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球卒中现患病例达9 381.6万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ASPR）为1 099/10万；新发病例1 194.6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 （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ASIR）为142/10万；在新发病例中，缺血性卒中（ischemic stroke， IS）、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和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的占比分别为65.3%（780.4万例）、28.8%（344.4万例）和5.8%（69.7万例）。2021年，全球卒中导致死亡725.3万例，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10.7%，其中IS、ICH和SAH所致死亡分别占49.5%（359.1万例）、45.6%（330.8万例）和4.9%（35.3万例）。2021年卒中仍是全球第二大死因，其核心疾病负担指标——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超过1.60亿，位居全球疾病总负担第三位。在经济负担方面，2021年全球卒中导致的直接医疗成本和生产力损失合计达8 9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0.66%），若按当前增长速率推算，至2050年将突破1.8万亿美元。全球卒中负担呈现“绝对数量上升而年龄标准化率下降”的双重趋势，中低收入国家占据了绝大部分疾病负担，且卒中发病同时呈现年轻化与高龄化并存的特点。在危险因素方面，传统行为相关危险的负担有所减轻，而代谢性危险因素及气候相关风险的归因负担正在迅速上升。中国是全球卒中负担最重的国家，表现出“高发病率、高患病率、中高死亡率、中高DALYs”的“四高”特征，并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区域差异，这一现状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危险因素暴露持续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2021年，我国卒中ASPR为1 301.4/10万；卒中ASIR为204.8/10万，新发病例达409万例，占全球新发病例总数的34.2%，远超我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约20%）。新增IS占全部卒中发病的67.8%（277.2万例，ASIR为135.8/10万），新增ICH占28.7%（117.3万例，ASIR 61.2/10万）。我国卒中年度总经济负担已超过4 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持续上升，其中直接医疗费用约占60%，间接费用（包括生产力损失、照护成本等）占40%，对社会和家庭造成双重压力。为应对这一挑战，应构建以“政策-医疗-社会”协同为核心的分层精准防控体系，覆盖零级、一级与二级预防3个层面，并强调通过跨部门协作、数据驱动和国际经验共享，以实现卒中负担的有效控制和促进全球健康公平。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组病因尚未完全明确的慢性、复发性、非特异性肠道炎性疾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近30年来，IBD已由传统的“西方疾病”转变为真正的全球性疾病，北美、欧洲的IBD患病率稳定在0.5%~1.0%，而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正经历IBD发病率5~10倍的跃升，预计到2035年亚洲IBD总患病人数将突破400万。从1990年到2019年，中国男性IBD患病人数从13.3万例增加到48.4万例，女性从10.7万例增加到42.7万例，中国男性和女性的IBD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分别从1.72/10万和1.20/10万增加到3.35/10万和2.65/10万。预计2030年我国IBD患者数量将突破百万。诊断方面，磁共振小肠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enterography，MRE）、CT小肠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enterography，CTE）及胶囊内镜（video capsule endoscopy，VCE）显著提高了小肠病变的可视化水平；粪便钙卫蛋白（fecal calprotectin，FC）（最佳临界值为152 μg/g）可预测复发，灵敏度为72%，特异度为74%；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ANCA）和抗酿酒酵母抗体（anti-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antibody，ASCA）也可为UC与CD鉴别提供无创依据；多学科协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模式使疑难病例确诊率提升20%。治疗领域，传统的5-氨基水杨酸、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仍是基础，但抗肿瘤坏死因子α、抗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2/23（抗IL-12/23）、Janus激酶抑制剂等生物制剂和小分子靶向药物已成为中重度IBD患者的核心治疗手段，诱导缓解率达50%~70%；内镜下扩张、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或腹腔镜手术＋加速术后康复可显著减少创伤；全肠内营养及益生菌干预对CD儿童患者的缓解率可达60%~70%。然而，国内基层医院生物制剂可及率不足30%，加速术后康复实施率<40%，与欧美仍有显著差距。未来应建立全国IBD登记系统，开展基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早期诊断模型和药物经济学研究，以实现IBD精准防治，并减轻社会疾病负担。

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数据显示，全球哮喘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3 340.1/10万，患者总数约为2.6亿，病死率为5.2/10万，死亡病例达43.6万例。我国2012年至2015年的调查显示，20岁及以上人群喘息相关哮喘患病率为4.2%，患者总数约4 570万，但诊断率仅为28.8%，控制率仅为28.5%，远低于国际水平，凸显了加强哮喘管理和干预的紧迫性。2024年3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发布了《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以下简称“2024版指南”）。该指南在路径诊断上，完善了哮喘诊断标准，强调可变呼气气流的判断依据（如支气管舒张试验、激发试验等），并提出“拟诊路径”，适用于基层和条件有限的医疗机构，以提升诊断率并避免过度治疗。在哮喘分期与分级方面，新增了“临床治愈”概念，定义为无症状时长≥1年且无需全身糖皮质激素治疗；取消了“间歇状态”分类，将哮喘严重程度简化为轻度、中度和重度3级采用，并提出动态评估模式。在评估体系上，新增2型炎症分型评估，推荐检测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eosinophils count， EOS）、呼出气一氧化氮（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 FeNO）等生物标志物，以指导个体化治疗，同时强调共病筛查和危险因素评估。治疗策略上，慢性持续期治疗采用阶梯式管理，推荐首选用吸入糖皮质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s， ICS）福莫特罗作为缓解药物（路径1），以减少急性发作风险；重度哮喘管理强调生物靶向药物的应用，如抗IgE、抗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5等单抗；急性发作期处理则根据严重程度分级推荐治疗方案。尽管2024版指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挑战。我国哮喘流行病学数据更新滞后，亟需开展全国性调查以反映最新疾病负担；基层医院哮喘诊断率低，炎症评估和动态管理欠缺，需加强基层医院的相关能力建设；生物制剂在我国的真实世界数据不足，限制了其在哮喘精准治疗中的应用；信息技术在哮喘管理中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需借助5G等技术提升患者教育和随访效率。未来，我国哮喘防治需进一步优化早诊早治策略，动态识别炎症表型，建立药物反应预测模型，并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以实现更精细。

