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不仅能促进学习者学习外语,还助力教师提升工作效率,减轻其工作负担。然而,ChatGPT引发的教育变革也给外语教学带来诸多挑战,引发外语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本文通过回顾人工智能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及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研究,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教学及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挑战、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出路,从教师、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本研究不仅为外语教育领域中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对其他学科在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上也具有启示意义。
生成式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大学英语教材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文章首先回顾我国数字教材的发展历程,分析生成式AI在动态内容生成、个性化学习支持、多模态资源整合以及教学交互优化等方面的潜力。基于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需求以及相关文献,本文提出了生成式AI时代大学英语新形态数智教材的建设框架,包括教材结构、教材形态、学习体验、教学活动、教学内容、跨界整合、评估反馈与质量规范等八个围度。
人工智能写作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常态。本文基于人机协同视角,对三个阶段(即人工智能写作兴起阶段、多元探索阶段以及全面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写作系统进行评介,对比分析不同阶段智能写作系统的人机协同性能特点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从助写与助修的功能融合、对话式交互、写作流程的全覆盖、人机共生等方面探讨人机协同智写系统在学术英语写作和教学中的潜在应用与启示。
知识翻译学框架下翻译的本质是知识建构,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纪录片字幕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互动和变迁的重要体现。基于知识翻译学,以真、善、美翻译原则为分析框架,对纪录片《万物之生》的字幕翻译进行了评析,试图探寻该片字幕翻译的内在机制。通过对典型译例的深入剖析,发现《万物之生》的部分字幕译文灵活顺应了知识翻译学框架内的真、善、美三个翻译原则,能传达真知、能为目的语受众考虑、符合目的语审美,体现了真、善、美的融合,但部分译文未能顺应真、善、美原则,难以更好地推动纪录片的国际传播。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并影响了外语教学的生态位。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语言学习中的应用方式和效果的现状,研究人工智能在提升语言学习效率、个性化教学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潜力,从而探讨人工智能(AI)技术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及其对外语教学生态位的影响。通过对随机抽取某高校165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外语教育中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教学质量,还重构了外语教学生态位,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进而助力外语学习者生态位的智能化发展。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下文简称CSE)作为我国本土研发的英语能力量表,为不同学段、不同等级的教、学、测提供了客观量度,也为教材研发与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参考CSE考察四套英语专业教材语法项目的分布。通过文本分析,研究发现: (1)四套教材中所编排的语法项目覆盖了CSE3至CSE7;语法项目涉及句式多样性描述语较多,而涉及复杂句式描述语的覆盖频率较低。(2)四套教材语法项目间对CSE3至CSE7的不同描述语的覆盖存在显著差异,缺乏语法项目定级的统一标准。本研究对CSE在教材中的应用研究和英语专业语法教学有启示意义。
教材研究主要涉及三大领域: 内容(content),使用(consumption)和编写(production)(Harwood 2014)。全球英语教材编写往往是出版社主导。编写者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参与编写。编者往往是职业教材作者;国内的中小学英语教材编写基本上也是出版社主导,但严格按照教育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接受官方组织的专业审核。编者往往是研究者加一线教师。由于教材跨地区使用,因此核心编者并非来自同一区域,也并非相关区域教育生态系统中的核心教研人员。这样的教材编写只有在教材开始使用后才会对某一区域的学科教学产生影响。
