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法律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为视角,从法律翻译主体知识出发,揭示法律翻译的知识价值。法律翻译将中国法律思想观念、法律语言文化、法律规范和法律文本等地方性知识进行跨法系、跨语系的加工、重构、传播,让中西法律知识迁徙,不仅有利于中国充分借鉴域外先进的法治经验,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而且能向世界输出中国法律文化精华,在国际社会中树立“法治中国”形象,为世界法治文化贡献中国力量。
本文综述了Brian Tomlinson近20年来英语通用语视角下教材编写的理论原则、焦点问题和发展方向。从建构英语通用语教材的视角出发,在五个层面对Tomlinson的教材开发原则和英语教材开发的多元核心问题进行了述评,对二语/外语教材内涵作了梳理和归纳,同时指出我国当前英语教材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予以建议,以期为进一步提高国内业界认识、更新理念提供参考,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开发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扩大“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中的外语教育服务。
译本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是读者了解他国文学与文化的直接途径。《三国演义》拥有二百多年的英译史,英译形式丰富,不同的译本形式有着不同的译本功能。节译本重在对核心人物的刻画与重点情节的叙事;全译本更加关注对《三国演义》历史风貌与文学价值的系统展现;编译本旨在传播《三国演义》文化;缩译本体现出对当代读者的迎合。分析《三国演义》英译本的不同译本形式及其功能,有助于了解和把握译本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在对外译介《三国演义》、绍介三国知识时选择合适的译本形式。
知识翻译之核心在于国际知识传播。“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就是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国际知识传播,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融和全球性知识体系的建构。知识翻译学不仅是一种新的翻译理论,更是一种翻译实践。知识翻译在知识再生产和知识再传播的基础上,更是一种知识外交的国家战略行为。
知识翻译学的提出让知识回归翻译的本源,是翻译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知识是翻译的存在,翻译是知识生产、管理和传播的过程。知识是翻译的本质属性,是翻译研究的核心因素,是翻译研究的意义之源。知识翻译学是我国翻译研究最新且最具国际化气质的译论,在所有译论中居核心地位。知识翻译学是“藤”,其他译论是结在这根藤上的“瓜”。
本文旨在为知识翻译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认知视角,加深对知识翻译学的认知度。知识翻译学作为译界的新热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之进行研究,他们纷纷为翻译的知识性正名。本文通过知识认知,从源语到目的语、超语言知识、超语言认知等层面对知识翻译学进行超语言认知探究。结果发现,知识翻译不仅是超语言知识化的过程,亦是超语言认知的过程。本文还从源语认知、目的语认知、知识认知等层面阐明了知识翻译的超语言性质,为知识翻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拓展了知识翻译学的研究路径,丰富了知识翻译学的研究内容,对今后知识翻译学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对国家形象的关注、态度和行动是其国家意识的具体体现。公民的国家意识越强,其维护国家良好形象的思想越坚定、行动越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强调要重塑四种大国形象,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党的二十大报告英文版显示出强烈的国家形象意识,整体上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是向世界展现中国形象的成功范例。同时,从“中外融通”的新表达角度看,这版译文的个别地方值得进一步推敲,包括关于指代人的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不同“优先”单词的选择,以及特定术语的沿用等。
食物不仅滋养个体的生理肌体,而且还建构其社会及文化身份;食物既标识食者所归属的群体,亦定义其与其他群体的差异;食物造就食者,而食者也试图通过进食来成就自己。在美国华裔女作家伍琦诗的小说《无声告白》中,饮食在主人公詹姆斯的族裔身份建构方面起到重大作用。鉴于美国主流社会广泛存在华裔饮食习惯低劣的话语,詹姆斯试图通过拒绝中餐来否认自己的族裔身份;然而当他融入主流社会无果并再次品尝到叉烧包时,他终于意识到族裔身份是他永远无法否认的一部分。詹姆斯与饮食的互动关系展现了以其为代表的美国华裔在族裔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挣扎和无奈,揭露了美国霸权文化的运作模式。
“趋近化”作为话语分析的新视角,被广泛用于批评话语分析。该理论认为话语作者通常将外部指示中心建构为朝向内部指示中心逼近的危险客体,旨在说服内部指示中心采取行动进行反制,从而使其非法行为合法化,“趋近化”因此被赋予了消极的色彩。不过,经研究发现除用于批评话语分析外,“趋近化”还可用于积极话语分析,充当积极话语策略。外部指示中心有时也是和谐友好的,可与内部指示中心和谐共存。本研究以朱自清的散文《春》为例,从空间趋近、时间趋近和价值趋近的角度对《春》进行积极话语分析,最终发现在散文《春》中外部指示中心和内部指示中心是和谐融通的,而非矛盾对立。外部指示中心给内部指示中心带来正能量和积极影响,内部指示中心积极迎受。“趋近化”在散文《春》里是一种积极的话语策略。
本文根据Kaplan和Baldauf的经典语言教育政策理论框架,探究了我国英语教育政策实施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各学段的英语教育自成体系、脱节、重复;英语教育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衡;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师资数量和质量上存在缺口。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英语教育政策实施中应该采取的措施对策:构建连贯的、前后铰接的、可持续发展的英语教育体系;从国家、地方和学校三个层面入手,落实政策,增加英语教育资源投入;多方面加大政策执行力度,让英语教师进一步明确新时代我国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制定提高英语教师质量的政策,确保教师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四世同堂》浦爱德英译全稿的发现,有关这部鸿篇巨制中残缺结局的中文回译便成了老舍研究界的热点事件。事实上,《四世同堂》的“译面”和“译心”分别历经海外译出路径中的“变形”以及国内译入路径中的“还原”。研究指出,《四世同堂》的回译目的决定了奉“原作者”为中心,视“原文本”为本体的“还原论”思想;其“求同”的回译策略使得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面临“一仆三主”的制约;但回译的结果绝不等同于“译底”的“复活”,而是原作(者)在新的时空语境下带着译者主体阐释烙印的“重生”(reborn)。正因如此,《四世同堂》的特殊回译现象体现了“逆后学”翻译研究的本质性特征,也在借助“译面”,透过“译心”寻找“译底”的过程中实现了文化的升值、复兴与反哺。
