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胜：知识翻译学：翻译学研究的理论新视野和实践新指向
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党争胜教授以“知识翻译学：翻译学研究的理论新视野和实践新指向”为题，详实阐释了知识翻译学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地位、翻译的历史功绩和翻译研究的前景产生新的解读和认知。他认为，在知识翻译学理论视角下，知识具有了转移的本质，即用语言作为载体，将知识在各民族之间进行转移。另外，他指出知识翻译学需要继续完善其理论体系，其发展要遵循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理论建构规律。
宋炳辉：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与知识翻译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宋炳辉教授以“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与知识翻译学”为题，深入探讨了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学科具有的重要而特殊的意义。他重点阐释了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或组成的翻译研究的内涵，通过从翻译文学到译介学所呈现的中国语境与西方理论的新变，以及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所包含的系列研究问题。他指出，在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视域中，理想的知识翻译学应该超越客观知识，实现价值与对象合一，工具性与实践性合一。
胡安江：知识翻译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理论建构
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胡安江教授以“知识翻译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为题，从知识翻译学有关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地方性知识和世界性知识的转化、互动与变迁、知识加工、重构与再传播等多个理论视角出发，详细阐释了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理论建构的现状、问题、原因与路径。他指出，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理论建构需要遵循有破有立、有融有创的原则，在承认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打破西方国际传播理论话语樊笼、围绕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推动文学、翻译、传播、技术、媒介等相关话语体系的交叉融合，创立“国际传播学”一级学科，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大话语”“大外宣”“大翻译”“大传播”的“国际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和交叉学科新格局。
许多：三国知识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认同
南京师范大学的许多教授以“三国知识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认同”为题，详细阐释了翻译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与价值。他介绍了不同时间阶段《三国》的译介史、传播方式等。他指出在知识翻译学视角下探讨《三国》，是对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探讨。正是通过持续不断、多模态的译介，《三国》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并逐渐得到世界文化的认同。《三国》知识的世界化进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翻译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启发我们积极探寻知识传播与认同的多模态路径。
张必胜：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明清数学翻译研究
贵州师范大学的张必胜教授以“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明清数学翻译研究”为题，从知识传播、再生产和发展的视角，以明清的数学翻译为例，阐释了知识翻译的重要性。简要界定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体系，指出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体系。介绍了西方知识体系进入中的两个阶段：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介绍了中国、希腊和印度的世界三大知识体系。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的中后期，西方科学体系发展迅猛，而同时期中国的科学发展较为尴尬，主要原因是两种文明方法所致。指出，翻译具有知识性。从数学之学基础性阐释出发，列举出明清数学翻译史的几个议题，即明清西方数学词语的汉译用字；翻译与中国数学新知识体系的形成，翻译与中国数学话语体系的建设等。梁启超对徐光启及其《几何原本》的高度评价成为张老师研究的课题。《几何原本》的译入对国内数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晚明数学家对几何学进行了系列研究，他们多数是明朝遗忠，拒不仕清，隐居乡间，潜心数学，迷恋几何。张教授聚焦于明清数学翻译中的汉语术语，如几何、微分、积分、代数、质数等，探讨了翻译时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也为我们当前的翻译术语提供了参考价值。
任东升：知识翻译学理论构建的“国家”视点
中国海洋大学的任东升教授以“知识翻译学理论建构的‘国家’视点”为题，阐释了知识翻译学与国家翻译学的界面研究。他认为，国家作为高位翻译主体，在翻译知识生产中扮演着双重把关人的角色，控制着知识的双向流动。他以“国家”为视点，结合典型的国家翻译工程案例，考察翻译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国家自主性、主体性、规制性，剖析国家制度性力量对知识流动的作用与影响，揭示翻译知识生产机制中被遮蔽的国家性。他指出知识翻译学的理论构建应注入国家内涵，并丰富知识翻译学的理论话语和研究视角。
孙会军：浅谈知识翻译学对《中国翻译简史》编写的启示意义