上海市的义务教育英语教材编写有机地把外语教育生态系统的各参与方以及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给养(affordances)融合在了一起。首先,编者研究国家政策,特别是课程标准;研究已有的教材,特别是海外优秀教材;研究当地的外语教学实际情况;其次,教材编写组吸纳教材未来的核心使用者,即区级教研员和一线骨干教师等,参与到教材设计和编写过程中来。教材编写组不仅听取了他们的声音和建议,而且这些未来的教材使用者借助研讨和编写过程提升了自己的专业素养,进一步了解了教材的本质、理论依据和使用要点,从而为后续的教材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材的编写过程实际上就是当地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主要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合作、磨合、相互成就的过程。教材编写与教师发展和教材使用培训融为一体,与教材使用无缝衔接,成为此轮上海义务教育英语教材编写的最大特色,也是国际外语教材编写的一个特殊案例。教材编写催生了基础外语教育新生态,教材编写与生态构建互为目标,互为基础,相互成就。
知识翻译学创立者杨枫(2021a:2)提出:“知识的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解决了长期以来翻译的学科迷思和分类焦虑,翻译学将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知识门类成为超科学或元科学。”由这一富有洞见的命题来展开观察,我们看到,知识翻译学试图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者的知识资源,从中提炼概念与知识框架,来建构翻译学的元知识。由此,知识翻译学作为具有一般翻译学的特性,必然涉及翻译学、哲学、社会学、认知学、解释学等领域的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的分析与整合,建构与洗汰,从而成为既符合逻辑事实又凸显价值伦理的元翻译学知识。知识翻译学欲成为这样一门学科,在知识观念上,必然涉及知识版图在知识概念、知识范畴、知识类型的聚合与分梳,再造与重塑。在知识结构上,必须从知识本体论、方法论及目的论三大主体框架入手,厘清认识方法的辩证性,贯通中西知识论和翻译内部与外部知识, 重视人文知识、美学知识和德性知识,从知识的二元分离转向知识的存在和生活世界经验,从而消解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的张力。在坚持知识翻译学“中和翻译观”和对话逻辑的基础上,完善“知识重构”的方法论,最终回答“译者是什么”的终极问题,以实现当代翻译研究的“知识转向”。
国际传播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指标,高质量人才培养无疑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外语是提高国际传播效能的必由之路,外语专业理应培养更多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本领的复合型、应用型外语人才。本文遵循新文科建设理念,拟提出搭建外语专业创新育人平台的构想,以提升外语教育效能,更好地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该平台致力于汇集跨学校、跨课堂的社交资源,提供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技能,着重培育外语专业人才的理解力、阐释力、鉴别力和创新力,凸显辐射面广、针对性强、迅捷灵活、实践为核心的四大特征,是广大外语学子夯实基础和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创新实践平台。
学习投入是考察学习成效和评价教学效果的关键指标,但鲜有研究涉及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下的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投入。本研究以“学术英语”课程为例,采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探索该模式下学生学习投入各维度特征。研究发现混合教学模式下英语学习投入构念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学生在认知维度的投入最高,其次为情感投入,在行为维度的投入最低。此外,学生个体因素、学习资源与环境因素和课堂人际关系因素是影响英语学习投入的主要来源。研究结果揭示了混合教学环境各个因素的多维互动生态关系,能促进混合教学在我国外语教育中的有效应用。
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化建设已经在多个领域形成共识,但是对于本学科人才核心素养的讨论有待进一步展开。通过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目标和人才核心素养理论的分析发现,本领域人才核心素养可以被定义为个体为适应国别与区域交往和研究需求,在协同能力、战略沟通能力、创造性工作与批判思维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具有关键性、根本性和基础性的素养和能力。在此认识基础上,人才培养工作需要将学生的认知性素养与非认知素养有效衔接,体现知识建构、能力培养和世界观塑造融合,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复合型国际研究和治理人才。
创新思维不能剑走偏锋,学术批评当忌言过其实,语言学理论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至今。当今亦已成为主流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CL)也经历了“始发、完善、主流、反思”这几个阶段。达布罗斯卡(E. Dᶏbrowska)以“认知语言学七宗致命重罪”为题指出它犯有七大重罪,这一评价极为不妥。她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到CL的学术价值,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两位大师索绪尔的“语言先验论”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将语言研究带入后现代哲学时代。学术研究不可怀“愤青”之心,而应行“继发”之为。CL的缺陷不全在于她所列数的“七宗重罪”,可用“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ECL)”加以弥补,“体”和“认”二字分别强调了语言研究中的“唯物论”和“人本观”。本文还认可后现代哲学的“象豹观”和“多元化”,主张群言堂,否定极端论,据此学者应持“风物长宜放眼量”和“海纳百川天地阔”的心胸,不断推动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
