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聚焦教育数字化转型与外语课程思政的融合机制,以“综合英语”课程为例,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与评价体系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构建了基于三级课堂体系、智慧学习共同体与多维度评价的思政育人路径,并对其成效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路径可同步提升学生的语言知识水平、自主学习能力与价值认同,为数字化转型赋能高校外语课程思政提供借鉴与参考。
本研究采用会话分析方法,聚焦我国外语学习者与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之间的语音会话,探索人智(human-GenAI)口语互动在外语学习领域的可行性发展。对12组人智会话的微观分析发现,学习者和GenAI在不同程度上观照会话序列的推进,主要表现为:(1)在话轮间长沉默和出现重叠话语时,双方做出一定的互动调适,确保话轮转换;(2)双方能观照会话中的阻碍,通常以学习者发起的修正为主;(3)GenAI采取缓和表达传递或应对不一致或非赞同立场,而学习者在结束非赞同序列上起着关键性作用。本研究系统分析了人智会话参与者如何有效调动(非)语言乃至多模态资源促进会话序列的推进,展示出GenAI作为智能对话伙伴的潜势,为人智口语互动和AI赋能的外语教育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
本文立足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系统探讨AI赋能外语教育的实践创新与未来发展。研究首先梳理了建构主义视域下AI在催生社会互动与意义协商、促进情境化学习与跨文化理解、提供个性化认知支架等方面的作用,然后概述了AI赋能外语教育实践创新相关实证研究,并进一步通过一个融合“语言素养、思维素养、数字素养与价值观”的大学英语教学设计案例,具体阐释人智协同的教学实践路径,最后提出未来发展的四大趋向。本文旨在为构建智能化时代的外语教育新范式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智环启蒙塾课初步》是19世纪我国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传教士编译的一部重要的汉译西书,为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著名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对此教科书进行了汉译,本研究探索了其译介模式。研究发现,理雅各汉译《智环启蒙塾课初步》表面是对中国的现代科学知识启蒙,实际是开展英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因此是一种双重取向的知识翻译模式。在知识内容层面上:一方面,为实现其文化帝国主义的目的,将基督教知识和英语知识转移给了当时的中国,采取的是原语文化取向;另一方面,为转移上述知识,理雅各首先向中国介绍了现代科学知识,采取的是译语文化取向;在知识呈现层面上:一方面,忠实地传达了西方的基督教知识和英语知识,采取的是原语文化取向;另一方面,为了使其译文可被当时的国人接受,理雅各在翻译中采取了扩充、替代和重构的调和策略来适应中国文化的接受需求,采取的是译语文化取向。
典籍外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有效途径。美国汉学家倪豪士译《史记》是史学典籍翻译的代表性实践。倪译本以学术型读者为目标群体,侧重于重现原著的文学特征和历史记述,接近直译且带有详尽注释。本文在知识翻译学视阈下考察倪译《史记》,分析归纳其知识转移、重构与再传播的具体实践。研究发现,倪译《史记》的知识实践以学术性知识加工为主,通过系统化整合与工具性编排,保留了原著知识的独立性,形成了“辞书型译本”。倪译《史记》的知识实践对我国史学典籍外译有一定参考价值,也可为典籍外译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拓展。
知识翻译技术学凸显了知识、翻译与技术之间的逻辑内涵,体现了技术时代下翻译研究内在的跨学科性及其范式转换的必然态势。但在人工智能引发的翻译研究认识论重构语境下,知识翻译技术学中的“技术”本体论定位及各组成要素间的逻辑联结等根本性问题,亟待考究与解答。基于此,本文以技术哲学视域下的知识翻译观与翻译知识视域下的技术观为视角,剖析知识翻译技术学本体立命与逻辑理据两大核心哲学命题,具体聚焦本质特征、核心要素的内在联系及生成逻辑、建构依据等方面。作为译学的一个跨学科思想,知识翻译技术学应进一步夯实其本体根基与逻辑理据路径,为推动其内涵式纵深发展提供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支撑。
