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未为学界重视,中国古代的译事与现代的翻译的不同亦未得关注;情况甚至是,完全站在今人的观点,将之局限于“语言意义上的交流”。《重写翻译史》不仅如此为之定位,而且在引用古籍时错乱不堪,无可为据。重返历史现场,《方言》所云“译,传也”之“传”,应读作zhuàn,意指“驿”;《史记·大宛列传》“导绎”之“绎”意亦为“译”,是“驿”的通假字;汉代和三国时的译官的一个名称为“使驿”。这些史料及其训释告诉我们,中国古人之“译”主要是官方活动,以“驿站”为基点展开,其导向在于“教化”,“重译”更是如此。后者的意向并不在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接力性的传译,而是由一个驿站转入另一个的“向中”信息传递,即四方“来归中国”的政治活动。探究古人译事,不能不走“字本位”的进路,要在“孳乳”之仁爱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