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斯提比(Arran Stibbe)给出的“生态语言学”的最新定义,认为生态语言学是有关“语言在人类、其他物种和物理环境之间的生命可持续互动中的作用研究”(Stibbe 2021)。以往的研究关注语言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而该新思想下的语言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斯提比的生态语言学新近思想为起点,在梳理生态语言学研究与话语分析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反思这一研究路径对我国生态话语分析研究的启示。在中国语境下,生态话语分析研究需聚焦以下三个方面:(1)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价值;(2)细化生态话语的类型;(3)着力提升生态素养水平。这对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大有裨益。
“后真相”成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以来,相关研究盘亘政治、新闻传播等领域。语言作为传播真相和传递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是后真相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本文回溯了“后真相”何以成为热词,分析了其词语内涵,并梳理了其在现实中的话语形态,认为公共话语者对语言修辞的滥用、社交媒体对主观情感的放大,加剧了“后真相”的蔓延,也导致了人们对语言的失信。语言信任危机背后是“说话者”对语言的操控、大众媒体对语言的扭曲,以及语言自身在新旧媒体更迭时经历的裂变与阵痛。作为说话主体的人,只有恢复语言使用的严谨,保持对语言文明的尊重与谦卑,才可能更好地维护语言的真理与美学意义。
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的开设从构想成为现实,需要翻译学界认真思考重要的基本问题。前十年对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开展论证和调研的历程体现了翻译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需求,有必要从学生遴选、课程设置、培养质量评估体系、人才管理与就业等方面比较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和翻译学博士学位在教育理念上的区别,探讨其对翻译专业师资建设的启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最近发布了新的博士生培养的学科、专业目录,标志着我国专业研究生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设翻译专业博士教育意味着研究生教育领域一个新的突破。好的顶层设计还需要细致的落实措施。翻译专博与传统的学术学科设置和专业硕士设置不同,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同高校有必要一起认真探讨如何开设翻译专博课程,明确谁来教授专博,制定如何保证专博培养质量的措施,以便更好地通过翻译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跨国别、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生产特征。翻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长期被视为仅仅是语言转换之工具。知识翻译学关注翻译的知识本质,视翻译为跨语言与跨文化的知识重构和话语重塑行动。本文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视角下,探讨翻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发现翻译与区域国别研究以知识为联结,双向互动,互构发展。翻译是区域国别研究的语境化知识的重构与知识传播;区域国别研究驱动翻译的新领域、新知识与新人才发展。随着区域国别研究的快速发展,知识翻译在其知识生产、知识流动、知识迁移、知识对话与知识创新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翻译是基于译者主体认知行为的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从人类认知机制的视角来阐释作为人类知识行为的翻译,旨在阐明提出知识翻译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推动知识翻译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本文探讨知识翻译学和认知翻译学之间的相通及互补之处,在佐证知识翻译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指出可以把认知翻译学视为知识翻译学的一部分,认为在认知科学视域下可以开展的知识翻译学研究课题主要有:翻译过程中,如何通过隐喻、转喻、心理空间等认知机制进行知识的概念化;复杂翻译空间中大脑思维活动、语言心理加工的情况;经由翻译而产生、传播的知识如何实现认识、评价、改变、阐释等方面的建构功能从而实现翻译的知识产出和传播等。
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拓展,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现象的异语写作日益增多,其研究成果经由汉译传播至国内,受到国内学界关注。这一文化回译现象逐渐成为当下中国译学界探究以外语为语言载体的异语写作作品汉译特点、规律和价值的重要视角。本文从知识翻译学视角出发,以美籍中国绘画史学者高居翰英文著述中amateur painters的回译为例,通过梳理其在中外语境中的含义及在文化回译中经历的还原与重构,以及可能对本土艺术史知识生产产生的影响,提出并阐述文化回译在知识生产中独有的反哺功能,进而深化对翻译价值的认识。
课程思政是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不仅是国家软实力建设与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大学外语教育助力“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大学英语教育教学过程因其显著的言语交际性、跨文化性、国际传播性及宽广辐射性,在服务国家战略、彰显高等学校育人本色,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与价值。本研究旨在厘清大学英语课程属性,阐释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时代责任,解析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践路径,以期为我国高等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改革提供借鉴与参考。
《接骨师之女》是美国华裔文学女作家谭恩美继《喜福会》《灶神之妻》之后又一部聚焦母女关系的长篇小说。本文从跨文化交际视角出发,剖析小说中主人公茹灵与露丝各自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及其对二人关系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她们如何相互理解,达成和解,最终跨越文化隔阂的过程。文本分析表明,母亲茹灵和女儿露丝所秉持的民族中心主义表征主要集中在语言选择、非语言交际方式和教育理念三个方面,而这三种表征也是引起母女关系冲突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小说文本进一步分析了跨越民族中心主义、消弭跨文化冲突的策略,呼吁人们要用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习俗,从而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流行新词“颜值”的诞生受到视觉文化广泛传播的影响,在崇尚视觉美学的信息时代,“颜值”一词的拟构应运而生,形成了一场先有价值内容后有语言表征的造词运动。体认语言学的视阈下,新词汇的产生是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世界进行应时映射的结果,其核心原则表现为“现实—认知—语言”。语言的体认观强调人的身体体验在语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体验互动中创设的模因复合体根植于语言的模槽和模标,批量生产出了“颜值”等一大批新词汇。尽管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但人脑的认知加工机制在不同的言说主体立场上,推动其语义在人的意识进场后从原来单指容貌向着多义性、象似性、含混性、包容性的方向延展。
