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翻译学”以“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为根本理据,融通知识与文化,进而融合“知识”与“翻译学”,围绕“知识翻译”与“翻译知识”构建了一种基于知识并回归知识的译学理论。如果“知识翻译学”沿着“知识翻译之学”的路径构建,则“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为恰当的译名;如果沿着“知识之翻译学”路径构建,则“Transknowletology”可作为其可能译名。通过译名反向构建,可创造“知识互动化生”“知识剪刀差”“知识冲击”“知识-文化纠葛”“知识波纹效应”“知识翻译悖论”等一系列新概念与新话语,为“知识翻译学”提供更多的批评工具。“知识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合理界定“知识”,确立翻译标准,整合新的概念与话语,对自身进行“他者”观照,并以“格融”的言说方式介入国际学术,从而丰富、重塑国际译学。
隐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外交话语的内涵表达和功能实现至关重要。关于隐喻翻译策略的研究有助于提升外交话语的传达效果和中国外交话语权。本文基于杨明星针对政治外交话语翻译提出的“政治等效”翻译原则,以2019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中的隐喻为研究对象,探究外交话语中隐喻的英译策略。2019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中的隐喻可以分为中西共享隐喻和中西非共享隐喻两大类。前者包括源域相同式隐喻和源域相异式隐喻两类,译者可以综合考虑隐喻的数量、政治内涵和两种语言的表达习惯,分别采取保留隐喻和转换隐喻的翻译策略;后者包括新词式隐喻和旧词新义式隐喻两类,译者宜保留隐喻,并根据受众对隐喻文化和政治内涵的了解程度,在需要时添加解释性文字。
建制性的翻译研究历经50年的发展,主要采取还原主义的研究进路,从不同向度揭示了翻译的分殊之理,呈现典型的界面研究特征,产生了各自一体的知识结构和话语形式。反观翻译研究的历史境脉和当下状态,多元跨学科视角持续介入,但始终缺乏实质性的对话与联通基础,客观上已造成诸多知识孤岛,因而尚不能对复杂多变的翻译现象做出系统解释,也无法对现实世界的翻译活动产生整体影响。鉴于此,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整合概念,联结迥然各异的研究视角,建立内外连贯一致的概念框架,理应是翻译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元理论问题。本文将翻译研究纳入知识论阐释空间,分析融合不同翻译观念的学术前提和逻辑理路,对照翻译的本体事实、逻辑事实和话语事实,解蔽翻译蕴含的跨语言知识转移本性,揭示知识翻译学之于汇通翻译观念、解释翻译现象、改善翻译生活的潜在价值,以此推动本研究方向的深度探索,提升翻译研究的学术品质,促进翻译知识的自治性建构。
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以激昂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书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进程,展现中国人民实践革命理想的心路历程,不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成为广为传颂的畅销书,而且还被广泛译介到海外。本文从翻译发起方入手,梳理红色经典作品的翻译、发行和传播路径,以及多样化的翻译效果,以期展示红色经典强大的域外生命力。
本文从教学研究角度出发,具体讨论了基于“产出导向法”实用、易操作的英语口语课堂教学设计。整体教学设计兼顾中国二语学习者自身特点,采用“读说”模式,实现了“学生中心说”理念。这一模式的每个教学流程的设计都围绕提高学生二语交际意愿。学生的反馈表明POA“读说”口语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学生二语交际意愿,课堂教学达到预期效果。
文章论述了John Sinclair的短语理论及其核心概念,探讨了Sinclair对意义研究的主要贡献以及在意义研究上存在的主要不足。Sinclair的意义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短语理论,该理论以短语项和词项为核心,扩展意义单位模型涉及的意核、搭配、类联接、语义倾向和语义韵等核心概念既适合描写词项,也适合描写短语项。Sinclair对意义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现了从关注语境到关注共文的转变;二是发展和完善了KWIC索引分析,形成了扩展意义单位分析模型;三是勾勒出了短语理论的框架,为意义研究做好了理论准备。Sinclair在意义研究上的主要局限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语义韵所指的模糊性,扩展意义单位模型还没有得到最好的利用;二是还没有将释义提升到应有的位置,意义研究没有真正体现出使用者的意义。
外语学习动机一直是外语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在语言习得研究中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个体差异因素之一。本研究采用Q方法对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进行系统研究,探讨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类型及其影响因素。通过PQ Method及Nvivo12.0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主要存在四种类型:未来憧憬型、避免失败型、自我发展型和文化兴趣型。(2)影响英语学习动机的因素包括教师因素、学习者因素、学习环境因素、家庭因素和同伴因素。