学科价值的理论框架。在文明冲突的范式下,外语学科的功能是知己知彼,了解对手,以便在竞争中获胜。在文明对话的范式下,外语学科的功能则是“美美与共”,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欣赏。这一转换看似微妙,实则涉及学科价值取向的根本变革:外语学科的终极价值,不在于语言技能的传授,而在于文明对话的促进;不在于了解世界(这一表述仍然隐含着主客二分),而在于参与世界,以平等的姿态、对话的方式,参与人类文明的共同创造。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文明倡议为外语学科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想象”。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图景中,世界被划分为“西方”与“非西方”、“发达”与“发展中”、“现代”与“传统”等二元对立的范畴。在这一图景中,非西方世界永远处于“追赶”和“学习”的位置。全球文明倡议打破了这种等级化的世界想象,代之以平等多元的文明图景。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可以为人类的共同未来做出贡献。这一世界想象的转换,为外语学科研究“全球南方”、发展“南南学术对话”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价值支撑。
2. 方法论转向:区域国别学的启示
如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外语学科提供了宏观的价值坐标,那么区域国别学则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路径。近年来,区域国别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便是国家战略需求驱动学科建设的生动案例。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正式列入交叉学科门类,标志着这一领域的学科建制化进程取得重大突破。然而,要真正理解区域国别学对外语学科转型的方法论启示,需要超越表层的学科交叉叙事,深入到知识生产范式转换的层面。
2.1 从文本到问题域:认识论的根本转换
传统外语学科以“文本”为核心研究对象。无论是语言学分析还是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单位都是某种形式的文本——语料库中的语言材料、作家的文学作品、翻译的源文本与目标文本。这一传统有其学术价值,但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封闭性,研究者容易沉浸于文本的内部分析,而与文本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相疏离。
这种“文本中心主义”的深层问题,在于它预设了一种特定的知识观:知识是从文本中“提取”出来的,研究者的任务是运用恰当的方法“解读”文本中蕴含的意义。这一知识观隐含着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研究者是主体,文本是客体,研究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活动。然而,正如伽达默尔诠释学所揭示的,理解从来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单向认知,而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话,是“视域的融合”(Gadamer 2004)文本不是沉默的客体,等待研究者来揭示其真正含义;文本是历史和传统的载体,是与研究者处于对话关系中的“他者”。
区域国别学的引入,推动研究范式从“文本中心”转向“问题导向”,实质上是一种认识论的根本转换。区域国别研究的起点不是既定的文本,而是需要回答的问题:特定区域面临什么样的发展挑战?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有何特点?中国与该区域的合作有哪些可能性与限制性?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便打破了传统外语研究的学科边界,要求研究者以“问题”而非“文本”作为组织知识的核心。
更为重要的是,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隐含着一种不同的知识观:知识不是从文本中“发现”的,而是在回应问题的过程中建构的。这一转换与当代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洞见相呼应:知识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客观描述,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服务于特定目的的人为建构。承认知识的“建构性”,并不意味着否认知识的有效性,而是要求研究者自觉反思知识生产的条件和效果——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服务于谁的利益?我们的知识生产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对于外语学科摆脱学术内卷具有关键意义。长期以来,外语学科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精致化”倾向,在越来越小的问题上做越来越精细的工作,学术产出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却日益减弱。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启示在于:将研究问题的来源从学科内部转向社会现实,将知识生产的评价标准从学术规范扩展到社会效用,从而重建外语学科与国家战略需求、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有机联系。
2.2 从知识输入到知识生产:功能定位的战略转型
很大程度上,外语学科的功能长期被定位于“知识输入”,将外国的语言、文学、文化知识引入中国。这一定位使外语学科成为西方知识进入中国的“管道”,却很少追问:这些知识是否适用于中国语境?中国能否贡献自己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外语学科在知识生产的全球分工中处于“买办”的位置,将西方生产的知识“进口”到中国,却很少从事原创性的知识生产。
知识生产不同于知识传播,它涉及三个核心环节:问题的提出、概念的创造、理论的建构。
首先,问题的提出是知识生产的起点。西方学术体系的霸权地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对“什么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的定义权上。当中国学者习惯于追随西方学术热点、回应西方学术话题时,便已经在认识论层面接受了西方的支配地位。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启示在于:从中国的立场和需求出发提出研究问题。中国与特定区域的合作面临什么挑战?中国的发展经验对该区域有何借鉴意义?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便是知识生产主体性的彰显。
其次,概念的创造是知识生产的核心。学术话语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概念的创造和传播上。从“软实力”到“全球化”,从“文明冲突”到“历史终结”,西方学者创造的概念框架塑造了全球学术界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中国学术要从“知识输入”转向“知识生产”,必须发展出自己的概念工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发展倡议”等概念,便是中国在国际话语场域里进行概念创新的重要尝试。外语学科在这一进程中应当发挥独特作用:凭借对外语知识的掌握,创造新概念,并向国际社会传播和阐释这些新概念。