目的： 探讨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PTC）伴肺转移行甲状腺全切术，并行¹³¹I治疗清除手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后伴随肺转移的患者，在¹³¹I清除手术不能切除的远处或近处的转移癌灶（简称清灶）治疗后，全身扫描（post-therapy whole body scan，Rx-WBS）图像上的肝脏弥漫性¹³¹I摄取（diffuse hepatic uptake，DHU）水平对肿瘤转移负荷评估的辅助价值。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0年6月至2025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核医学科收治的22例PTC伴肺转移，拟进行¹³¹I清灶治疗的患者。患者同时满足如下3个条件，①实行甲状腺全切术；②完成¹³¹I清甲治疗；③¹³¹I清甲治疗期间全身扫描或胸部CT发现肺部多发结节，且刺激性甲状腺球蛋白（stimulated thyroglobulin，sTg）>10 ng/mL。采用双变量相关及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Rx-WBS中肝脏¹³¹I摄取靶本比（target-to-background ratios，TBR_liver）、肺转移¹³¹I摄取靶本比（TBR_lung）与sTg、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hyroglobulin antibody，TgAb）及¹³¹I治疗剂量等临床参数间的相关性。结果： TBR_liver与TBR_lung显著正相关（r=0.510，P<0.05），TBR_liver与sTg水平（r=0.218，P=0.331）及治疗剂量（r=0.334，P=0.128）不相关。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TBR_lung是TBR_liver独立影响因素（β=0.511，95%CI为0.053~0.453，P<0.05）。结论： PTC术后肺转移完成清甲的患者TBR_liver与肺转移灶¹³¹I摄取的功能状态有良好的相关性。尤其是当¹³¹I扫描肺结节阴性时，较高的TBR_liver有助于提示存在肺转移灶。

毫米波雷达的非接触式生命体征测量技术具有重要医用价值与独特优势。然而由于心跳震动特征微弱，频率范围较广，且检测信号存在呼吸谐波及无关运动干扰等因素，进行实时鲁棒提取仍有难点。针对上述问题，将对于广范围分布的快慢心率自适应提取归纳为多尺度检测问题，将区分心跳特征与其他无关身体运动特征归纳为特征关注问题，进行了多尺度检测模块和心率特征关注模块设计，并组合为基本网络模块，搭建成心率提取神经网络。通过合理的数据集设计与模块参数设计进行实验，其结果表明，在有无关运动数据干扰的信号数据中，所提方法模型进行心率提取时的绝对误差平均可以达到1.87次/分，相对准确率平均可以达到97.51%。

目前侧后凸脊柱对振动的动态反应特征尚不清楚。用有限元法研究了特发性侧后凸脊柱患者的振动响应。目标是分析特发性侧后凸脊柱的动态特征。用CT扫描图像建立T1—S1段的有限元模型，并进行验证。对建立的脊柱侧后凸模型进行静力学和动态验证。利用有限元软件ABAQUS对脊柱侧后凸模型进行模态分析、稳态分析和瞬态分析。从模态分析中提取的前四阶固有频率分别为1.34、2.26、4.49和17.69 Hz。值得注意的是，前三个固有频率随着上半身体质量的增加而降低。在稳态分析中，x方向最大振幅对应的频率为一阶固有频率，y方向和z方向最大振幅对应的频率为二阶固有频率。在相同的共振频率下，胸椎的振幅相对于腰椎的振幅更大。瞬时分析的时域结果表明，各段的位移动态响应随时间呈现循环响应特性。在2.26 Hz的激励下，研究对象的动态响应表现为共振。脊柱畸形程度越高，基频越高。侧后凸脊柱的前三阶模态都包含了垂直方向上的振动分量。二阶固有频率对脊柱侧后凸患者的危害最大。在循环载荷作用下，胸锥的变形超过腰椎。

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gastroentero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GEP-NENs）是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NENs）的主要类型，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的分布存在差异。2025年新版《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治指南》为胃肠NENs（gastrointestinal NENs， GI-NENs）的内镜诊疗提供了新的指导。新版指南基于肿瘤大小、病理分级和解剖部位的综合分层标准，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内镜黏膜切除术（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EMR）仅推荐用于病灶直径≤10 mm、黏膜/黏膜下层未侵及肌层、无转移的G₁级肿瘤；对于≤15 mm且Ki-67<10%的G₂级病例，仅限于手术不能耐受者，谨慎选择内镜干预。消化内镜凭借其可视化靶向活检与微创干预的双重特性，在GI-NENs的诊断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内镜治疗并非单纯技术操作，而是需基于肿瘤分期、分级、全身功能评估及分子特征的综合决策。只有通过多学科协作，实现内镜精准评估、影像学检查与全身治疗的深度整合，构建全程管理体系，积累循证医学证据，才能突破异质性限制，推动NENs诊疗向精准化、个体化发展。