方梦之先生是我国翻译研究的专家、全家和大家,为翻译学尤其是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方先生的翻译思想中,三分思维是贯穿其翻译研究与实践始终的显著特征。文章以方先生译学思想“三”观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梳理他的译学论著和思想创见,从纵、横两个研究向度揭示这一观念的认识论根源、立体式内涵和预测性价值,并对近五年国内译学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计量分析,以此验证方先生译学思想的前瞻性、指导性与生命力。
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翻译教学模式变得更为多元复杂,其知识体系也愈发深刻。然而,学习者对翻译技术的掌握与运用并未与技术发展同轨,学科知识体系也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过去贯行的浅层学习模式已难以满足当前翻译技术教学中对多维知识体系形成、翻译能力培养与技术迁移能力培养的需求。因此,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为理论指导,重新界定翻译技术教学中的“深度学习”概念、内涵及外延,以此提出联结深度学习与知识的翻译技术教学模式,重点诠释面向学习者的高效科学的翻译技术思维培养路径,推动技术赋能下知识翻译体系在翻译技术教学中的发展与接受,探索翻译技术人才培养的路径和方法。
外语教育学已被确立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其人才培养问题成为推动该学科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探讨外语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内涵,继而分析当前人才培养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最后,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为例,尝试提出外语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设置与实施的原则,以期为该学科的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智慧教育背景下,数字教材是教材建设的关键要素。本文在厘清高校外语数字教材内涵的基础上,指出其具备智能适配、超时空交互、多模态跨学科融合,以及动态价值塑造等特征。进而基于问卷调研数据分析高校外语数字教材现状,并结合其内涵、特征等从教材编审、教材选用、教材使用、教材评估、教材研究等维度探索其发展路径,期待为未来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本研究聚焦于培养能够与医疗领域人士协同工作的语言服务人才,整合医学教育中的“跨专业教育”理念与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基于项目的学习,提出基于项目的跨专业路径,并通过案例对其进行观察、分析和系统研究。研究运用问卷调查、开放式问题、访谈采集数据,分析该路径的特点、优势与劣势,最后讨论同堂学生、医生、教师互动关系。以期能由此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方法,结合业界需求与使用情境,通过产学研用一体化,运用知识生产新模式推动教育模式和行业实践的变革。
在新文科背景下,互联网技术深深融入到外语教学领域之中。基于“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外语课程教学的新形式之一。构建混合式教学效果评价模型,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开展教学评价活动,不仅是检测学生学习效果与外语教学成果的根本需要,更是符合当下外语类新增二级学科“外语教育学”中针对教学过程研究的基本需求,从而促进外语课程教学完善。因此,为了有效评价混合式教学效果,本研究立足于外语教育学研究的视角,构建了混合式教学效果评价模型,分析了其实践路径,通过教学中的“评”,推动外语教学中“教”与“学”的高效性,更好地促进混合式教学模式及其评价机制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物自体”是康德为标识人类理性认知的界限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否存在,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人的理性无法抵达它,由此成为哲学界一个悬置未明的问题。能否以文学叙事的方式想象、呈现、触摸物性(物自体),这是《物性叙事研究》进行原创性、启示性思考的聚焦所在。该书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回到物本身,从叙事学角度对文学如何想象“物自体”问题进行新锐探索,既为文本阐释提供具体的批评视角、方法与路径,又为后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研究提供宏观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模式。它是国内首次系统进行物性叙事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成果,既引领国内叙事学研究向“物”转的新风向,又引起国际叙事学研究专家的高度赏识与对话,具有学术开拓性与启示性。
由于未为学界重视,中国古代的译事与现代的翻译的不同亦未得关注;情况甚至是,完全站在今人的观点,将之局限于“语言意义上的交流”。《重写翻译史》不仅如此为之定位,而且在引用古籍时错乱不堪,无可为据。重返历史现场,《方言》所云“译,传也”之“传”,应读作zhuàn,意指“驿”;《史记·大宛列传》“导绎”之“绎”意亦为“译”,是“驿”的通假字;汉代和三国时的译官的一个名称为“使驿”。这些史料及其训释告诉我们,中国古人之“译”主要是官方活动,以“驿站”为基点展开,其导向在于“教化”,“重译”更是如此。后者的意向并不在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接力性的传译,而是由一个驿站转入另一个的“向中”信息传递,即四方“来归中国”的政治活动。探究古人译事,不能不走“字本位”的进路,要在“孳乳”之仁爱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