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翻译学”以“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为根本理据,融通知识与文化,进而融合“知识”与“翻译学”,围绕“知识翻译”与“翻译知识”构建了一种基于知识并回归知识的译学理论。如果“知识翻译学”沿着“知识翻译之学”的路径构建,则“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为恰当的译名;如果沿着“知识之翻译学”路径构建,则“Transknowletology”可作为其可能译名。通过译名反向构建,可创造“知识互动化生”“知识剪刀差”“知识冲击”“知识-文化纠葛”“知识波纹效应”“知识翻译悖论”等一系列新概念与新话语,为“知识翻译学”提供更多的批评工具。“知识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合理界定“知识”,确立翻译标准,整合新的概念与话语,对自身进行“他者”观照,并以“格融”的言说方式介入国际学术,从而丰富、重塑国际译学。
外交话语倾向是大国外交博弈的重要衡量尺度。本研究从跨语言词向量集的角度,提出了外交话语倾向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基于中美外交发言人汉英双语语料库,在筛选中美双方汉语正、负倾向关键词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参数,检索得到英文正、负词向量词语集数据。通过量化双方外交话语倾向,为外交话语原语表达和外译提供数据参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双方话语都倾向于正面,中方汉语正面强度远大于美方,但中方汉译英后正面性话语比例小于美方,而负面性增强的幅度却大于美方。研究结果提示在外交话语博弈过程中,汉译英时中方可增加英文词向量集正面词语的数量,降低英文负面词语比例,用平等的正、负面外交话语构建中美外交对等关系,与美方形成外交话语平等和政治等效格局,以期更好地达到外交目的,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向前发展。
建制性的翻译研究历经50年的发展,主要采取还原主义的研究进路,从不同向度揭示了翻译的分殊之理,呈现典型的界面研究特征,产生了各自一体的知识结构和话语形式。反观翻译研究的历史境脉和当下状态,多元跨学科视角持续介入,但始终缺乏实质性的对话与联通基础,客观上已造成诸多知识孤岛,因而尚不能对复杂多变的翻译现象做出系统解释,也无法对现实世界的翻译活动产生整体影响。鉴于此,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整合概念,联结迥然各异的研究视角,建立内外连贯一致的概念框架,理应是翻译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元理论问题。本文将翻译研究纳入知识论阐释空间,分析融合不同翻译观念的学术前提和逻辑理路,对照翻译的本体事实、逻辑事实和话语事实,解蔽翻译蕴含的跨语言知识转移本性,揭示知识翻译学之于汇通翻译观念、解释翻译现象、改善翻译生活的潜在价值,以此推动本研究方向的深度探索,提升翻译研究的学术品质,促进翻译知识的自治性建构。
多模态话语分析应成为教师话语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指在课堂教学系统中,分析教师混合使用不同符号资源以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以及不同类别符号资源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属语言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多层次交叉融合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路线以确定标注方案、形成分析框架为核心环节。其中,贴真建模以“确立研究视角”为起点形成Elan标注方案,对生语料进行加工,形成教师多模态语料库;之后依据模态间的“强化—非强化”“互补—非互补”两组关系建构结构参照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教师话语模态交互分析框架”,以此作为多模态教师话语分析工具。借助这一全新范式,可建构外语名师的多模态语料库,显化名师特质,推动多维教学评价观念的形成,有助于全面、精准打造外语“金课”。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规定大学英语是通识教育,这一规定虽然对大学英语提出了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要求,但只是把其看成课程之一。本文认为大学英语是专业教育,应该定位于专门用途英语,这不仅体现了大学英语的工具性,即它帮助学生更好地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而且体现了大学英语的人文性,即它能促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掌握学科文化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鉴于大学英语学分压缩的现状,大学英语应取消通用英语和跨文化课程的必修课程地位。
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跨国别、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生产特征。翻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长期被视为仅仅是语言转换之工具。知识翻译学关注翻译的知识本质,视翻译为跨语言与跨文化的知识重构和话语重塑行动。本文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视角下,探讨翻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发现翻译与区域国别研究以知识为联结,双向互动,互构发展。翻译是区域国别研究的语境化知识的重构与知识传播;区域国别研究驱动翻译的新领域、新知识与新人才发展。随着区域国别研究的快速发展,知识翻译在其知识生产、知识流动、知识迁移、知识对话与知识创新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阿伦·斯提比(Arran Stibbe)给出的“生态语言学”的最新定义,认为生态语言学是有关“语言在人类、其他物种和物理环境之间的生命可持续互动中的作用研究”(Stibbe 2021)。以往的研究关注语言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而该新思想下的语言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斯提比的生态语言学新近思想为起点,在梳理生态语言学研究与话语分析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反思这一研究路径对我国生态话语分析研究的启示。在中国语境下,生态话语分析研究需聚焦以下三个方面:(1)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价值;(2)细化生态话语的类型;(3)着力提升生态素养水平。这对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大有裨益。