目的 探讨应用逆行足底内侧皮瓣修复前足底创面后的感觉和运动功能恢复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2016年2月至2023年8月共15例应用逆行足底内侧皮瓣修复足前端创面的患者临床资料。前足底创面的致伤原因包括肿瘤切除（9 例，其中黑色素瘤 8 例、硬纤维瘤 1 例）、电击伤（3 例）、撕脱伤（1 例）和糖尿病足（2 例）。切取皮瓣范围5 cm×5 cm~6 cm×8 cm。术后随访13~103个月，评估供区和受区外观、皮瓣感觉、足趾感觉与运动功能。结果 15例皮瓣术后血运正常。两例皮瓣出现术后静脉淤血，给予针刺放血、肝素盐水冲洗等处理后缓解，未影响皮瓣成活。术后第1、3个月常规来院复查，15例皮瓣外观良好，无臃肿，质地柔软，温觉、痛觉与二点辨别觉丧失。2024年9月开展远期随访，失访4例，其中死亡1例，失联3例，余11例患者地面行走无困难，步态正常；皮瓣触觉、痛觉、二点分辨觉部分恢复；同侧足趾主动屈曲、主动背伸功能均存在；足趾肌力分级（徒手肌力检查，MMT）均大于等于4级。结论 逆行足底内侧皮瓣修复前足底中小面积创面能恢复前足外观、承重和运动功能及部分感觉功能，效果良好。

气管插管在生物医学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主要采用目视插管工具判断导管位置。但是，当患者患有颈、喉、气管疼痛等疾病或其他病症时，如果声门区暴露不理想，就会出现气道困难。对于困难的气道，这种目视插管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研究新的气管插管引导方法，为困难气道插管提供参考或解决方案，是生物医学临床领域的关键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呼气末二氧化碳（ETCO2）感知的气管插管方法。仿真模型验证了该方法用于气管插管引导的可行性。然后，采用4根微腔管作为气体收集管，设计开发了一套基于ETCO2感知的气管内导管引导系统，对咽腔内CO2浓度信息进行采集和处理。实验结果表明，该导引系统可用于模拟无视觉咽腔插管导引。

在血管介入手术中引入路径规划和视觉导航可以为医生提供直观的参考和指导。本研究基于X射线冠状动脉造影图像血管骨架提取和狭窄病变诊断的预处理结果，先利用聚类判断交叉点的连通性，再通过改进的Dijkstra算法自动规划手术路径。在此基础上，引入中间点对路径进行分段修正，提高系统精度。最后通过外极约束逆投影变换重建冠脉三维模型，并标注出最优路径，实现多角度三维视觉导航。临床数据实验结果表明，与使用传统Dijkstra算法相比，改进方法能够减少中间点需求，提升计算效率，且与人工标定路径的平均误差降低到整体优化前的4%。三维重建和重投影的结果进一步定性和定量地验证了整体方案的可靠性。

人体姿态估计因其广泛的应用场景而受到研究界的关注，然而现有的网络结构通常结构复杂计算量大，并且在特征融合过程中存在特征丢失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个轻量化的基于多重注意力机制的人体姿态估计网络LMANet。在高分辨率网络的基础上利用深度可分离卷积对瓶颈块进行轻量化处理，能够大幅度减少网络参数量；之后引入多重注意力机制提高模型预测精度，在网络初始阶段加入通道注意力模块增强局部跨通道的信息交互；在多尺度特征融合阶段引入空间注意力机制，通过空间交叉感知模块减少特征提取过程中空间信息损失。在COCO2017数据集和MPII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LMANet能够在较少的参数量和计算量的情况下保证较高的预测精确度；相较于高分辨率网络HRNet，网络的参数量和计算复杂度分别减少67%和73%。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一种临床表现多样、异质性强、治疗方案个体化明显的自身免疫性疾病。2021年，全球SLE发病率为（1.5~11.0）/10万人年，欧洲SLE发病率为（1.5~7.4）/10万人年；2009年至2016年，美国SLE发病率高达49/10万人年；我国2013年至2017年，国家医保数据库与国家风湿病数据中心分析，我国的SLE发病率为14.09/10万人年。不同国家的数据表明SLE发病率的地域差异性较大。随着新的诊疗理念和治疗药物不断出现，SLE的治疗策略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我国在SLE诊治实践中仍面临诊疗不规范、长期管理不足等问题。《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诊疗指南（2025版）》针对临床关注的12个问题，依据国内外最新文献研究证据和我国SLE诊疗实践，给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循证推荐意见，对推动我国SLE的标准化诊治进展、改善患者长期预后有着重要作用。《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诊疗指南（2025版）》与《2020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诊疗指南》相比，在治疗目标、激素维持剂量、常见器官受累的处置、生物治疗的治疗地位、新型免疫抑制剂及新型治疗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更新。本文重点围绕指南核心推荐的SLE治疗目标、病情评估方法、治疗药物（包括糖皮质激素、传统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的使用、常见器官受累（包括狼疮肾炎、SLE合并严重血小板减少症、SLE合并抗磷脂综合征、神经精神狼疮）的分层治疗方案以及疾病的长期管理等内容进行解读，旨在促进临床医生尽快掌握SLE诊疗新进展，推动规范化、个体化诊疗理念在临床实践中的落实，最终提升我国SLE患者的整体诊疗水平，改善SLE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生存率。