再次,理论的建构是知识生产的高级形态。理论是对经验现象的系统性解释,是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霸权,体现在它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的解释权上。从现代化理论到依附理论,从世界体系理论到后殖民理论,这些理论框架虽然各有不同,但都产生于西方学术传统,服务于西方的知识利益。中国学术要实现真正的自主,必须发展出基于中国经验、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原创理论。区域国别学为这一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资源:通过对不同区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丰富的经验材料,为理论创新奠定基础。
2.3 从学科壁垒到问题整合:知识组织方式的变革
传统学科体系以学科边界为组织原则,语言学研究语言现象,文学研究文学文本,历史学研究历史事件,各学科各守其疆,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学科分工在知识发展的特定阶段有其合理性,但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却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现实世界的问题从来不按学科边界来划分,一个区域的发展挑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语言等多个维度,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给出完整的解答。
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代表着一种新的知识组织方式,以“问题”而非“学科”为核心来整合知识资源。区域国别研究不是某一个学科的研究,而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这种学科的交叉不是简单的学科拼盘,而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知识重组。对于外语学科而言,这一转型意味着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自我封闭。传统上,英语系研究英语语言文学,法语系研究法语语言文学,各语种之间少有交流,更遑论与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外部”学科的对话。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启示在于:将外语能力重新定位为进入区域研究的入口而非目的。语言不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研究的工具;不再是学科的边界,而是跨学科的桥梁。
这种知识组织方式的变革,对外语学科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外语人才培养以语言技能为核心,辅以一定的文学文化知识。区域国别学视野下的外语人才培养,则需要“语言+专业”的复合模式,既有扎实的语言能力,又有特定专业领域(如国际关系、国际经济、比较政治等)的系统训练。只有这样,外语人才才能真正参与到知识生产的进程中,而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服务的层面。
3. 三维整合:语言-区域-文明的学科重构方案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外语学科重构的“三维整合框架”:以语言为本体论基础,以区域为问题域平台,以文明为价值归宿。三个维度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指向外语学科在新时代的战略转型。
3.1 语言维度:本体论重建与国家能力建设
语言维度是三维框架的基础层。外语学科要走出危机,首先需要在语言本体论层面正本清源,超越工具主义的狭隘定位。
为此,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言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海德格尔(Heidegger 1993: 237)指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一命题的含义是:语言不是存在者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存在者得以显现自身的处所。我们不是先有思想,然后用语言表达;而是在语言中,思想才得以可能。语言不是对预先存在的世界的“表象”,而是世界对我们“开显”。
这一语言观对于回应“AI替代论”具有关键意义。当AI翻译被宣称即将替代人类外语能力时,其背后的预设恰恰是工具主义语言观。既然语言是工具,而AI在工具使用上效率更高,那么人类的外语能力自然可以被替代。然而,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言观出发,AI与人类的根本差异便得以显明:AI可以处理语言符号,但不能“居住”在语言中;可以转换语码,但不能经历语言所开显的世界。换言之,AI可以模拟语言的工具功能,但无法参与语言的存在论意义。
3.2 区域维度:从知识殖民到认知主权的范式重构
传统外语学科将“区域”理解为语言学习的“背景知识”,文化、历史、国情不过是语言技能的附属品,是“听说读写译”的注脚。这一认知框架的深层问题在于,它将区域知识预设为一个稳定的、可供提取的“客体”,而非一个需要批判性介入的“问题域”。
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的世界体系理论提供了理解这一困境的宏观视角。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知识生产同样遵循“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不平等结构。核心国家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更在知识生产领域垄断着“普遍性”的定义权。所谓“国际学术规范”“高水平研究”的标准,实质上是核心国家学术霸权的制度化表达。中国外语学科若要摆脱这一结构性困境,就必须从根本上重构自身的认知坐标,这正是区域国别学作为知识生产平台的革命性意涵。
但我们也不能将区域国别学仅仅理解为西方“Area Studies”的中国版本,因为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地缘政治目的,这也是其近年来式微的原因。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建构需要追溯到更深层的文明传统,“天下观”为此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赵汀阳(2005)指出,“天下”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和伦理概念,它预设了一种超越国家利益的“世界内部化”视角,将整个世界纳入政治考量的范围。这一思想遗产为中国区域国别学提供了不同于西方“Area Studies”的文明论基础。
3.3 文明维度:从知识消费到文明互鉴的价值跃升
如果说语言维度解决的是“学什么”的问题,区域维度解决的是“怎么学”的问题,那么文明维度要回答的则是“为什么学”,外语学科知识生产的终极价值指向何在?
