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话语倾向是大国外交博弈的重要衡量尺度。本研究从跨语言词向量集的角度,提出了外交话语倾向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基于中美外交发言人汉英双语语料库,在筛选中美双方汉语正、负倾向关键词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参数,检索得到英文正、负词向量词语集数据。通过量化双方外交话语倾向,为外交话语原语表达和外译提供数据参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双方话语都倾向于正面,中方汉语正面强度远大于美方,但中方汉译英后正面性话语比例小于美方,而负面性增强的幅度却大于美方。研究结果提示在外交话语博弈过程中,汉译英时中方可增加英文词向量集正面词语的数量,降低英文负面词语比例,用平等的正、负面外交话语构建中美外交对等关系,与美方形成外交话语平等和政治等效格局,以期更好地达到外交目的,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向前发展。
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最新发展阶段的代表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为外语/二语写作教学带来了活力。本文从活动理论的视角分析了ChatGPT参与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探讨了在写作教学过程的每个阶段教师如何利用ChatGPT准备和组织教学活动,同时主动规避新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教师的角色中减少了知识输出和重复性工作的部分,增加了思辨能力和情感引导的要求。
本研究从技术接受度的视角出发,采用半结构式焦点小组访谈法,考察了11名英语师范生对人工智能应用辅助英语语音训练的接受度。主题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对象对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学接受度呈现出复杂样态,其一方面认同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育的有用性与易用性,但另一方面在使用态度和使用意向上持有一定保留。本研究结果对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外语师范生,以及优化智能时代外语教学形态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当前,翻译史研究已有从传统“自上而下”的历史研究方法转自“自下而上”的微观史学视角趋势。翻译史需兼具历史与翻译,二者不可偏颇,皆不可废。马戛尔尼使团于1792年访华,其作为中英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影响深远。翻译在该活动里的重要角色及带来的沟通问题却鲜为人知,有待彰显。《龙与狮的对话》从翻译史学角度基于大量珍贵档案和新资料抽丝剥茧,对使团全过程中译员背景、国书、敕谕、礼品清单、往来书信等各类文件的翻译和改写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展现了翻译在该访华事件乃至近代中国外交活动中的重要性。该书资料丰厚翔实、论述严密,对该使团研究诸多问题提出新见解,弥补了现有研究空白。该书不仅是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历史记忆的重审与重构,更是翻译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性融合,在史料运用、研究视角、研究路径方面破除学科壁垒、互相融合,为近代中国翻译史、中英外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典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启示与阐发,有助于推进中国译史研究真正走向纵深。
交际意愿影响二语学习成效与二语交际能力,因而广受二语学界关注。以往不少研究探讨了交际意愿的影响因素,其中部分研究考察了二语焦虑与其之间的关系,但结果不一。因而,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整合50项独立研究,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呈中等程度的负相关关系(r=-0.343,p<0.001),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受国别、二语语种、焦虑类型等调节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为我国外语教育、教学实践和交际意愿研究提供相应启示。
本文对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与分析,指出大湾区的语言服务产业面临顶层设计欠缺、高端语言服务资源不足、语言服务数字化进程缓慢、国际化视野有限等问题,提出加强大湾区语言服务顶层设计、培养高端复合型语言服务人才、推动大湾区语言服务数字化转型和拓展大湾区语言服务国际化视野等具体举措,为大湾区语言服务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大湾区的一体化建设提供支撑。
古籍英译是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从跨文化翻译的角度评述归化和异化策略是基于可操作性的现实考虑。译者需要根据受众特点、翻译目的、历史文化语境、古籍特点等方面来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西方学者独立翻译以及中西合作翻译构成了翻译主体的三种类型,并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及成因,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应对其加大相应扶持力度。此外,考察海外古籍英译的出版,尤其是英译丛书的内容、特点及取向,进而加强海外出版与发行环节,将有助于古籍英译的海外传播及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本文从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视角,以移动性、标准化和本土化三个核心概念为框架,以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县城尹珍大道上的语言景观为样本,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中心语言景观的特点,重点关注其中英语的使用。通过统计分析收集到的240个标牌上的语言分布比例,发现英语是紧随汉语之后的第二大语言,且具有比少数民族语言更高的能见性和移动性;另外还发现,英语在语言景观中的标准化程度低,本土化的比例大、程度高,体现了语言景观中的英语在弘扬中国本土文化与彰显中国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作用,也折射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落后和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等问题。研究结果对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态,促进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修订与实施,具有现实意义。
从知识翻译学的视角出发,考察了瞿同祖自译《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建构行为。瞿同祖的自译行为本质上是在两种语言环境中的双层知识建构。以归纳和比较的方法,总结瞿同祖在知识翻译过程中进行知识建构的策略,包括普遍性知识的复制和地方性知识的嵌入,后者进一步划分为直接性嵌入与描述性嵌入。地方性知识的翻译也是译者将一些源语语境中的“隐性知识”在目的语语境中凸显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瞿同祖的自译本不仅对于法律史学术研究有参考价值,对于知识交流和传播、知识翻译学理论话语建构、传统法律术语翻译批评以及知识翻译实践都有启示意义。
形式聚焦兼具全形式和全意义两种教学方法的优势,对提高语言使用准确度、加快语言学习进程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全面考察并系统梳理国内形式聚焦教学方法研究现状和问题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研究走向深入。通过分析国内2003~2022年间发表的76篇相关研究文章发现:国内形式聚焦教学方法研究范式从最初的综述和理论研究逐渐转向实证研究,研究趋势呈波浪式动态变化,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形式聚焦与其他教学方法的对比研究、形式聚焦的促学效应、实施形式聚焦的时机和手段、形式聚焦中的学习者接纳以及形式聚焦教学现状。国内研究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存在“本土化”理论研究严重不足、实证性研究主题过于狭窄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应加强国内语境下形式聚焦教学方法理论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拓展实证研究主题,丰富研究成果。