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autosomal dominant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ADPKD）是一种最常见的遗传性肾脏囊肿疾病，也是导致终末期肾脏替代治疗的重要病因。2025年2月，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KDIGO）发布了首个针对ADPKD的临床实践指南——《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的评估、管理和治疗临床实践指南》。该指南共10个章节，全方位涵盖了ADPKD命名法、诊断、预后和患病率；肾脏表现；慢性肾脏疾病的管理和进展、肾衰竭和肾脏替代治疗；延缓肾脏疾病进展的治疗；多囊肝病；颅内动脉瘤及其他肾外表现；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方面；怀孕和生殖问题；儿科问题以及管理ADPKD患者的方法，强调了ADPKD的早期诊断、风险分层、综合管理以及新药托伐普坦的应用，并首次提出基于致病基因的新型命名方式，以及更严格的血压管理方案。本文结合指南要点、循证医学证据及我国临床实践，重点对于新版指南中关于“ADPKD的早期诊断和风险分层”和“肾脏相关症状的治疗及日常管理”2个关键临床问题进行解读，深入分析指南的指导意义及局限性，推进ADPKD的标准化诊疗。

自动睡眠分期由于其在分析整晚多导睡眠（PSG）信号方面具有高效性，能够有效支持临床专家对睡眠障碍进行诊疗。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实际临床数据不相同的公共数据集上。为了缩小理论模型与实际临床实践之间的差距，提出了一种新的深度学习模型，将视觉Transformer与监督对比学习相结合，实现有效的睡眠阶段分期。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更有效地对多通道PSG信号进行分期。在两个公开的睡眠数据库上该模型平均F1得分分别为79.2%和76.5%，优于之前的研究，表明了该模型强大的能力，在儿童小数据库上的平均准确率也达到了88.6%。提出的模型不仅在公共数据库上进行了验证，而且在提供的临床数据库上进行了验证，以严格评估其在临床实践中的使用情况。

原发性膜性肾病（primary membranous nephropathy，PMN）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显著上升，中国数据显示其以每年13%的速率增长，已成为40岁以上人群肾病综合征的首要原因。PMN的诊断传统上依赖肾穿刺活检，但近年来的研究为无创诊断提供了新方向。2009年，抗磷脂酶A2受体（phospholipase A2 receptor，PLA2R）抗体的发现是PMN研究的里程碑，随后其他靶抗原（如THSD7A、NELL-1等）的鉴定进一步推动了发病机制的阐明。血清PLA2R抗体检测具有高特异度，但灵敏度有限，可能漏诊非PLA2R相关病例。基于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的易感基因位点（如PLA2R1、*HLA-DQA1*等）与血清抗体联合建立的联合疾病风险评分（combined risk score, CRS），显著提高了无创诊断的准确率（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达0.96）。此外，肠道微生物组分析也显示出诊断潜力，但其临床应用仍需优化。PMN的自然病程异质性显著，约1/3的患者可自发缓解，另有1/3的患者进展为肾功能减退。年龄、蛋白尿水平、eGFR、PLA2R抗体滴度及肾小管间质病变程度是预后的关键预测因素。CRS联合临床模型（如年龄、蛋白尿、eGFR等）可有效鉴别高危患者，指导精准治疗。传统的PMN治疗方案（如激素联合烷化剂或钙调磷酸酶抑制剂）虽有效，但毒副反应明显。近年来，以利妥昔单抗（rituximab，RTX）为代表的抗CD20单抗成为一线用药，显著改善了疗效，但其对于部分患者仍无效。新型生物制剂及补体通路抑制剂为耐药患者提供了新选择。联合治疗策略（如RTX与他克莫司联用）也在探索中，但需权衡疗效与安全性。未来需进一步优化风险分层和个体化治疗策略，以改善PMN患者的长期预后。