20世纪西方译界了出现种种翻译理论,21世纪又该转向何方?西方学者也为其一筹莫展。在此时间节点上中国学者顺应“平视世界,走进世界学术舞台中央”的国策,提出了诸多本土化译论,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杨枫提出的知识翻译学、川外体认团队提出的“体认翻译学”以及康志峰提出的“体认口译学”,备受关注,涌现出一大批支持者和响应者。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知识”一词过于宽泛,将它用在学科名称之中似不贴切;也有人质疑它与“文化”有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主张将这一新兴译论归于“文化翻译学”之中。本文对这两个质疑进行回应,且论述了它与体认翻译学和体认口译学之间的互补关系。
本文运用喻思维下辖的“关于型思维”对特征喻进行研究,认为从事物特征这一纷繁现象到概括为特征喻,再抽象成为[(a/A): a → A]的形式刻画,都是运用关于型思维达成的,其重点是“知识”的创造性运用,即认知主体需依托文化背景知识,构建情境关联,实现从概念A到特征a的推衍。运用关于型思维的语言表达可以体现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原理,并体现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一致性,这是对特征喻做出的一种理论概括。本文能为转喻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本文以认知语义学的“宏事件”理论为框架,基于大规模历时语料系统考察了汉语动趋式中简单趋向补语“来”“进”“出”“过”和“起”所表征的事件语义类型及其演变过程。与传统研究多限于小规模定性描述,仅将动趋式归纳为趋向、结果和状态三类不同,研究发现汉语动趋式所涉及的事件类型多达十类,包括运动、目的、因果、状态变化、体相、结果、程度、虚拟运动、允让及行动关联等。本文提出“宏事件意象图式假说”,指出动趋式的演变受制于其意象图式结构,语法化过程即是语言形式在意象图式约束下进行语义调整的结果。该研究不仅拓展了汉语动趋式的语义分类,也揭示了其语义扩展的内在理据,为理解汉语语法化机制和跨语言的宏事件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Patrick Hanks的“常态与拓展理论”(TNE)根植于词典学与语料库语言学的深度融合,构建了一种以词汇为中心、语料库驱动且自下而上的语言分析框架。该理论视自然语言为具有内在概率的偏好系统,主张运用统计方法对其进行观测与描述,为基于语料数据的语言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并夯实了以词汇分析为核心的语言学理论与实证基础。研究发现,该理论所揭示的语言概率性、不确定性和类推性,与量子思维的概率性、不确定性和非定域性三大本质特征深度契合。从量子哲学视角重新审视该理论,不仅深化了对其内涵的解读,更揭示了语言的量子属性,为推动语言学研究的范式重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全新的认识论路径。
小句是演算语义事件的基本语法单位,跨越从小小句到典型小句,再到典型复句的整个范围,有“断-连”二象性;研究议题包括:(1)准备工作:小小句、典型小句和典型复句概念,小句切分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2)实例分析,动词数=命题/提议数=小句数,即准小句:1→1、0→1或2→1模式;紧缩句:2→1或1→0模式,2→2或1→2模式;(3)识别流程。立足点是现代汉语,但视野是普通语言学。
本文从语言学理论中的“特征”切入,探讨大语言模型兴起背景下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传统特征合一语法依赖人工定义的离散符号系统,试图以规则演绎方式刻画语言能力;而大语言模型则通过海量文本的统计学习,隐式构建出高维、连续、上下文敏感的向量表征,实现了对语言系统的概率化建模。这种从“规则制定”到“规律发现”的转变,不仅挑战了经典语言学的认识论基础,更揭示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概率系统。文章认为,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认知冲击,语言学应主动转向“数据驱动”的新范式,在解释模型所捕获的统计规律的同时,重新确立自身作为人机语言理解之间桥梁的学科使命,为中国语言学在数智时代的自主创新贡献力量。
20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以其特有的空间诗学与隐喻张力成为承载群体关系演变和权力秩序更迭的独特舞台,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20世纪英国海洋小说对英国社会问题进行模仿、反映和再现,巧妙地模拟和构造出共同体的微缩式样,小说呈现的无论是土著共同体、象征性共同体,还是理想共同体,都是共同体的一种文学表述方式。小说中的共同体书写始终与帝国衰落、技术理性及生态意识交织相生,既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英国小说中原有共同体断裂,又反映了新共同体艰难诞生的时代图景。