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发轫于晚清时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和“五四”时期迎来了两次译介的高峰,并于40年代末基本实现了主要小说的全面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界致力于对作家的三部长篇经典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进行大规模的重译与再版。托尔斯泰小说百余年的译介历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俄国文学翻译者,他们与诸多出版机构一道奠定了托尔斯泰在我国当之无愧的经典作家地位。
三十多年来,语言迁移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近几年在实证和理论研究中又出现许多热点问题。语言迁移研究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最新研究范式旨在揭示语言在大脑中的交互方式,以及以复杂动态系统的方法探索影响语言迁移的因素和制约条件。作为语言迁移研究的前沿,生成句法理论着重考察一语迁移现象,揭示句法迁移的规律和特点;而概念化迁移假设与语言相对论、新沃尔夫主义密切关联,探讨一语概念结构如何迁移到二语表达。今后的语言迁移研究应动态系统地考察语言和非语言等多种因素,基于包含概念系统的复合语言能力观,将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和双向比较相结合,从多学科、多角度出发来描述和解释迁移现象。
本文以2009年以来国际SSCI和国内CSSCI期刊中的外语教育实证研究为分析对象,利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学软件,从年度发文数量对该研究领域的总体情况进行梳理,并从研究对象与环境、研究主题与方法、理论视角等方面进行评述,对比国内外研究的异同,最后阐释近五年外语教育研究热点演变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发现:(1)国内外外语教育实证研究均已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但国内目前处于相对滞后阶段;(2)国内外相关研究对小学阶段以及非通用语外语教育的重视度不够;(3)国内外学者的聚焦以微观具体的议题为主,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工具日渐丰富多样,理论视角也有相似之处;(4)在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国内外学者都越来越关注技术赋能外语教育研究。基于上述发现,文章进一步为未来研究发展指明了方向。
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最新发展阶段的代表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为外语/二语写作教学带来了活力。本文从活动理论的视角分析了ChatGPT参与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探讨了在写作教学过程的每个阶段教师如何利用ChatGPT准备和组织教学活动,同时主动规避新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教师的角色中减少了知识输出和重复性工作的部分,增加了思辨能力和情感引导的要求。
本文旨在梳理中国近三十年(1990-2020)外语教材评估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趋势。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考察了国内核心期刊论文、高质量学术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的教材评估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外语教材评估经历三个阶段:(1)评介国外教材评估理论;(2)应用国外框架评估教材;(3)创新本土教材评估理论。发展阶段呈现出从静态到动态、从国外到本土、从主观到客观的趋势,这反映出我国外语教材评估研究日趋成熟。本研究还提出新时代外语教材评估研究的研究方向:加强外语教材课程思政元素的评估;关注大、中、小学外语教材一体化评估;重视立体化教学资源评估。本研究对新时代外语教材评估、编写、使用与改编具有借鉴意义。
自然语言处理是用计算机来研究和处理自然语言的一门交叉学科,近年来发展迅速,引起语言学界的极大关注。文章讨论了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四种神经网络模型,即前馈神经网络模型、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循环神经网络模型和预训练模型,其中包括模型的原理、结构、算法、机制,并突出强调它们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文章指出,尽管神经网络模型已经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的主流,但这些模型还缺乏可解释性,未来需要得到基于规则的语言模型和基于统计的语言模型的支持。