SMARCB1缺陷型鼻腔鼻窦癌（SWI/SNF-related ，matrix-associated， actin-dependent regulator of chromatin， subfamily B， member 1-defcient sinonasal carcinoma， SDSC）是头颈部罕见的高侵袭性肿瘤占原发性鼻腔鼻窦癌的2.7%到7.0%，发病年龄跨度广，临床表现缺乏特征性，组织形态学与多种头颈部恶性肿瘤相似，病理诊断极具挑战性。本文报道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2例SDSC患者，病例1（75岁女性）为SMARCB1（integrase Interactor 1，INI-1）伴SMARCA2（SWI/SNF-related， matrix-associated， actin-dependent regulator of chromatin， subfamily A， member 2）（brahma homolog，BRM）表达共缺失，肿瘤主要位于右侧上颌窦及鼻腔；病例2（60岁男性）仅SMARCB1（INI-1）表达缺失，肿瘤主要位于左侧后组筛窦。组织学上，2例都以基底样细胞为主，散在少量核偏位的浆细胞样/横纹肌样细胞，前者伴有大片肿瘤坏死，仅残留少许肿瘤组织。2例患者确诊时临床分期均为cT₄N_xM₀。经随访观察，病例1行2个周期的诱导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于诊断后3个月死亡；病例2行肿瘤扩大切除术联合术后辅助治疗，于诊断后12个月死亡。对比2个病例，SMARCB1（INI-1）和SMARCA2（BRM）表达共缺失的病例，在形态学上伴有更显著的肿瘤坏死，生存时间更短。结合文献报道，国内外数据库搜索，共计报道236例SDSC，发病年龄25~86岁，男女比例为（5∶3）~（8∶3），SMARCBI（IN1-1）和SMARCA2（BRM）表达共缺失者4例（4/236）。分析文献，尚无充分的数据表明SMARCB1（INI-1）和SMARCA2（BRM）表达共缺失的病例具有更差的生存预后。SDSC患者的总体预后较差，目前尚无标准治疗方案。形态学检查联合SMARCB1（INI-1）免疫组化检测是明确诊断的关键，SWI/SNF复合物成员蛋白的联合检测有助于共缺失病例的检出。共缺失的病例少见，目前其对生存预后分析的意义尚不明确，需积累更多临床经验。

目的：探讨基于循证医学的预见性护理在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 CAR-T）免疫治疗复发/难治性B细胞淋巴瘤患者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方法：纳入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在我院接受CAR-T治疗的80例复发/难治性B细胞淋巴瘤患者。采用信封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0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由循证医学小组实施预见性护理，主要通过收集问题、明确问题、确定证据，采用循证医学指导下的预见性护理。比较2组患者在不同护理模式下心理状态评分、疲乏程度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护理干预前，2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焦虑、抑郁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疲乏程度方面，2组患者护理前疲乏程度、行为、情感、认知与情绪、感觉评分均无显著差异，观察组干预后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 ICANS)发生率分别为82.50%和27.50%，显著高于观察组（65.00%和15.00%）。2组整体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显著差异，但观察组仅1例3-4级CRS，对照组则为3例，观察组未发生3-4级ICANS，而对照组1例。 结论：基于循证医学的预见性护理可有效改善复发/难治性B细胞淋巴瘤患者CAR-T治疗过程中的不良情绪，减轻疲乏程度，减少高级别不良反应发生率，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从仿生学角度出发，加工出类似动物表面具有特殊功能的纹理，进而提高接触表面摩擦稳定性和接触舒适性对于触肤产品的表面纹理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采用激光加工方式在亚克力表面制备了仿生六边形微凸纹理。通过有限元、认知行为学、摩擦学和脑电试验研究了不同触摸速度、压力条件下手指触摸仿生六边形微凸纹理的摩擦机理，探究了仿生六边形微凸纹理高度变化对于摩擦触觉感知的影响。研究表明形变摩擦力是手指触摸仿生六边形微凸纹理的主要摩擦分量，滑溜感和摩擦因数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随着触摸速度减小或触摸压力增大，手指的滞后摩擦以及互锁摩擦呈增大趋势，滑溜感呈减小趋势。触摸凸起高的仿生六边形纹理引起的摩擦因数大、滑溜感小、P300峰值低。纹理凸起低、摩擦因数小、滑溜感高的六边形微凸纹理在触觉感知过程中需要较大的大脑注意资源和触感信息加工强度。

目前多标签图像分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索标签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多标签图像的分类精度。但是，现有的方法中，标签相关性是依据数据的统计信息计算的，这种标签相关性是全局且依赖于数据集，并不适合所有样本，并且在提取图像特征过程中，图像中的小物体特性信息易丢失导致小物体的分类准确率低。为此，提出一种基于多尺度融合和自适应标签相关性的多标签图像分类模型，主要思路为：首先将多个尺度的特征图融合以增强小物体的特征信息，并通过标签语义的指导将融合特征图分解为各个类别的特征向量，然后利用图注意力模块中的自注意力机制自适应地挖掘图像中类别之间的相关性，并提出一个注意力正则化损失。该模型在VOC 2007 和 MS COCO 2014 两个公开数据集上的平均精度均值(mAP)分别达到了95.6%和83.6%，并且大部分指标都优于现有的最新方法。

脓毒症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导致约1 100万例患者死亡，当前发病率仍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老龄化社会中。老年患者由于基础疾病多、免疫功能下降,常在感染后迅速演变为脓毒症，预后较差。此外,器官移植、恶性肿瘤等免疫抑制患者，脓毒症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一般人群。2017年至2019年，我国住院患者脓毒症年标准化发病率为(328.25~421.85）/10万，其中超过57%的病例发生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脓毒症作为一种由感染引起全身性过度炎症反应导致的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导致高死亡率和医疗负担的重要疾病。尽管近年来随着对脓毒症机制的深入研究，其诊断和治疗策略持续完善，但临床实践仍面临三大核心挑战：早期诊断困难，现有评估体系与生物标志物存在局限；抗生素耐药性日益严峻，显著限制治疗选择；疾病极高的异质性导致标准化治疗方案疗效不佳，个体化治疗远未普及。近年，诊断层面新型生物标志物、分子诊断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应用，正推动早期识别与精准分型能力的革新；在治疗层面，个体化与精准医疗理念日益深入，免疫调节等新型治疗策略展现出应对疾病复杂性的巨大潜力。应对上述三大核心挑战的关键在于将精准医学理念贯穿诊疗全程：通过整合多组学数据深化对疾病异质性的理解，利用前沿技术实现精准诊断与分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靶向治疗，最终实现改善患者预后的目标。