系统功能学派为探讨语言发展特征和规律,创造性地使用了“个体发生”这一生物学术语。学界相关研究多与个案调查相关,但就个体发生论本体的学理阐释尚不多见。随着意义进化理论的确立,个体发生概念的学理内涵进一步升华。系统功能学派融入语言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建构主义心理学等学科的思想观点,为其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系统功能学派的个体发生论不仅是一种语法理论,而且是一种有关人、语言与社会的元理论,对于揭示语法的本质及其经验识解功能具有积极的学理启示。
语义密度和句法复杂度揭示学科知识编码属性和学科文化特征。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中国本科生、研究生、学者和本族语作者学术论文摘要中语义密度和句法复杂度的分布,探索语义密度和句法复杂度作为学科知识编码水平测量手段的可行性。研究发现,在不同学科水平的作者之间,语义密度和句法复杂度分布具有明显差异性。三组较高水平作者语义密度显著高于本科生作者;母语作者的句法复杂度显著高于研究生和本科生,但与中国学者没有显著差异。语义密度反应知识浓缩程度,句法复杂度展示权力语法,二者均反应知识编码的不同侧面,可以作为学科知识水平和学术写作水平测量的有效方法。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知识在行动中得以生产、传播和再生,其中的行动自然包括翻译。长期以来,人们在谈论翻译时,往往聚焦于通过翻译所传递的结构性知识,将翻译置于从属地位,忽视了翻译对知识重构和知识创新的作用,以及翻译研究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在现代知识学的视域下,翻译知识并非只是封闭的结构化知识,它还包括经由翻译加工的重构化知识,同时也包括探讨翻译的议题性知识。有鉴于此,本文认为,翻译知识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呈现为结构性、重构性和议题性三重形态。只有厘清这三重形态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才能真正揭示翻译的知识价值,重估翻译在各学科知识积累,乃至在整个人类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以知识翻译学为视角,探讨美国著名汉学家华兹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英译过程中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尤其是考察他的“知识考古”与“话语重构”翻译实践美学,对于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话语传播艺术、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中国话语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亲和力与实效性,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如果从传播发行渠道、图书馆馆藏数量、亚马逊图书销量排名和读者评价体系等效果反馈机制进行考察,我们也需要对华兹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事业的不足和短板进行深刻反思并努力寻找解决相关问题的现实途径。
本文分析了我国外语教师发展中面临的课时多、科研园地少和学术底子薄等困局及其形成原因,提出应努力抓住新时代大外语的发展机遇,并从国家视域、国际视野和比较视角三方面,阐述如何在新时代中国外语学科建设中突破困局,开创新局。
中国文学外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中国译者与外国读者之间的认知隔阂。对此,象山心学的“知本”说体现出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译者通常存在认知弊病,即局限于作为片面性阐释结果的文本意义,难以兼容其他理解方式,因而陷入“我注六经”的思维泥沼,造成与外国读者之间的认知隔阂;如能超越对文本意义的拘泥思维,秉承“知本”观,立足认知的根源——本心,译者便得以迈向“六经注我”的自在心态。在“六经注我”的思维下,译者反观内省,彰明本心,并通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本心获得通融视阈,从而增强译者与外国读者之间的认知共鸣,推动中国文学外译的读者接受。该翻译观基于象山心学这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助于形成有别于西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为突显“文化自信”主旋律下中国译学的国家意识作出贡献。
马君武是“西学东渐”的第一代翻译家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翻译家扮演着新思想启蒙者和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本文主要考察近代翻译场域与马君武译介资本运作模式的交互,剖析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翻译过程中各种权力之间关系的调适。马君武西学翻译活动的概貌正是其所携各类资本在翻译场域中互渗、互动、共生的体现。马氏译介的资本运作模式顺应了彼时目的场域对救国醒世的需求,参与构筑了西学东译的新时期,同时对清末民初中国现代性的阐释和建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契诃夫发现了日常生活的本来结构并予以艺术还原是他对世界戏剧艺术的重大贡献。使用大量停顿、抒情氛围营造、人物行动内化,使戏剧情节“非冲突化”,还原日常生活平庸和荒谬的本来结构;环形戏剧结构、消却语言逻辑性使其戏剧呈现“非因果化”的反戏剧特征,揭露人类被时间异化的荒诞本质;不走悲剧、喜剧、正剧套路令其戏剧“非类型化”,以非同凡响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清醒与透视功力剖析生活,冷峻却不埋怨,悲悯却不悲戚,准确概括并艺术地表现人类意义在时间中消却的悲壮和痛楚,并赋予喜剧性的观照,升华了契诃夫戏剧的美学意义。他一反传统的戏剧创作规则,挑战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实现戏剧革新,从创作艺术到内涵都给后世留下深远的影响。
口述影像实践在我国发展迅速,已在不同场景针对视觉障碍人士得到应用。口述影像通常被认为是视听翻译的一种形式,但就认知过程、能力要素和传播效应来看,其更接近于口译。在知识翻译学视阈下开展口述影像研究,可以从理论上突破学科归属的模糊性,形成全新研究范式;也可以在方法上对口述影像活动所提出的新问题形成新的研究路径,从而拓宽翻译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特殊传播形式,口述影像可以提供丰富的研究问题,从而对知识翻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进行实践和验证。
2022年5月28日,正值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集体学习临近一周年之际,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多家机构召开第二届“国家翻译能力: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学术研讨会,从多维视角出发,就国家翻译能力建设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及相关研究中所涉的新议题和新方法展开研讨。本文将总结此次会议的主要观点及成果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如何加强我国国家翻译能力建设提出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