对英国海洋小说在20世纪历史语境中的共同体书写展开研究,旨在凸显不同形态的社会共同体的问题意识,探索行动主体间为人类共同利益开展共同行动的客观基础,从而为共同行动的理性模式设计一条有效的途径,也为思考当代英国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多元共存与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庞德译自中国古典诗歌的《华夏集》,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一座丰碑。本文旨在探究文明互鉴理念在《华夏集》翻译动机、翻译技巧、翻译风格等方面的体现,发现庞德的译著在动机方面是为其时代认知寻找一个合适的情感宣泄渠道;在翻译技巧方面,他力求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促使源语文本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与再经典化;而在翻译风格方面,庞德坚守消除文化隔阂的理念,在吸取中西双向文化修养的基础上,形成清晰自然的诗歌风格。《华夏集》不仅对于中国诗歌在“世界文学”建构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就中外文明互鉴以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洗礼,科技革新和新文化政策的支持使出版业走向现代化,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跨界传播机遇,小说创作也呈现多元发展的繁荣景象。小说连载机制促使叙事技巧实现新突破;图书市场的持续兴旺和读者群体结构的变化,推动了小说类型的分化,创作题材也愈加丰富;连载机制和文本改编的流行,小说的传播也溢出纸质文本的阈限而达成跨媒介多形态流行之势。总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之繁荣,是印刷技术-图书出版、图书市场-读者群体、连载-改编-跨媒介传播等互动、耦合的结果,其历史经验为当代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有现实启迪与借鉴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国外语学科突破工具理性困境、重建学科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理论坐标,借鉴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启示,探索外语学科转型发展的可能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文化自信与主体性重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文明互鉴与对话理性三个层面为外语学科提供了价值引导;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属性、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以及对“认知主权”的强调,为外语学科突破工具理性困境提供了方法论参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语言-区域-文明”三维整合框架,探索外语学科从语言技能培训向区域知识生产、从知识消费向文明互鉴跃升的转型路径。
外国文学教学本质是一门艺术,却长期面临艺术缺失的困境,相关研究多聚焦技术操作或学科交叉,忽视理解的艺术性本质。本文从“珍视悖论”“去除所学”“提升愉悦”三个维度,探究外国文学教学的艺术路径。“珍视悖论”需唤醒教师思想的悖论意识,引导学生领悟文学作品中的悖论内涵与陌生化艺术;“去除所学”强调先涤除伪知识与不良认知,践行“不破不立”的教学原则;“提升愉悦”则需回归文学文本本身,通过关注文学语言特性,激发学生心灵深处“无休止的,令人愉快的运动”等方式,培育学生深度阅读的愉悦感。研究表明,外国文学教学的艺术之路核心是坚守文学性,以艺术传授艺术,破解当下教学功利化困境,实现文学培育心智、滋养心灵的本质使命。
中国的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遵循四大基本原则:一是体现先进文化的本质特性;二是遵循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规定;三是符合数智时代的知识体系建构并在前人百年研究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四是具有正能量的实践性品格。唯其如此,这种中国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建,才是科学的和符合今后历史发展要求的。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外语学科发展形成冲击,如何应对这一时代挑战已成为学界重大命题。在此背景下,本文主张外语教育亟须实现从“工具性语言训练”向“赋能性全人教育”的根本转型。为此,本文从积极语言教育视角出发,重塑二语习得研究范式,构建个体与环境互动的“优势共振区”理论框架。该框架以学习者的语言发展与积极品质——幸福感培养为双核驱动,将多元个体优势与多层环境优势(任务—家庭—课堂—学校—社区—社会—技术环境)整合为赋能要素,而要素间的优势协同与共振效应则构成促进语言与个体协同发展的核心机制。在此框架下,本文进一步展望后续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的具体方向,提出兼具宏观性与特色性的研究议题,以期推动外语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模式与路径的迭代转型。