新时代的外语教育应当推进思政教育和外语学习有机有效结合,探索外语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发挥外语课程育人功能,融入并凸显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价值,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提供新思想、新范畴和新表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担当,展现了中国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历时性变化,阐释这个重要政治概念英译变化背后的原因,诠释中国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视以及提升良好的国家形象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提出外语课堂中做好政治话语翻译与教学,乃是外语教育加强课程思政教学,实现思政教育、专业能力提升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同步效应的时代使命。
史称西学东渐的西学,其本身由16世纪起到19世纪末也经历了质的分化与重组。其中由术到学,即近代科学的成立是最重要的变化。学科名称及指称内容的种种蜕变可以从西方19世纪的百科全书及语文词典中寻得踪迹。对于变化发展中的西学,东方的接受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历尽艰辛。日本明治启蒙家西周的《百学连环》(1871~1873)是一次重要的挑战。在《百学连环》中多达1851组的对译词或定义诠释,展示了西周对西方相关概念的理解,其中一部分译词极大地影响了东方后续的西学接受。本文以“学science”与“术art”为切入点,分析西周对西方学问体系的独特把握,进而具体阐述西周对东亚近代学术展开的贡献。
作为潘光旦先生新人文思想的核心,“位育”观已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等领域引发广泛讨论,但“位育”观之于翻译研究的意蕴尚有待阐述。由知识翻译学视角切入,探讨潘光旦先生学术译著的术语翻译译注,可体悟他一生着力践行的“位育”观。经详察多个译注,“位育”观应对异同因子的三种主要特征得以揭示:援引同质因子为术语定名、征引同质因子印证共通经验、凭借异质因子丰富术语内涵。基于此,“位育”观在知识翻译学领域的文化维度意义获得廓清:其一,知识与文化动态交互;其二,文化本我意识与知识转移构成对话性融汇。
本文首先探讨了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和谐师生关系构建的时代意义及可依据的理论基础;然后基于美国心理学会提出的14条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并结合对我国不同地区高校的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梳理出以学生为中心和谐师生关系的六大特征;最后,以该特征为指导,从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学习环境、情感支持和评价体系五个方面,提出了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和谐外语师生关系的具体策略,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外语教师提供参考,进一步推动外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以知识翻译学为研究视角,探究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典籍英译模式及其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对于新时代背景下促进本地性知识的国际化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罗佩通过深度翻译模式,不仅传达了原文的语义,还构建了其文化语境,并科普相关知识,包括典籍作者的背景知识、主题(物)知识、文体知识以及词句蕴含的习俗、典故和神话等方面的知识。在深度翻译过程中,高罗佩注重多语版本考证、追根溯源,以确保译注本地性知识的准确性;同时纠正西方对相关知识的错误认知,助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高罗佩的知识翻译具有建构作用,在目标语文化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课程思政”是学界的热点话题。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从中国知网获取的220篇有关外语课程思政的研究文献。通过分析归纳,发现外语课程思政研究主要分为四大类:(1)课程思政与外语教育的融合思索;(2)英语通识课程思政探索;(3)外语专业课程思政探索;(4)课程思政术语翻译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虽涉及内容丰富,但研究广度仍需拓展,教学实践探索亟需丰富,评价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认为,后续研究应当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丰富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并重视评价研究,以推动外语课程思政研究的深入发展。
报告动词是学术写作中常用的动词,英语学习者在英文写作过程中经常会对报告动词的使用感到困惑。本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方法,结合定量及定性分析,考察了容易混淆的show、indicate和demonstrate这三个报告动词分别在香港理工大学英语学习者语料库(PLEC)和研究文章语料库(CRA)的具体使用。三个报告动词在PLEC和CRA语料库中的使用上有一些相似之处,都可以用来做直接和间接引用、数据描述及结果报告,但它们不能完全相互替代。
国内涌现出一大批有关课程思政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这些研究或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或从伦理道德出发,或从教学实践出发进行论证。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从哲学角度出发反思课程思政的本质。既然语言产生于具体社会文化语境,那么语言本身一定彰显出某种特定的哲学观,具体表现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而从哲学出发,可以正语言教学之三观。本文以《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的教学实践为例,从世界的浑整观、系统观和普遍联系观出发,探析如何挖掘课文的意识形态要素,体现教学实践中思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在全面提升学生英语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
国家意识在新文科外语教育中居核心地位,为大学英语学科发展奠定基石。大学英语教材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关键载体,不仅要教授语言文化知识,更要强化学生的国家意识。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深入剖析《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四版)中如何体现和强化国家意识。结果显示,该教材在培养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方面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价值观分布不均,甚至部分价值取向可能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等问题。因此,深入挖掘并优化大学英语教材中的国家意识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教材质量,更能精准传递国家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中国古建筑术语是构成古建筑知识的基本元素,其英译对于能否有效进行古建筑知识的跨文化再生产至关重要。知识翻译学将翻译定义为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以知识翻译学为视域,采用描写性研究方法,以《图像中国建筑史》中“斗栱”系列术语的英译为例,探究中国古建筑术语的翻译策略及成因,从而揭示中国古建筑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跨文化再生产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古建筑“斗栱”系列术语英译采用音译为主、构建语境、保持系统性、图文互释等策略。分析发现英译策略的选择受到时代背景、翻译目的、译者素养以及上下文语境等文本内外因素的影响。文章对地方性知识的世界化以及文明互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