冷战结束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曾一度主导国际关系的学术想象。尽管这一理论遭到广泛批评,但其深层的认识论预设却以更隐蔽的方式渗透到学术实践中,即将“文明”理解为彼此分立、本质不同的封闭实体,文明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而非合作性的,差异意味着潜在的冲突而非对话的可能。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而不同”思想,为建构文明对话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论述,蕴含着对差异与统一关系的深刻洞见:真正的和谐不是差异的消除而是差异的协调,不是同质性的强制而是多元性的共存。杜维明倡导的“文明对话”理念,与“和而不同”思想有着深层的呼应。杜维明(2010: 59-66)指出,文明对话不同于文明冲突,也不同于文明融合,而是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同时进行相互学习和相互转化的过程。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超越“文明冲突论”提供了更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习近平总书记(2019)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提出“三个超越”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一主张直接回应了亨廷顿式的文明观,将文明间关系从对抗逻辑转换为对话逻辑,从零和博弈转换为互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2023)进一步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系统阐述了“四个共同倡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与此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一道,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大支柱,为破解当今世界面临的文明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费孝通的“美美与共”到杜维明的“文明对话”,再到习近平的“文明互鉴”与“全球文明倡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明观的理论演进脉络。这一脉络的核心要义在于: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征服与同化,而在于交流与互鉴;文明的未来不在于“历史终结”式的单一模式,而在于“百花齐放”的多元共生。
综合以上分析,外语学科在文明维度上的价值可以概括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参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使命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服务或文化传播,指向一种更宏大的历史担当。在人类文明的转型时刻,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发挥沟通文明、促进对话、生成新知的独特作用。在这一意义上,文明维度构成了外语学科“语言-区域-文明”三维整合框架的价值顶点。语言是基础,区域是路径,文明是归宿。三个维度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指向外语学科在新时代的战略重塑。
4. 结语:在历史转型中重塑学科意义
综上所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外语学科走出工具理性困境提供了价值坐标与方法论指引。外语学科危机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主导下学科价值定位的危机;走出危机的路径,在于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借鉴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启示,重建“语言-区域-文明”三维整合的学科框架。在这一框架中,语言不再是可被技术替代的交流工具,而是存在的展开方式、世界的开显途径、理解的发生处所;区域不再是语言学习的附属背景,而是批判性知识介入的问题域、认知主权重建的前沿阵地、自主知识生产的方法论平台;文明不再是需要跨越的鸿沟或需要传播的对象,而是对话的参与者、意义共创的伙伴、人类共同未来的协商者。
历史正在为这一转换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当中国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央,当“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相继提出,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同,外语学科正面临重新定义自身的历史契机。能否把握这一契机,不仅关乎外语学科的存亡,更关乎中国学术的世界贡献,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这是危机,更是机遇。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外语学科正被召唤去重塑自己的学科意义,参与书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附注
① 本文在分析外语学科危机时,借鉴了葛兰西、福柯、萨义德、沃勒斯坦等西方批判理论家的概念工具。这一做法看似构成某种悖论:用西方理论来论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然而,这一张力恰恰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正视的方法论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批判性借鉴不同于盲目依附。批判性借鉴意味着将西方理论视为可资对话的思想资源,而非必须服从的权威话语;意味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选择性地运用这些理论工具,而非不加反思地套用其整体框架;意味着在借鉴中保持理论自觉,承认这些理论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特殊性。事实上,萨义德、斯皮瓦克等后殖民理论家本身就来自“全球南方”,他们对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