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走在了前列,文学和区域国别研究相对滞后,但是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改变。本文讨论外国文学的学科边界,以及在这个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过去50年,外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从强调学科边界和学科独立性,到进行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的历程,印证说明了跨学科研究是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前沿。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网络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为外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又一个新的机遇。如果学界善于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那么外国文学研究将迎来一个实现创新和突破的新契机。
国家翻译行为本质上是跨语言的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理论中的意图与意向性、构成性规则与调节性规则、生性事实与制度性事实等核心概念紧密相关,但这些方面尚未在国家翻译研究中获得关注。就国家翻译主体而言,集体意向性能够对国家作为抽象主体如何实施翻译行为提供理论支撑;就实施过程看,国家翻译也是从文本的生性事实与调节性规则入手进行语码转换,对制度性事实和构成性规则的把握方面相对不足。国家翻译能力是依托于相关机构的集体意向能力,可从对实现国家翻译意图的预判能力、基于构成性规则的翻译实施能力和基于受众接受的验证能力等方面进行提升。
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最新发展阶段的代表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为外语/二语写作教学带来了活力。本文从活动理论的视角分析了ChatGPT参与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探讨了在写作教学过程的每个阶段教师如何利用ChatGPT准备和组织教学活动,同时主动规避新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教师的角色中减少了知识输出和重复性工作的部分,增加了思辨能力和情感引导的要求。
知识翻译学将学科术语、概念和知识的翻译研究有机结合,为翻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曾为地方性知识的西方语词“自由”最早由晚清时期的《申报》译介入华,历经各种报刊的积极和消极知识建构,其意义最终在辛亥革命之后得以确立,并在大众舆论中广泛流通。本研究采用可视化工具Voyant Tools分析晚清报刊中“自由”一词出现的频次及场域,发现“自由”在晚清报刊中的流通途经萌芽阶段(1896年~1898年)、稳增阶段(1899年~1910年)和激增阶段(1911年),通过挖掘“自由”语词的文本内流通情况及文本外思想论争,呈现“自由”在晚清语境下知识建构和知识流通的历史图景。
本文以博尔丁的国家形象理论框架为基础,通过调查问卷,对德国高中生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及其成因、德国中学教育对德国中学生“中国形象”建构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德国高中生有清晰的地理、物理及心理三个层面的中国形象,学校教育对其中国形象的构建起关键性作用,其次是大众传媒,其他因素影响相对较小。研究还发现德国中学生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存在错位现象,这种错位形象有其历史与心理因由。国家形象的异域构建,特别是域外青少年心中的形象构建应重点关注学校教育,尤其是相关教材和课堂教学;要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需拓宽异域构建的途径。
国内外学者为追寻翻译本质而苦苦思索若干年,终未修成正果,杨枫深刻反思了传统译论中“因用忘体、见器失道”的方向性失误,认为“知识”才是翻译的本质特征,并据此提出了“知识翻译学”,当致力于研究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认识论认为人类知识主要源自经验(感性)和心智(理性),前者可用“体”表示,后者可用“认”体现,这便是川外团队近年来所论述的“语言体认观”,它不仅可解释语言和知识的起源,也可用来深化知识翻译学。如果说翻译的本质为知识,而知识的本质就是体认,因此知识翻译学与体认翻译学为同路人。
本文针对邓盾关于动词不能作定语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类有描摹受动作行为影响的事物或有某种行为的人、动物的表达内容,而这种表达需求落实(或谓投射)在语言上,很多就是通过表动作行为的词语或者结构体来修饰、限制事物和人来实现的,这是人类语言表达的共通的原则,至于采用哪种方法来表达,不同语言采取的表现手段(参数)不同,汉语通过动词作定语修饰名词的方式来完成这一表达任务。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外交话语是融合了政治话语庄严性与民间话语亲切性的多形式话语,庄严性是其语体本身特征,情感表达和交际效果的需要又赋予了其亲切性。民俗语言作为外交话语亲切性的主要载体,其翻译研究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本文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探讨外交话语翻译中民俗语言的三种复现方式,分析不同复现方式的原因及其翻译效度。研究发现民俗语言的三种复现方式均能保证我国外交话语传达中国态度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法律翻译能力等级量表的研制应基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的口笔译量表以及法律翻译自身能力框架,既要包含通用翻译能力指标体系,也需涵盖体现法律翻译专门能力的指标体系,包括对术语、语篇等子能力系统的分类指标。针对法律翻译能力等级量表的研究能改善法律翻译评估研究匮乏的现状,能对法律翻译人才的遴选和培养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并助力涉外法治人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