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话语倾向是大国外交博弈的重要衡量尺度。本研究从跨语言词向量集的角度,提出了外交话语倾向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基于中美外交发言人汉英双语语料库,在筛选中美双方汉语正、负倾向关键词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参数,检索得到英文正、负词向量词语集数据。通过量化双方外交话语倾向,为外交话语原语表达和外译提供数据参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双方话语都倾向于正面,中方汉语正面强度远大于美方,但中方汉译英后正面性话语比例小于美方,而负面性增强的幅度却大于美方。研究结果提示在外交话语博弈过程中,汉译英时中方可增加英文词向量集正面词语的数量,降低英文负面词语比例,用平等的正、负面外交话语构建中美外交对等关系,与美方形成外交话语平等和政治等效格局,以期更好地达到外交目的,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向前发展。
近年来“课程思政”是学界的热点话题。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从中国知网获取的220篇有关外语课程思政的研究文献。通过分析归纳,发现外语课程思政研究主要分为四大类:(1)课程思政与外语教育的融合思索;(2)英语通识课程思政探索;(3)外语专业课程思政探索;(4)课程思政术语翻译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虽涉及内容丰富,但研究广度仍需拓展,教学实践探索亟需丰富,评价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认为,后续研究应当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丰富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并重视评价研究,以推动外语课程思政研究的深入发展。
报告动词是学术写作中常用的动词,英语学习者在英文写作过程中经常会对报告动词的使用感到困惑。本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方法,结合定量及定性分析,考察了容易混淆的show、indicate和demonstrate这三个报告动词分别在香港理工大学英语学习者语料库(PLEC)和研究文章语料库(CRA)的具体使用。三个报告动词在PLEC和CRA语料库中的使用上有一些相似之处,都可以用来做直接和间接引用、数据描述及结果报告,但它们不能完全相互替代。
当代国际知名翻译家、译论家刘宓庆先生不幸仙逝。他一生学习实践翻译、讲授翻译、研究翻译,胸怀国家,为中国译学界做出卓越贡献。先生淡泊名利,默默耕耘,多部著作开疆拓土,具有里程碑意义。《只有香如故》是他生前拟定的还未完成的书稿名称,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他的家国情怀、教研理念、译学素养、学术精神仍留香于世,滋养后学,催人奋进。
本文首先探讨了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和谐师生关系构建的时代意义及可依据的理论基础;然后基于美国心理学会提出的14条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并结合对我国不同地区高校的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梳理出以学生为中心和谐师生关系的六大特征;最后,以该特征为指导,从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学习环境、情感支持和评价体系五个方面,提出了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和谐外语师生关系的具体策略,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外语教师提供参考,进一步推动外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国家意识在新文科外语教育中居核心地位,为大学英语学科发展奠定基石。大学英语教材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关键载体,不仅要教授语言文化知识,更要强化学生的国家意识。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深入剖析《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四版)中如何体现和强化国家意识。结果显示,该教材在培养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方面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价值观分布不均,甚至部分价值取向可能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等问题。因此,深入挖掘并优化大学英语教材中的国家意识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教材质量,更能精准传递国家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文化自信和课程思政联系紧密、相互促进。文化自信作为课程思政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能为课程思政提供价值引领、内容来源和素材支撑。文化自信培养融入大学外语课程思政过程中应当遵循“教学目标重点聚焦文化自信培养、内容设计遵循文化自信生成规律、教学过程提供语言思政双重支架、效果评价强调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设计原则,以提高新时代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成效,增强当代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提升其“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华文化阐释和传播能力。
本研究自建《三体1:地球往事》和《三体2:黑暗森林》英译本语料库,采取多维分析法和文本细读结合的方法,在知识翻译学观照下,对比分析刘宇昆和Joel Martinsen在将地方性中国科幻文学知识世界化重构过程中所展现的译者风格,并探赜差异成因。研究发现,两位译者均遵循科幻小说文体的一般性知识组织形式,但在译文的叙事性和信息组织精细度两个功能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刘宇昆译本和Joel Martinsen译本风格差异的深层原因是其不同的翻译思想,前者倾向“翻译的知识跨语调适与对话”,而后者更偏向“知识世界共享与中介”。
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不仅能促进学习者学习外语,还助力教师提升工作效率,减轻其工作负担。然而,ChatGPT引发的教育变革也给外语教学带来诸多挑战,引发外语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本文通过回顾人工智能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及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研究,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教学及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挑战、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出路,从教师、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本研究不仅为外语教育领域中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对其他学科在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上也具有启示意义。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是翻译过程中的“金手指”,需要秉持“真、善、美”的原则,实现知识的传播化生,推进文化交流与发展,实现“中和”之美。余光中的中和翻译观及其翻译实践体现了中华文化思想之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及意义。