2022年，全球胃癌新发病例约97万例，死亡病例约66万例，其中东亚地区（如中国、日本、韩国）是主要高发区域。尽管2010年至2020年间，我国的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缓慢下降趋势，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早期筛查普及不足，疾病负担依然沉重。2025年，美国胃肠病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 ACG）发布了《美国胃肠病学会临床指南：胃癌前病变诊治指南》。该指南的核心内容包括，①个体化风险评估：基于年龄、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感染、家族史等因素筛选高风险人群；②高质量内镜技术规范：指南推荐，采用高清白光内镜联合图像增强技术[如窄带成像技术（narrow band imaging， NBI）]，提高病变检出率，并强调活检病理的标准化；采用可操作的与胃癌风险联系的胃炎评估（operative link for gastritis assessment，OLGA）和可操作的与胃癌风险联系的肠化生评估（operative link for gastric intestinal metaplasia assessment，OLGIM）分期评估胃癌风险，进行风险分层与监测，同时强调了Hp根除的核心地位；③内镜监测和随访间隔。该指南对我国胃癌防治具有重要启示，包括进一步优化筛查策略，如结合国情推行高风险人群精准筛查，探索结直肠癌与胃癌联合筛查模式；继续提升内镜诊疗水平，加强基层医师培训，推广高质量内镜技术（如NBI放大内镜）；强化Hp感染防控，推行家庭聚集性感染的同步筛查与治疗；完善监测体系，如借鉴OLGA/OLGIM分层，制定个体化监测间隔；填补证据缺口，如开展前瞻性研究验证监测间隔的合理性，研发无创生物标志物。尽管ACG指南部分建议证据等级较低，但其规范化框架为我国胃癌早诊、早治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助于突破当前筛查覆盖率低、进展期胃癌占比高的困境，最终降低疾病负担。

本文关注交通流量预测问题，旨在基于历史交通数据预测未来的交通状况。通常情况下，通过利用时空图神经网络建模交通数据之间复杂的时空相关性来解决这一问题。尽管这些方法在性能上有所提升，但往往存在以下限制：这些方法难以建模节点之间的高阶相关性；这些方法忽视了不同尺度下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面向交通流量预测的多尺度动态超图卷积网络（MSDHGCN）。提出的MSDHGCN能够有效地建模多个时间尺度上节点之间的动态高阶关系，从而增强交通预测的能力。在两个真实数据集上的实验证明了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为了克服对红外暗弱小目标特征提取不足和先验信息缺乏的障碍，提出了一个多域注意力引导金字塔网络（MAGPNet）。具体来说，设计了三个模块，以确保小目标的显著特征能够在多尺度特征图中被获取和保留。为了提高网络对不同尺寸目标的适应性，设计了具有感受野注意力分支的核聚合注意（KAA）块，并使用注意机制在不同感知范围下加权特征图。基于对人类视觉系统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自适应局部对比度测量（ALCM）模块，以增强红外小目标的局部特征。借助这个参数化组件，可以实现多尺度对比度显著性图的信息聚合。最后，为了充分利用不同尺度特征图中的空间和通道域内的信息，提出了混合空间-通道（MSC）注意力引导融合模块，以实现高质量的融合效果，同时确保小目标特征能够在深层保留。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证明，提出的MAGPNet在交并比（IoU）、精度、召回率和F-measure等性能指标上优于其他最先进方法。此外，还进行了具体的消融研究，以验证网络中每个组件的有效性。

目前肥胖的诊断标准基于体质量指数（BMI），但该指数不能直接反映脂肪的蓄积，也不能体现对健康产生的不良影响，因而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基于此背景，柳叶刀杂志糖尿病与内分泌委员会对肥胖进行重新定义，将仅具有人体测量学指标的异常定义为临床肥胖前期，仅需生活方式干预，以改善人体测量学异常，降低疾病风险；而同时合并肥胖直接导致的疾病和日常活动能力受限，定义为临床肥胖症，需要积极进行医学干预。尽管个别专业学会质疑该定义和诊断标准有可能将部分肥胖从疾病状态划归为风险因素，而使病人失去潜在治疗机会，然而整体上，该标准基于脂肪蓄积及其对器官功能的影响，因而对于肥胖的精准诊疗更具积极意义。

自给能中子探测器(self-powered neutron detector，SPND)作为监测反应堆运行状况和安全裕度的重要传感设备，其健康状态直接影响堆芯安全运行。为实现SPND故障识别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出一种图卷积网络与Stacking集成学习相结合的SPND故障识别方法。利用图卷积网络(graph convolutional network，GCN)抽取堆内不同位置SPND之间的空间邻域信息，实现SPND电流信号的非线性拟合以获得残差；在此基础上，建立多个机器学习算法融合的Stacking集成学习模型以充分提取残差序列的时变动态特征，实现对SPND正常、漂移、偏置、精度下降和完全失效5种运行状态的识别。算例分析表明，相较于单一模型，GCN-Stacking模型具有融合各基学习器多样化和差异化的优势，使得故障识别效果更稳定与可靠，且在反应堆不同功率下，依然具有较高的故障识别准确度。