契诃夫发现了日常生活的本来结构并予以艺术还原是他对世界戏剧艺术的重大贡献。使用大量停顿、抒情氛围营造、人物行动内化,使戏剧情节“非冲突化”,还原日常生活平庸和荒谬的本来结构;环形戏剧结构、消却语言逻辑性使其戏剧呈现“非因果化”的反戏剧特征,揭露人类被时间异化的荒诞本质;不走悲剧、喜剧、正剧套路令其戏剧“非类型化”,以非同凡响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清醒与透视功力剖析生活,冷峻却不埋怨,悲悯却不悲戚,准确概括并艺术地表现人类意义在时间中消却的悲壮和痛楚,并赋予喜剧性的观照,升华了契诃夫戏剧的美学意义。他一反传统的戏剧创作规则,挑战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实现戏剧革新,从创作艺术到内涵都给后世留下深远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中国知网2002~2021年间收录的108篇核心期刊论文,探析了我国基于英语口语语料库的英语口语教学研究20年进展和不足。结果表明:(1)总体态势上,该类研究始于2003年,随后快速增长,并在2007~2011年间达到高峰,随后下滑递减。(2)研究对象上,大学生群体呈压倒性多数,中学生虽有零星涉足,但小学生、专科生群体整体缺失。(3)研究方法上,实证定量研究占主导地位,缺乏英语通用语语料库和认知加工技术的融入。(4)研究内容上,非实证研究涉及语料库的引介、建设、应用、综述与反思,实证研究则高度集中于口语转写文本中的词汇、语块、语法,但对口语典型表征的语音语调研究和口语加工机制研究严重匮乏。以上发现对口语语料库设计和相关教学研究具有启示。
新文科背景下,国别与区域研究自被纳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后,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何认识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关系,助力国别与区域研究并推动共同发展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跨学科研究是两个研究方向融合建构的基础,两者又各有其研究设定,外国文学研究在向国际问题研究拓展时,需保持原学科方向的独立性。通过外国文学研究的相关实践可以看出,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研究者可以更好地以问题为导向,为新文科建设做出贡献。
杨枫(2021)提出的知识翻译学关注翻译本原,聚焦知识,提出一个译出的语义单位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原意或本原,即各种类型的知识;第二部分则是由意识形态操控而产生的文化成分。为避免误解,翻译应重在知识的翻译。为此,该学说提出真、善、美的翻译标准,倡导译出真义以传达知识本原;提出善译,顾及社会心理与使用者方便,助力读者看到本原;提倡以译入语审美为基准的美的表述,同样是为引入本原。鉴于知识翻译学以知识本原为核心,涉及翻译本质问题,故将知识翻译学译为元翻译学(metatranslatology)。
译本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是读者了解他国文学与文化的直接途径。《三国演义》拥有二百多年的英译史,英译形式丰富,不同的译本形式有着不同的译本功能。节译本重在对核心人物的刻画与重点情节的叙事;全译本更加关注对《三国演义》历史风貌与文学价值的系统展现;编译本旨在传播《三国演义》文化;缩译本体现出对当代读者的迎合。分析《三国演义》英译本的不同译本形式及其功能,有助于了解和把握译本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在对外译介《三国演义》、绍介三国知识时选择合适的译本形式。
近年来,随着学科内涵的重大调整和变化以及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的意识不断增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呈现日益明显的学科跨界融合加速发展态势。新文科建设全面启动,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尤其是区域国别学从外语学科五大研究领域之一成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这些重大战略机遇叠加对新时代外语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挑战,凸显了外语学科如何在固本强元的基础上打开学科边界、推进跨学科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外语学科如何打开学科边界,融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属性,以下五个维度是必须从顶层设计高度厘清、建构并凸显的战略问题:如何凸显明确的国家意识,以提升国家外语能力为己任,回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如何平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实现知识结构更新,开启科技人文时代的跨学科研究;如何实现跨界融合推进区域国别学研究;如何凸显中外文化交流与异质文明互鉴。总而言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必须从服务国家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充分发挥外国语言文化和国别知识等优势,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用中国知识体系解释和描述中国推进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依据所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助推中外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与平等对话,这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的必由路径。
文化转向强化了译者主体性,也出现了主体性滥用的倾向。知识翻译学在知识论的观照下将翻译主体性规约到科学性、客观性和实证性的轨道,重新审视或反思翻译的本质、对象、文本、标准、过程、主客关系等问题,同时发现并开启新的论域。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以求知/求真作为出发点,本着求知精神/态度研究、分析文本,获得实然之真、或然之真和应然之真,即遵循实然-或然-应然的求知/求真进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