上海外国语大学孙会军教授，以“浅谈知识翻译学对《中西翻译简史》编写的启示意义”为题，结合《中西翻译简史》的具体案例，解读和诠释了知识翻译学的一些核心思想。她指出，外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翻译，还要学习翻译史，本科阶段的翻译史教育，本质上是文化交流史教育，也是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指出目前我国高校在翻译史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吴赟：知识翻译学视野下的国际传播研究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吴赟教授以“知识翻译学视野下的国际传播研究”为题，重新阐释翻译与国际传播活动的辩证关系。在知识翻译学的视野下审视国际传播活动，会发现翻译促进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对话与互动，不同语言在特定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语境下对不同知识进行选择和改造，形成国际传播的实践与经验。在报告中，吴教授还阐释了国际传播能力构建的多维行动框架 ，“政府、智库和民间多声部-大合唱”的国际传播叙事主体、国际传播叙事主题与路径等重要内容，最后指出了国际传播视野下的知识翻译学未来研究的相关课题。
张法连：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法律翻译与国际传播
中国政法大学的张法连教授以“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法律翻译与国际传播”为题，以知识翻译学为视角，从法律翻译主体知识出发，揭示法律翻译的知识价值。他指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法律翻译则是跨语系、跨法系的地方性知识再加工、互动、传播，再产生新知识的过程。他认为，无论“东”“西”如何对立博弈，知识本体是平等的，法治是国际交往最大的共识，也是国际传播的突破口。精准的法律翻译将中国法律思想观念、法律语言文化、法律规范和法律文本等地方性知识进行加工、重构和传播，让中西法律知识迁徙，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充分借鉴域外先进的法治经验，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而且能向世界输出中国法律文化精华，在国际社会中树立“法治中国”形象，为世界法治文化贡献中国力量。
肖华锋：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国际知识传播
湖南师范大学的肖华锋教授以“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国际知识传播”为题，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针对当下翻译界三大现状悖论阐述了他对知识翻译学的理解。他认为翻译的主体必须是懂专业的知识人，翻译的客体必须是包含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素材，不仅要保证翻译的质量，更要保证翻译传播的效度。其次是结合“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分析了国际知识传播的历史和现状，指出知识翻译学实际上就是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知识传播，它有一个从地方性到世界性，再从世界性回到本土化的循环往复。最后探讨了知识翻译与知识话语的全球性建构问题，并指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若干个问题，强调把知识翻译学作为一个理论视角，研究其他学科的翻译文本和学科发展的历史。
耿强：大数据时代翻译知识传播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耿强教授以“大数据时代翻译知识传播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为题，以元数据分析为基本路径，结合现代数字技术手段和质性分析的方法，对近6年国外英语翻译学术论著的元数据进行采集、整理与分析，在研究途径、方法和结论方面为研究翻译知识的国际生产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一种知识参照和路径借鉴。
张生祥：知识翻译学视域里的翻译传播
苏州科技大学的张生祥教授以“知识翻译学视域里的翻译传播”为题，阐释了知识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翻译传播的重要性。他认为知识翻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翻译传播研究，但目前仍然存在概念不清、模式不明、方法不新等问题。因此，厘清翻译传播的概念，建构翻译传播模式，消除翻译传播的误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接近知识翻译学，打通翻译的知识抵达目标受众的“最后一公里”。因此，他重新界定了翻译传播研究，并提出翻译传播研究的新维度。
蓝红军：知识翻译史的视线与图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蓝红军教授以“知识翻译史的视线与图景”为题，结合传统与现代史学的视角，梳理和探索翻译史研究本身所蕴含的知识图景，并提出知识翻译史的发展路径。他指出，知识翻译史是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翻译与人类知识的关系，从翻译角度考察人类知识形成、发展、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是知识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而详细阐释了知识翻译史的目标取向、知识翻译史的研究对象观以及知识翻译史的知识图景。他强调，重写翻译史，不是推翻已有的译史框架，或否定有关翻译的基本史识，而是丰富观看翻译的历史视角。回到翻译本身，需要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将翻译的外部功能与内在结构很好地结合起来，而知识翻译史是非常恰当的拓新。
朱一凡：概念翻译史与知识翻译
上海交通大学的朱一凡教授以“概念翻译史与知识翻译”为题，详细阐释了概念翻译史和知识翻译的关系。她指出，概念翻译史是依托历史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考察外来概念再植入另一个社会文化语境中经历的商讨、异变、重构及反复再造过程的研究，因此，概念翻译史是跨学科属性的翻译研究。概念是知识网络的重要节点，是对知识体系的凝练，当概念通过翻译开启跨越时空的履行，也就开启了不同知识体系的接触和碰撞。因此，概念翻译史研究在本质上是研究知识再生产的历史。最后，她提出概念翻译史的三个研究面向：即中国现代概念翻译史、中国概念域外翻译史以及概念的全球翻译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