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复合词项的局部语法是语料库语言学提出的一种词语语法(lexical grammar)理论。该理论不仅系统描述了复合词项的内部结构,更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词汇、语法结构与意义的真正统一,因而对外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然而,目前针对该理论的系统性研究与教学应用仍较为匮乏。文章首先明确了面向复合词项的局部语法与型式语法、功能导向型局部语法之间的区别,继而通过具体实例,阐释了该局部语法如何系统描述复合词项的结构特征,并揭示其与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将复合词项与局部语法应用于外语教学的整体思路与具体实践路径,重点围绕复合词项表的构建、实践教学步骤展开论述,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初步设计了与之适配的教学内容与活动。该研究为语料库辅助外语教学研究开辟了新维度,对推动语料库与外语教学的深度融合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聚焦全球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研究。2022年其正式成为一级学科,标志着学科体系化建设的开端。该学科以“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为核心,承担咨政、咨商、启民、育人四大功能,致力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通过整合高校、智库资源,推动人才培养与理论创新,强调文明互鉴与多元平衡方法论,突破西方中心范式,助力“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家对外战略,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在人工智能(AI)迅猛发展的当下,人与AI之间的界限探索是知识翻译学面临的问题。围绕这问题,用哲学内省法与思想实验,把知识翻译纳入人学视域来考察,以揭示人与AI的本质差异。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在具体语境中基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进行的意义协商与知识生成活动。人类能够动态理解并产生“涌现知识”——即在翻译过程中即时浮现、高度依赖情境和交流的知识;而AI目前仍缺乏真正的自我意识和主体间交往能力,无法自主生成或完全掌握此类知识。因此,AI与人的界限在于是否具备基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生成涌现知识的能力。这一能力既是人类区别于AI的核心,又确保了人类在意义诠释与知识创造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重塑翻译实践的基本范式,其在效率维度的卓越表现与其在伦理维度的失范状态形成鲜明反差。本文立足于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观,从职责伦理、沟通伦理与服务伦理切入,深度剖析AI翻译场域中责任主体悬置、文化信息耗散与译者主体性衰退三大迷思。具体而言,职责的模糊性导致错误归责与版权归属的双重争议;沟通的机械性引发语境坍塌与文化误读的风险;服务的工具化则带来译者专业价值隐没与用户知情同意虚置的困境。为匡正此失衡,研究倡导通过健全权责界定机制、培育AI文化翻译能力以及构建译者中心的人机协作关系,以实现治理层面的破局。本文主张,未来翻译事业发展的核心在于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再平衡,以此筑牢可信赖的翻译伦理体系,护航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的良性演进。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快速融入翻译能力培养的背景下,如何优化反馈机制以促进学习投入,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系统考察反馈模式(GenAI单一反馈 vs. GenAI-教师协同反馈)与反馈复杂度如何影响学习者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MTPE)学习中的情感、认知、行为投入及再修订质量。24名高年级本科生完成包含典型修辞手法的文学MTPE任务,数据来自其修订结果、问卷测量与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1)协同反馈显著提升三维投入与修订质量;(2)学习者偏好简洁且情境契合的反馈,反馈复杂度需依任务与个体差异动态调整;(3)情感与认知投入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推动有效修订。研究证实协同反馈在可信度、可理解性与可操作性上优于单一反馈,更能激发学习投入。这一结果为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MTPE教学反馈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持,并为人机协同的智能化教育干预提供了参考。
知识翻译学是中国特色本土翻译理论的新成果,从人类知识的角度来认识翻译,呈现出广阔的理论空间和应用空间。追溯知识翻译学的理论基础、诞生背景以及发展脉络,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对其进行范式谱系溯源,可揭示其对当代翻译学范式转换与话语重建起到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厘清其研究范式。知识翻译学从理论上形成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在方法上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方向,体现了中国当代翻译学的“理论自信”。