2025年10月17日至19日,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知识翻译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暨第三届知识翻译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会议围绕知识翻译学基本原理、学科知识翻译史、知识翻译跨学科研究路径等展开深入研讨,集中呈现了知识翻译学理论构建与应用探索的最新成果。与会专家学者从哲学、历史、传播、技术等多维度阐释了翻译在知识生成、话语建构和价值创造中的核心功能,揭橥了其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本土知识体系构建中的关键作用,展现出知识翻译学在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推动学术话语创新与全球认知正义方面的潜力与活力。本次会议既总结了知识翻译学提出四年来的既有成果,也为未来发展擘画了蓝图,标志着其即将进入系统化、学派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的转型与接受历久弥新。以古典文学《金瓶梅》为代表,其知识生产译介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学作品在异域语境中生成的动态性与复杂性。结合《金瓶梅》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译历程及译本形态,本文试图钩沉索引《金瓶梅》译本的时代镜像,重点关注不同时代场域下的译介主体,揭示影响小说译介与知识生产的各种机制与因素,助力思考世界文学场域下中国文学域外发生与发展的有效路径。
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常译常新,不同译家基于自身实践留下了各异的翻译话语,它们是中国翻译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研究普遍聚焦差异对比而缺少彼此传承探索。基于相关翻译档案,比较了朱生豪与许渊冲莎剧翻译话语并探究后者对前者的传承,首先通过译者前言、译者评论等史料归纳“神韵”和“创译”内涵并总结后者对前者的传承关系,再基于两位译者《哈姆雷特》翻译手稿探讨传承性在翻译实践中的表现,并通过译者传记、译者书信等材料寻求解释。研究发现,在翻译论述上,“创译”对“神韵”的传承体现在注重译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而在翻译实践中,翻译手稿修订处生动地呈现出两位译家对可读性和可演性的追求。
中医典籍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载体,其翻译教学面临语言转换和知识再生产的双重挑战。上海市重点课程“全球视野下的中医典籍”是在知识翻译学理论指导下构建的一门跨学科、融合型“外语+”课程。本文通过分析课程内容设置、教学团队建设、教学模式改革、评价体系适配及科教融合产出等多个教学实践环节,提出中医典籍翻译教学应突破传统语言教学藩篱,以“知识再生产”为中心,以“真、善、美”为教学设计及教学评价框架,结合AI赋能的智慧教学手段,为中医外语学科建设及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具有创新性的教学实践经验,助力培养兼具全球视野与跨语言知识建构能力的中医药国际化人才。
知识翻译学是中国特色本土翻译理论的新成果,从人类知识的角度来认识翻译,呈现出广阔的理论空间和应用空间。追溯知识翻译学的理论基础、诞生背景以及发展脉络,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对其进行范式谱系溯源,可揭示其对当代翻译学范式转换与话语重建起到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厘清其研究范式。知识翻译学从理论上形成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在方法上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方向,体现了中国当代翻译学的“理论自信”。
知识翻译学研究方兴未艾,有关知识与其他翻译元素间关系的探讨有待加强。本文基于知识翻译学理论,系统考察作为翻译本体的知识与作为影响因素的语言之间的双向关系,认为知识对语言具有引导和塑造的作用,语言则对知识具有承载和限制作用,二者形成一种动态平衡的互动关系。通过解析翻译在知识“采集—分析—传播—后果”过程中的角色,本文提出四阶优化路径,即“多维度知识储备—源语隐含信息解码—知识翻译效果把控—知识民主化重构”,旨在赋能译者构建系统性认知,激活主体性意识,调整翻译策略以及介入知识生态建构,期望为地方性知识的世界化提供方法论借鉴,助力更加公平的跨国知识流动。