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对不同类型的学习者提出相应的策略,以期提升英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新文科”是一个有组织的、被组织化的、体系化的高等教育意象,“大外语”则是“新文科”系统的子系统和具体探索。“大外语”为一幅图景,具体所指和建设方案皆不甚清晰,更多是一种“高等外语教育意象”。“大外语意象”是教育部和外语界践行党中央“两个大局”理论指导,并以此为指引构建外语教育新发展格局的实际行动。“大外语”建设要以培养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能够熟练运用外语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化人才为目标之一,而须注重学科间协同与交叉发展,要同国家急需的“硬学科”(如理、工、农、医学科等)的外部协同交叉,亦要与经、管、法等学科的外部协同交叉。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英语语言文学学科、法学(特别是国际法)学科、知识产权学科以及国家安全法学科的协同交叉。“大外语”建设进路宜将问题导向与学科导向相结合,将现实中的问题转化为学科中的命题,推动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共同进步。
对话分析是语言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目前为止,学界鲜见针对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对话分析的理论梳理和范式概括。本文讨论了对话的内涵,回顾了对话语言学的核心思想,阐释了互动语言学、对话句法学、互动构式语法和对话构式语法等理论的对话互动观,指出对话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融合趋势和路径,当前语言与认知研究已进入对话研究时代。本文还讨论了对话互动中意义的识解构型,以期促进对话语言学理论思想在自然语言认知分析中的应用和发展。
今天是“新文科”的时代。新文科对于外语专业的意义何在?对外语人与外语专业的学生意味着什么?对外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何种发展机遇?外语专业又该如何充分利用新文科去强化自身建设?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尝试去寻找答案。
高校外语教学在重新定位学科方向、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外语人才的改革过程中,必须强调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引领。其实现方式应以课程思政为形,国家意识内容为魂,最终达到外语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在高校外语教育改革中体现、实施国家意识的培育,其具体实现路径应首先以外语课程中的国家意识元素为点,以提升外语教师思政育人能力为线,以制定院校政策与激励机制为面等三重维度进行。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规定大学英语是通识教育,这一规定虽然对大学英语提出了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要求,但只是把其看成课程之一。本文认为大学英语是专业教育,应该定位于专门用途英语,这不仅体现了大学英语的工具性,即它帮助学生更好地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而且体现了大学英语的人文性,即它能促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掌握学科文化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鉴于大学英语学分压缩的现状,大学英语应取消通用英语和跨文化课程的必修课程地位。
自2020年起,教育部开启以“四新”理念为基础的教学新平台建设,并以此推动高等教育质量革命,其中提出的新文科建设打破传统文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为大学外语课程创新发展提供契机。本文基于新文科建设的基本要求,从大学外语课程理念、大学外语课程目标、大学外语课程设置以及大学外语环境建设着手,结合吉林大学大学外语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就新文科建设中的大学外语课程创新提出思考和建议。大学外语课程要依据新时代、新需求重新定位学科角色,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设计多元教学目标、构建多维教学内容、建设多种教学资源,打造智能学习平台,为跨院系、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提供支持。
英语专业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的优秀外语人才,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为适应国家发展和社会需求,英语专业一直不断自我调整和发展,多数学校走出了一条复合道路。近年来,英语专业在招生、培养和就业等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吸引力不断下降,许多高校都在积极探索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转型,专业培养出现了明显的跨学科特征。本文介绍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英语专业的改革与人才培养,主要包括改革背景、改革理念与培养特色、课程体系、配套措施、改革成效以及未来规划。经过四年的建设,上海交通大学英语专业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英语专业更具吸引力,学生自信心增强,师生体验感更好,学科与专业联系更加紧密,也带动了师资发展。