据国际糖尿病联盟2025年报告，全球糖尿病患者数量预计将超过7亿，其中约40%的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并发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随着全球糖尿病发病率的持续上升，DN的临床诊断和治疗问题日益突出。尽管DN在临床表现上具有一定的特征性，但与非糖尿病肾病（non-diabetic renal diseases，NDRD）在早期阶段的临床表现常具有高度相似性，这为确诊带来了挑战。肾活检作为诊断DN的金标准，因其有创性限制了广泛应用。超声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多模态融合应用，在DN的诊断鉴别及病情评估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传统超声通过灰阶超声和多普勒超声评估肾脏形态和血流动力学变化。DN患者通常表现为肾脏体积增大、肾皮质回声增强，以及肾动脉阻力指数（renal artery resistive index，RRI）升高，这与肾小球基底膜增厚和入球小动脉硬化导致的血管顺应性下降密切相关。超声弹性成像技术通过定量检测组织硬度，为肾脏纤维化评估提供了新维度。DN患者剪切波速度（shear wave velocity，SWV）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可能与组织病理分期相关。超声造影通过微泡示踪技术动态评估肾皮质微循环状态。在超声造影图像上，DN患者表现为曲线下面积和峰值强度显著降低，提示肾皮质微血管床的血流灌注减少。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结合超声技术在肾脏疾病诊治中的应用进展迅速，但目前尚未将其与超声技术深度融合应用于DN的诊断鉴别及其疾病监测中。未来，通过结合AI算法，有望从大量超声图像中自动学习并识别肾脏结构及病变特征，自动量化RRI、SWV等关键参数，并动态分析肾脏微循环的变化，从而显著提升DN诊断的准确率和效率。

目的：研究重症监护室患者中粪便艰难梭菌毒素检测阳性对临床预后的影响及危险因素。 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2022年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收治的2 036例患者，比较粪便艰难梭菌毒素检测阳性组（n=225）与阴性组（n=1 811）的临床预后。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艰难梭菌毒素阳性的危险及保护因素。 结果：粪便检测艰难梭菌毒素检测阳性组患者住院时间显著延长（B=18.734 d，95%CI：14.683~22.785），治疗费用明显升高（B=68 854.912元， 95%CI ：46 579.159~91 130.665），但2组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OR=1.58，95%CI：1.16~2.15），血流感染（OR=1.77，95%CI： 1.17~2.66）和胆道感染（OR=1.79，95%CI ：1.03 ~3.10）与粪便艰难梭菌毒素检测阳性率升高呈相关性，而甲硝唑使用（OR=0.58，95%CI ：0.40~0.84）、头孢菌素抗菌药物使用（OR=0.54，95%CI： 0.39~0.74）以及女性（OR=0.60，95%CI ：0.44~0.83）是保护因素。 结论：危重症患者粪便中艰难梭菌毒素检测阳性不增加患者死亡率，但会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

结直肠癌是最常见的癌症，死亡率第二。息肉病变是结直肠癌的前兆症状。息肉的发现和切除可有效降低患者早期的死亡率。然而，内窥镜检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图像，这将大大增加医生的工作量，并且长期的机械筛选内镜图像也会导致高误诊率。针对计算机辅助诊断模型在息肉检测任务中严重依赖计算能力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YOLOv5算法的轻量级模型，坐标注意力-YOLOv5-Lite-Prune；这个模型不同于现有研究中提出的最新方法，例如更快的基于区域的卷积神经网络、YOLOv3、YOLOv4和单次多边框检测，这些方法将目标检测模型或其变体直接应用于预测任务而不进行任何轻量级处理。本文模型的创新点如下：首先，引入轻量级的EfficientNetLite作为新的特征提取网络；其次，采用深度可分卷积及其改进模块，采用不同的注意机制取代检测头结构中的标准卷积；然后，利用α-IoU损失函数提高模型的精度和收敛速度；最后，利用剪枝算法压缩模型大小。我们的模型有效地减少了参数的数量和计算复杂度，并且没有明显的精度损失。因此，该模型可以成功部署在嵌入式深度学习平台上，并以每秒30帧以上的速度检测息肉，这意味着该模型摆脱了深度学习模型必须依赖高性能服务器的限制。

目的：以生物信息学研究为基础，探讨miR-4674表达变化对BGC-823胃癌细胞系生物学特征的影响。方法：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得到与胃癌关系密切的研究靶点miR-4674，构建miR-4674模拟物（mimic）、抑制物（inhibitor）以及相关阴性对照（NC）转染至BGC-823细胞系。应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方法检测BGC-823细胞中miR-4674的表达变化。应用噻唑蓝（MTT）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应用Transwell培养体系检测细胞迁移能力，应用TUNEL检测细胞的凋亡情况。结果：与空白对照组以及转染NC的细胞比较，转染miR-4674 mimic的细胞中miR-4674表达水平明显升高，细胞的增殖与迁移能力均明显升高（P<0.05），而转染miR-4674 inhibitor的细胞中miR-4674表达水平明显降低，细胞的增殖与迁移能力均明显下降（P<0.05）。TUNEL检测结果显示，各组均未见到凋亡细胞。结论：在BGC-823胃癌细胞系抑制miR-4674表达降低其恶性程度，在BGC-823胃癌细胞系过表达miR-4674则促进其恶性程度,miR-4674可能是胃癌干预的治疗靶点，为胃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