“羊桃”最早记录于《神农本草经》,至《本草纲目》以后,关于“羊桃”是“猕猴桃”还是“五稜子”的植物基原争议,影响到中国传统典籍中“羊桃”的英译, 成为一个谜案。本研究以《神农本草经》和《诗经》英译名称差异入手,结合历代本草学典籍和《诗经》注疏文献资料对“羊桃”植物基原进行考证,以现代植物学名为纽带,提出“羊桃”植物基原为猕猴桃科藤山柳属植物“猕猴桃藤山柳”的观点,从知识翻译学视角对“羊桃”在非文学和文学语境中的名称英译策略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在典籍草木名物英译实践中应力求“真”“善”“美”,才能实现《诗经》草木名物汉英名称的“名”“实”“状”正确关联,促进地方性植物学知识与不同文化圈的交融,推动地方性知识参与全球性知识体系的建构。
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在晚清翻译思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别于当时“采西学”“译西书”的观点,首次明确提出设立翻译书院以专门造就译才,形成了系统化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翻译职业化教育思想的雏形。通过阐释晚清民族救亡语境催生出的现代性国家意识,解析在此背景下马建忠基于国家意识的翻译教育构想,从培养缘起、培养导向、培养机制三个方面阐释国家意识的具体体现,并从历史参照视角论述了该构想对当下我国翻译教育中培养国家意识的三点启示:“为国译”的翻译人才培养指向、“伦理导向”的译者评价标准、“国家主导”的翻译教育机构建设。
我国古代科技水平烜赫于世,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有卓越贡献。在我国一千多年围绕科技维度开展的翻译活动中,以官方及代表官方的机构或个人形式开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叠见层出,在中国古代对外科技知识文化交流和对内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国家翻译实践为理路视域,我国古代科技翻译活动为稽考主线,官方翻译机构为描写对象,中外间知识互译互鉴为伏观脉络,来洞视和探源我国古代国家科技翻译实践的史实及影响,以期丰富中国科技翻译史、国家翻译实践史的书写体例及视角。同时,洞古鉴今,取法成事,为当下国家翻译能力及其细分领域中的国家科技翻译能力构建提供个案启示和历史经验参考。
译介输入渲染了中国传播学的知识底色,然而,中国传播学历史书写中翻译的“不在场”现象值得深思。对中国传播学翻译史研究现状的回顾与反思有助于明晰知识翻译学视域下中国传播学翻译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在中国学科史中有效纳入知识学意义上的翻译视角可以揭示翻译对思想文化变迁的推动作用和被遮蔽的知识生长价值,成为翻译史研究中新的生长点。
人工智能写作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常态。本文基于人机协同视角,对三个阶段(即人工智能写作兴起阶段、多元探索阶段以及全面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写作系统进行评介,对比分析不同阶段智能写作系统的人机协同性能特点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从助写与助修的功能融合、对话式交互、写作流程的全覆盖、人机共生等方面探讨人机协同智写系统在学术英语写作和教学中的潜在应用与启示。
知识翻译学框架下翻译的本质是知识建构,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纪录片字幕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互动和变迁的重要体现。基于知识翻译学,以真、善、美翻译原则为分析框架,对纪录片《万物之生》的字幕翻译进行了评析,试图探寻该片字幕翻译的内在机制。通过对典型译例的深入剖析,发现《万物之生》的部分字幕译文灵活顺应了知识翻译学框架内的真、善、美三个翻译原则,能传达真知、能为目的语受众考虑、符合目的语审美,体现了真、善、美的融合,但部分译文未能顺应真、善、美原则,难以更好地推动纪录片的国际传播。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并影响了外语教学的生态位。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语言学习中的应用方式和效果的现状,研究人工智能在提升语言学习效率、个性化教学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潜力,从而探讨人工智能(AI)技术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及其对外语教学生态位的影响。通过对随机抽取某高校165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外语教育中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教学质量,还重构了外语教学生态位,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进而助力外语学习者生态位的智能化发展。
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语境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已经成为我国向世界展现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彰显民族精神的重要渠道。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漫长之路上的重要一环,译者固然在“走出去”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与夫人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在2013、2014年合作英译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推拿》的过程中,使用电子邮件与原作者毕飞宇开展了密切交流。译者总共向作者提出131个问题,包括其作为“第一读者”在阅读原作和翻译文本期间遇到的困难;作者在回信中一一解答,有效化解译者在词句理解、前后逻辑、创作意图等方面的困惑和矛盾。通过分析葛浩文在翻译《推拿》时与作家的来往电子邮件①,可发现译者对于原作的“追问”充分折射出两国语言文化的差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作者构建外部反馈视角,具有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价值。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动态行为不仅能为翻译档案的保存与交流提供新的思路,也为中国文学外译开拓新的研究范式,从而助力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海外传播之路。
老字号国际语言服务是地方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话,构成一个知识生态系统。本研究以知识翻译学理论为指导,以“以真求知”“以善立义”和“以美行文”为服务原则,阐释老字号国际语言服务的知识加工、话语重构、价值创造和知识迁移环节,确认了老字号国际语言服务中的双向知识迁移,凸显了服务团队的主体性,论证了老字号国际语言服务的知识升级、价值增值、文化交流和决策咨询作用。本研究表明国际语言服务本质上是创造性的跨国知识服务,为理解国际语言服务带来新视角和新启示。
横山悠太的《我似猫》上承夏目漱石《我是猫》的日本近代文学传统,进而杂糅中日双语而创造出崭新的文体,成为当代中日文学关系中的跨界奇作。这是一部与夏目漱石《我是猫》、鲁迅《阿Q日记》一脉相承的批判性杰作, 其“混血性”的别样文体先是在日语界引发热议,继而其中文版“不可翻译”的翻译又一次催生陌生化效果。它不仅具有中日之间的语言“移植”的实践意义,而且对文体创新具有意义。“混血性”与陌生化使语言文学充满生机,使读者在惊奇中获得新鲜的美学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