本研究聚焦大语言模型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系统考察其在学生译文质量评估中的效能与局限。研究采用人工翻译质量评价标准,构建量化为主、质性为辅的双层分析框架,整合了人工评分、模型评分及评语数据。量化结果表明,大语言模型在英译汉任务的结构化维度表现稳健,但在汉译英的语义与文化维度一致性显著下降,暴露其在深层语义理解与文化适配方面的不足。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模型生成的评语存在模板化、错误归因与创造性排斥等问题,与量化结果相互印证。基于此,研究提出人机协同的教学实践路径,强调大语言模型应作为结构化校验的辅助工具,由教师主导语义与文化评估。研究为智能化翻译评估的教育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推动大语言模型从工具性辅助向认知协作的角色转型。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安全事关文化安全。借助文化传播视角,有利于把握新时代语境下文化安全的表征,进而阐明语言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关系。以文化传播为目标并观照传播效果,新时代文化安全表现为具有文化认同的魅力、文化传承的活力以及文化创新的动力。语言安全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诉求,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保障,是文化创新发展的基础。语言安全问题不仅作用于文化安全,还直接影响文化传播效力。从语言本体安全、语言关系安全和语言战略安全三个层面探讨语言安全对文化安全及文化传播的影响,有助于通过对语言安全问题的思考,为维护文化安全并助力文化传播提供借鉴。
生成式AI在教育领域的影响日益深远,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技术层面和实际应用,缺乏对其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为推动生成式AI在智能系统开发中的理论建设,本研究采用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方法,基于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及教育学的跨学科视角,系统探讨了基于生成式AI的AWESOM自适应写作反馈与任务学习系统的理论框架。研究指出,语言学理论(如分布式语义学和构式语法)为系统提供了精准的语义与句法分析工具,从而生成更有效的写作反馈和任务建议;认知心理学理论(如认知负荷理论)指导信息呈现与任务设计,旨在减轻学习者的认知负担并优化其知识结构;教育学理论(如最近发展区理论)为动态调整学习任务和反馈提供理论支持,促进个性化学习体验及持续改进。各理论间的协同作用为系统设计奠定坚实基础,提升了其智能化水平与教育效能。该研究为AI赋能教育从单一技术应用走向以跨学科理论为核心的智能体建构提供了新思路。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是人学”的命题,不仅展现了新时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与对话,而且突出了人工智能时代涵养和张扬人文精神的必要性。本文从译者主体论、语言本体论和译学存在论三个维度,尝试探讨“人心”翻译与“机心”翻译之间的差异性。译者主体论认为,译者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在翻译创造性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人作为翻译创造过程的主体,具有“反观象”的特征。人工智能的符码化的虚拟过程,并不能完全兼容语言表意的情境性、阐释性和真实性。语言本体论强调语言的隐喻思维、“诗兴智慧”的情感表达,同时突出译者个人风格。不同于机器模式化的语言风格,译者的语言兼具审美特点和生命体验。机器翻译扁平化语言导致了语言的堕落,从而引发“道之不存”。译学存在论重点强调“译以成人”的命题和译者作为人的终极追求。“翻译是人学”的命题,有利于重建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伦理和人文关怀,为数字文明注入深厚的人文精神,体现了对“人是目的”这一终极命题的探索。
本文以杨枫提出的“翻译是人学”这一核心命题为切入点,旨在深度阐发其对于重新理解翻译本质的重大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该命题是对当前盛行的翻译工具论与技术至上论的有力回应与反击。第一,在哲学本体论层面,翻译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它通过符号的创造与转换实现人类意识的沟通与存在的拓展;第二,在文化层面,翻译是人类跨文化交际活动,是推动文化传播、交流与创新的构建性力量;第三,在当代语境下,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该命题凸显了翻译的人文性本质、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及其所肩负的伦理责任。“翻译是人学”并非一个封闭的理论终结,而是一个开放的思想命题,它将翻译实践置于人类存在、文化与生产的宏大背景中,为我们审视翻译之用、应对技术挑战提供了新的哲学路径与批判性视角。
中医典籍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载体,其翻译教学面临语言转换和知识再生产的双重挑战。上海市重点课程“全球视野下的中医典籍”是在知识翻译学理论指导下构建的一门跨学科、融合型“外语+”课程。本文通过分析课程内容设置、教学团队建设、教学模式改革、评价体系适配及科教融合产出等多个教学实践环节,提出中医典籍翻译教学应突破传统语言教学藩篱,以“知识再生产”为中心,以“真、善、美”为教学设计及教学评价框架,结合AI赋能的智慧教学手段,为中医外语学科建设及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具有创新性的教学实践经验,助力培养兼具全球视野与跨语言知识建构能力的中医药国际化人才。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中“自主”的多维内涵,在学科构建中体现在学术主体性、研究范式独立性以及价值取向本土性等;在知识生产中体现为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自主知识创新、自主知识传播等方面;其学科发展的意义体现为助力国家软实力提升、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动学科增长与国际交流等。面对西方理论影响、学科融合险阻和国际话语权争夺等挑战,加强学术自信、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是应对策略。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基本构成应涵盖区域综合知识、国别专门知识、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以及区域国别学理论体系等,这不仅是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助力其高质量发展的认识基础,更为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启示。