本文聚焦国内外运动事件,运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分别对收录于CNKI及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1~2011和2012~2022两个时段的文献进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发现国外学界较早将运动事件研究与认知科学及心理学相结合,成果丰硕;国内运动事件多学科交叉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围绕汉语运动事件词汇化模式的系列探讨,不仅有效完善了语言类型学体系,也激发了国际学界对汉语言研究的兴趣。分析还显示,与前一时段相比,2012~2022年间,国内外运动事件研究规模显著增长,理论探讨向实证研究的转向趋势明显,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跨学科研究发展尤为突出,二语习得与加工相关成果增幅显著。可以预见,未来较长时期内,借助眼动、ERP、fMRI等技术从认知视角探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以及参与运动事件感知与理解的神经与脑机制将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不仅如此,运动事件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融合,还会为认知障碍康复训练、自然语言处理等提供理论指导和数据支撑,进而推动跨距较大学科间的对话与合作。
构式词法强调“形式-意义配对体”,这一特性与外来词的研究需求高度契合。构式语法为外来词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通过形式与意义的配对关系,可深入解析外来词在汉语中的构式特征、形成机制及其本土化过程。本文以构式语法为框架,从构式整体、构式图式、构式压制、构式语用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汉语外来词的构词机理,为外来词研究提供新视角。研究表明,构式语法提供了一套通用分析框架,可统一解释音译、意译、半音译半意译、借形等不同类型的外来词的汉化机制。
教师的创造力教学能力及其教学愉悦情绪在提升外语教育质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对两者的探讨仍显不足。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以我国广东省699名中学英语教师为对象,考察了英语教师创造力教学和外语教学愉悦的现状,并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1)总体来看,我国中学英语教师的创造力教学能力与外语教学愉悦均处于较高水平;(2)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显著正相关;教师创造力教学能力的四个维度中,除了环境鼓励外,教师自我效能、社会价值与学生潜力能够显著预测外语教学愉悦。本研究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外语教师情绪研究的视角,也为创造力教学研究提供了一定启示。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重塑翻译实践的基本范式,其在效率维度的卓越表现与其在伦理维度的失范状态形成鲜明反差。本文立足于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观,从职责伦理、沟通伦理与服务伦理切入,深度剖析AI翻译场域中责任主体悬置、文化信息耗散与译者主体性衰退三大迷思。具体而言,职责的模糊性导致错误归责与版权归属的双重争议;沟通的机械性引发语境坍塌与文化误读的风险;服务的工具化则带来译者专业价值隐没与用户知情同意虚置的困境。为匡正此失衡,研究倡导通过健全权责界定机制、培育AI文化翻译能力以及构建译者中心的人机协作关系,以实现治理层面的破局。本文主张,未来翻译事业发展的核心在于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再平衡,以此筑牢可信赖的翻译伦理体系,护航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的良性演进。
人工智能的深度发展对翻译教育的内涵提出了重构要求,如何在技术赋能背景下筑牢人类智能的发展根基已成为核心命题。本研究基于生成式学习理论,构建翻译教育人类智能发展的理论框架,提出通过认知激活、文化图式生成和元认知监控三大机制,系统强化学习者在文化阐释、创造性转译和伦理判断等关键维度上的不可替代性。基于“人主机辅”的教育理念,研究建议优化人机协同课程设计、构建人类智能发展评估体系,以推动翻译教育在智能时代的范式转型。本研究为重塑以人类智能为核心的翻译教育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