难治性高血压（resistant hypertension， RH）是指患者尽管使用最佳联合方案，但血压仍不达标的临床治疗瓶颈，其背后是多机制交织的复杂病理生理网络，核心涉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 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em，RAAS）过度激活、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SNS）兴奋性增高、遗传因素、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及炎症反应等多系统交互作用，并与显著升高的心血管风险密切相关。RH占高血压人群的1.9%~18.0%，多数研究提示RH占高血压人群的10%。RH评估需规范血压测量（推荐结合诊室与家庭血压测量），并客观评估患者的服药依从性（约50%依从性差）。高血压的继发性病因筛查至关重要，如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在RH中患病率达17%~23%（筛查率仅2.1%）；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中>50%伴高血压；肾动脉狭窄性高血压在RH患者中约占24%。全面识别高血压病因可显著改善患者的血压控制及预后。RH的治疗强调生活方式干预[如DASH（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饮食可降压约6.97 mmHg]、药物及器械治疗。螺内酯作为首选第四联药物，可降低收缩压约8.70 mmHg。新型药物中，醛固酮合酶抑制剂lorundrostat、baxdrostat与安慰剂相比，2组收缩压分别降低约9.1 mmHg、9.8 mmHg；aprocitentan与安慰剂相比，收缩压降低约3.7 mmHg。肾交感神经消融术（renal denervation， RDN）可持久降低动态收缩压约13.6 mmHg，安全性良好。展望未来，在循证医学与创新疗法（新型药物与器械）的双重驱动下，RH的治疗领域正迎来一场以精准与个体化为核心的范式转移，这将为患者预后的提升带来革命性影响。

近年来，病原体宏基因组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疑难、危重及特殊感染患者的病原学诊断中，弥补了传统检测方法的不足。然而，mNGS结果的临床解读高度依赖于阈值的设定，当前尚无统一标准。病原体mNGS临床报告阈值的个体化设定需综合考量病原体特性、背景微生物基线、基因组覆盖度等技术因素，以及宿主状态、临床症状、样本类型、治疗反应等临床多重因素，最终目标是为临床提供更具指导意义的病原学诊断。笔者从临床实验室视角出发，回顾病原体mNGS临床报告阈值设定的现状与挑战，分析不同病原体类别在mNGS阈值设定中的差异逻辑，并探讨未来临床实践中mNGS临床报告阈值设定个性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

本教研团队以2024年至2025年轮转到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检验中心的医学检验专业实习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观察组和对照组的设计，分别采取基于智能阅片平台的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通过季度考核成绩和问卷调查的方式，比较2组模式的教学效果差异。结果显示，观察组实习生季度考核中理论考核病例分析题[（43.3±0.9）分]和操作考核血细胞形态[（44.8±1.0）分]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36.7±1.0）分和（38.5±1.1）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问卷星调查（包括教师对实习生综合能力的评价以及实习生对教学满意度的评价）结果提示，观察组实习生对基于智能阅片平台的教学模式接受度更高。可见，智能阅片平台的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实习生的阅片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显著提升血细胞形态学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有望作为今后血细胞形态学习的重要辅助手段。

目的：探讨基于生物钟规律的五感促醒护理模式在脑性昏迷住院患者意识状态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方便抽样法选取2023年5月—2024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老年科收治的43例脑性昏迷患者，双号病区患者设为观察组（n=22），单号病区患者设为对照组（n=21）。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五感促醒护理模式，比较2组在不同时期的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lasgow coma scale，GCS）评分、修订版昏迷恢复量表（coma recovery scale-revised ，CRS-R）评分、苏醒有效率及苏醒所需时间。结果：2组患者GCS评分和CRS-R评分的组别因素和时间因素存在交互作用（F=9.765，P<0.001；F=12.846，P<0.001）。干预后，2组不同时间点的GCS评分和CRS-R评分变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243.934，P<0.001；F=239.111，P<0.001）。2组间GCS评分和CRS-R评分变化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F=5.040，P<0.05；F=7.779，P<0.05）。观察组的苏醒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苏醒所需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P<0.01）。结论：基于生物钟规律的五感促醒护理模式能改善脑性昏迷患者的意识状态，促进患者苏醒。

经典的两阶段目标检测算法，例如快速区域卷积神经网络（Faster RCNN），由于区域提议网络（RPN）中密集锚框机制引起的低速度和锚框超参数敏感性问题而受到影响。最近，无锚框方法CenterNet通过其中心感知和分类对象展示有效性。然而，由于多个二进制分类器引起的混淆类之间的假阳问题使CenterNet仍然不够准确。我们引入了一个两阶段网络CenterRCNN来利用两者的优势并克服缺点。我们提出CenterRPN作为第一阶段，以将中心关键点思想纳入RPN中感知前景对象，并替换基于密集锚框的RPN。然后，候选框通过RCNN检测头的多分类器进行分类，该分类器更加关注混淆类之间的差异，并仅输出其中最大概率的一个。总之，CenterRPN可以消除Faster RCNN中基于密集锚框的RPN的缺点，并且多分类器的分类能力优于CenterNet中的多个二进制分类器。实验表明：CenterRCNN准确性优于两种基本算法，并且与Faster RCNN相比速度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