本文以“翻译是人学还是后人学”的问题切入,探讨技术深度介入翻译实践所引发的主体性重构。研究首先回溯人学与后人学两种范式的哲学渊源,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哲学、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等理论视角及其对翻译带来的启示出发,阐释翻译主体性如何从20世纪中后期“文本中心”阶段人学范式的初现端倪,发展到21世纪前后“译者中心”阶段人学样态的充分彰显,再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合作”的后人学模式过渡。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协作主体性”的分析框架,阐述人类译者与AI在翻译过程中分层协同、动态流动的主体性机制,期望既避免人学范式的唯人类主体化,又突破后人学范式的彻底去人类中心化,揭示翻译主体在技术变革中的复杂转型。本研究理论上,致力于修正人机对立的二元叙事,拓展翻译主体性研究的解释维度;实践上,或可为翻译教育、行业治理与技术研发提供策略借鉴。
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领域的背景下,研究聚焦高校英语教学,探索数智技术带来的变革及共生发展路径。研究基于相关文献梳理研究背景,指出数智技术促使教育全方位转型,在英语教学多领域引发关注与变革。通过理论探索与前期实践循证,构建“技术赋能的高校数智化英语教学模型”,涵盖资源AI化、教学数智化、语境虚拟化、学习具身化、交互多模态化、管理智慧化等模块,深入剖析各模块在教学中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数智技术为高校英语教学带来空间创融、模态再建等变化,实现教学各环节深度交互与科学管理。同时,二者形成“需求驱动-技术响应-实践优化”的共生共荣机制,以人机协同为核心达成良性循环。研究意义在于为高校英语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助力其借助数智技术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人才,实现数智技术与英语教育的协同发展,推动高校教学资源整合与创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当前我国国际传播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深层困境,其症结在于长期陷入以语言转换为中心的工具性传播范式,忽视了对外传播本质上是知识生产与权力建构的过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关键在于推动对外传播从话语输送向知识翻译的范式转型。以知识翻译学为理论透镜,本文构建了中国知识的“去地方性—再地方性—跨地方性—世界性”的四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如何将中国地方性实践转化为可理解、可对话、可共享的全球公共知识。论文认为,唯有超越表层的语言对应,深入话语背后的认知框架与意义体系,通过创造性的知识翻译实践,才能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垄断,在多元知识共同体中确立中国话语的正当性与影响力,最终实现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定义的国际话语权根本性提升。
AI的发展改变了翻译的内外部关系,冲击了“人”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引发了“人”会否和应否在翻译中让位于AI的焦虑与思考。在AI时代,无论是技术问题,还是翻译问题,其本质都是“人”的问题。本文从“人”的角度出发,思考AI时代翻译是否还将存在,翻译将如何存在以及人在翻译中如何存在的三个问题,试图通过重新认识翻译,认识翻译中的人,认识人与翻译、人与世界的关系,以推进翻译主体对其自我意识、主体地位、伦理责任的坚守。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的转型与接受历久弥新。以古典文学《金瓶梅》为代表,其知识生产译介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学作品在异域语境中生成的动态性与复杂性。结合《金瓶梅》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译历程及译本形态,本文试图钩沉索引《金瓶梅》译本的时代镜像,重点关注不同时代场域下的译介主体,揭示影响小说译介与知识生产的各种机制与因素,助力思考世界文学场域下中国文学域外发生与发展的有效路径。
知识翻译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翻译研究范式,将翻译的本质重新定义为跨语言的知识加工与重构行为。本文旨在知识翻译学的理论视域下,深入探究其两大核心概念——“知识的地方性”与“翻译的世界性”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首先厘清了地方性知识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在翻译中的应用,阐述了“翻译的世界性”在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内在动力与机制。进而论证了二者并非二元对立,而是通过选择性吸收、创造性重构与话语竞争等机制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适应的动态关系。
知识转移依赖翻译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翻译质量直接影响知识传播的效果。翻译过程也是知识建构过程,译者通过翻译活动,将源语言的知识结构转换为目标语言的知识结构,促进跨语言知识传播。翻译涉及不同语言系统和文化语境中的知识表征,是研究知识生产和传播代表性领域。知识翻译学提出后,得到众多学者的拥趸,但对知识的界定仍缺乏系统性。本研究从知识的界定和分类出发,阐述知识、传播、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厘清知识翻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探索知识翻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而为促进构建更加有效的国际传播体系做贡献,助力于我国取得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