本文引入红色翻译史的概念与内涵,通过五四时期、抗战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三个阶段,介绍红色翻译史的译者译事及其影响与贡献:五四时期,红色翻译传播了新知新学,开启了民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刺激了中国民主革命;抗战时期,红色翻译在革命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与国际战区以不同的方式,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做了贡献,同时助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走上国际化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红色翻译促使新中国进一步借鉴了国外优秀文明,助力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在国际上输出红色经典,形塑了国际形象。
多模态话语分析应成为教师话语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指在课堂教学系统中,分析教师混合使用不同符号资源以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以及不同类别符号资源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属语言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多层次交叉融合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路线以确定标注方案、形成分析框架为核心环节。其中,贴真建模以“确立研究视角”为起点形成Elan标注方案,对生语料进行加工,形成教师多模态语料库;之后依据模态间的“强化—非强化”“互补—非互补”两组关系建构结构参照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教师话语模态交互分析框架”,以此作为多模态教师话语分析工具。借助这一全新范式,可建构外语名师的多模态语料库,显化名师特质,推动多维教学评价观念的形成,有助于全面、精准打造外语“金课”。
外国文学课程是高校人文学科和外语学科的教学研究重要领域。在当前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它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新文科建设给外国文学课程带来学科融合的广度,使之在语言、文学、文化层面力求“通事”与“通心”并举;“课程思政”又赋予外国文学课程以价值重构的深度,使之力求政治方向性、价值导向性和文化引领性贯通融合。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应当提升到国家意识的理论高度,在教学实践中树立借鉴中的立场意识,坚守比较中的忠诚意识,张扬开放中的热爱意识,从而推动外国文学课程理论体系、认知体系和践行体系的全面改革,使之成为新文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阿伦·斯提比(Arran Stibbe)给出的“生态语言学”的最新定义,认为生态语言学是有关“语言在人类、其他物种和物理环境之间的生命可持续互动中的作用研究”(Stibbe 2021)。以往的研究关注语言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而该新思想下的语言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斯提比的生态语言学新近思想为起点,在梳理生态语言学研究与话语分析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反思这一研究路径对我国生态话语分析研究的启示。在中国语境下,生态话语分析研究需聚焦以下三个方面:(1)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价值;(2)细化生态话语的类型;(3)着力提升生态素养水平。这对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大有裨益。
三十多年来,语言迁移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近几年在实证和理论研究中又出现许多热点问题。语言迁移研究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最新研究范式旨在揭示语言在大脑中的交互方式,以及以复杂动态系统的方法探索影响语言迁移的因素和制约条件。作为语言迁移研究的前沿,生成句法理论着重考察一语迁移现象,揭示句法迁移的规律和特点;而概念化迁移假设与语言相对论、新沃尔夫主义密切关联,探讨一语概念结构如何迁移到二语表达。今后的语言迁移研究应动态系统地考察语言和非语言等多种因素,基于包含概念系统的复合语言能力观,将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和双向比较相结合,从多学科、多角度出发来描述和解释迁移现象。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翻译策略由传统的归化策略转向异化策略,文学新词翻译中的异化翻译效果也成为广泛探讨的问题。小说《魔戒》的作者和译者都对异化翻译表示肯定,其中译本对承载大量文化因素的新词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为新词异化翻译的研究提供了绝佳样本。通过对比分析《魔戒》中新词异化及归化翻译的差异,进一步探讨异化策略的功能与特性,发现新词的异化翻译具有避免文化杂糅、强调小说原创成分的特点,部分翻译也存在难以同时转换新词的字面义与内涵义的问题。异化代表的是译文对原文文化选择的一种态度,其中折射出译者、目标语读者和目标语文化对外国文化兼收并蓄的主张。《魔戒》的译者大量采用异化的策略翻译新词,表现出译者对原作者的理解和尊重,也体现出中文读者对外来西方文化有着较高的接纳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