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话语倾向是大国外交博弈的重要衡量尺度。本研究从跨语言词向量集的角度,提出了外交话语倾向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基于中美外交发言人汉英双语语料库,在筛选中美双方汉语正、负倾向关键词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参数,检索得到英文正、负词向量词语集数据。通过量化双方外交话语倾向,为外交话语原语表达和外译提供数据参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双方话语都倾向于正面,中方汉语正面强度远大于美方,但中方汉译英后正面性话语比例小于美方,而负面性增强的幅度却大于美方。研究结果提示在外交话语博弈过程中,汉译英时中方可增加英文词向量集正面词语的数量,降低英文负面词语比例,用平等的正、负面外交话语构建中美外交对等关系,与美方形成外交话语平等和政治等效格局,以期更好地达到外交目的,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向前发展。
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跨国别、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生产特征。翻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长期被视为仅仅是语言转换之工具。知识翻译学关注翻译的知识本质,视翻译为跨语言与跨文化的知识重构和话语重塑行动。本文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视角下,探讨翻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发现翻译与区域国别研究以知识为联结,双向互动,互构发展。翻译是区域国别研究的语境化知识的重构与知识传播;区域国别研究驱动翻译的新领域、新知识与新人才发展。随着区域国别研究的快速发展,知识翻译在其知识生产、知识流动、知识迁移、知识对话与知识创新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2009年以来国际SSCI和国内CSSCI期刊中的外语教育实证研究为分析对象,利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学软件,从年度发文数量对该研究领域的总体情况进行梳理,并从研究对象与环境、研究主题与方法、理论视角等方面进行评述,对比国内外研究的异同,最后阐释近五年外语教育研究热点演变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发现:(1)国内外外语教育实证研究均已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但国内目前处于相对滞后阶段;(2)国内外相关研究对小学阶段以及非通用语外语教育的重视度不够;(3)国内外学者的聚焦以微观具体的议题为主,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工具日渐丰富多样,理论视角也有相似之处;(4)在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国内外学者都越来越关注技术赋能外语教育研究。基于上述发现,文章进一步为未来研究发展指明了方向。
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最新发展阶段的代表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为外语/二语写作教学带来了活力。本文从活动理论的视角分析了ChatGPT参与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探讨了在写作教学过程的每个阶段教师如何利用ChatGPT准备和组织教学活动,同时主动规避新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教师的角色中减少了知识输出和重复性工作的部分,增加了思辨能力和情感引导的要求。
契诃夫发现了日常生活的本来结构并予以艺术还原是他对世界戏剧艺术的重大贡献。使用大量停顿、抒情氛围营造、人物行动内化,使戏剧情节“非冲突化”,还原日常生活平庸和荒谬的本来结构;环形戏剧结构、消却语言逻辑性使其戏剧呈现“非因果化”的反戏剧特征,揭露人类被时间异化的荒诞本质;不走悲剧、喜剧、正剧套路令其戏剧“非类型化”,以非同凡响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清醒与透视功力剖析生活,冷峻却不埋怨,悲悯却不悲戚,准确概括并艺术地表现人类意义在时间中消却的悲壮和痛楚,并赋予喜剧性的观照,升华了契诃夫戏剧的美学意义。他一反传统的戏剧创作规则,挑战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实现戏剧革新,从创作艺术到内涵都给后世留下深远的影响。
译本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是读者了解他国文学与文化的直接途径。《三国演义》拥有二百多年的英译史,英译形式丰富,不同的译本形式有着不同的译本功能。节译本重在对核心人物的刻画与重点情节的叙事;全译本更加关注对《三国演义》历史风貌与文学价值的系统展现;编译本旨在传播《三国演义》文化;缩译本体现出对当代读者的迎合。分析《三国演义》英译本的不同译本形式及其功能,有助于了解和把握译本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在对外译介《三国演义》、绍介三国知识时选择合适的译本形式。
本文综述了Brian Tomlinson近20年来英语通用语视角下教材编写的理论原则、焦点问题和发展方向。从建构英语通用语教材的视角出发,在五个层面对Tomlinson的教材开发原则和英语教材开发的多元核心问题进行了述评,对二语/外语教材内涵作了梳理和归纳,同时指出我国当前英语教材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予以建议,以期为进一步提高国内业界认识、更新理念提供参考,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开发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扩大“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中的外语教育服务。
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的开设从构想成为现实,需要翻译学界认真思考重要的基本问题。前十年对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开展论证和调研的历程体现了翻译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需求,有必要从学生遴选、课程设置、培养质量评估体系、人才管理与就业等方面比较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和翻译学博士学位在教育理念上的区别,探讨其对翻译专业师资建设的启示。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法律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为视角,从法律翻译主体知识出发,揭示法律翻译的知识价值。法律翻译将中国法律思想观念、法律语言文化、法律规范和法律文本等地方性知识进行跨法系、跨语系的加工、重构、传播,让中西法律知识迁徙,不仅有利于中国充分借鉴域外先进的法治经验,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而且能向世界输出中国法律文化精华,在国际社会中树立“法治中国”形象,为世界法治文化贡献中国力量。
本文拟从诗歌结构要素与译者的角色、诗的韵律及其在翻译中的呈现、诗的音乐特质及其翻译策略等三方面入手,探讨欧美诗歌的汉译问题。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忽略诗歌微观的内部词语结构,更要重视诗歌宏观逻辑结构的和谐贯通。无论是韵式、韵律还是节奏,都是诗之所以为诗的重要特征,也是翻译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音乐性是诗歌的灵魂,能否将欧美诗歌的音乐特质传达出来,是衡量诗歌翻译得失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
食物不仅滋养个体的生理肌体,而且还建构其社会及文化身份;食物既标识食者所归属的群体,亦定义其与其他群体的差异;食物造就食者,而食者也试图通过进食来成就自己。在美国华裔女作家伍琦诗的小说《无声告白》中,饮食在主人公詹姆斯的族裔身份建构方面起到重大作用。鉴于美国主流社会广泛存在华裔饮食习惯低劣的话语,詹姆斯试图通过拒绝中餐来否认自己的族裔身份;然而当他融入主流社会无果并再次品尝到叉烧包时,他终于意识到族裔身份是他永远无法否认的一部分。詹姆斯与饮食的互动关系展现了以其为代表的美国华裔在族裔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挣扎和无奈,揭露了美国霸权文化的运作模式。
“趋近化”作为话语分析的新视角,被广泛用于批评话语分析。该理论认为话语作者通常将外部指示中心建构为朝向内部指示中心逼近的危险客体,旨在说服内部指示中心采取行动进行反制,从而使其非法行为合法化,“趋近化”因此被赋予了消极的色彩。不过,经研究发现除用于批评话语分析外,“趋近化”还可用于积极话语分析,充当积极话语策略。外部指示中心有时也是和谐友好的,可与内部指示中心和谐共存。本研究以朱自清的散文《春》为例,从空间趋近、时间趋近和价值趋近的角度对《春》进行积极话语分析,最终发现在散文《春》中外部指示中心和内部指示中心是和谐融通的,而非矛盾对立。外部指示中心给内部指示中心带来正能量和积极影响,内部指示中心积极迎受。“趋近化”在散文《春》里是一种积极的话语策略。
中国文学外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中国译者与外国读者之间的认知隔阂。对此,象山心学的“知本”说体现出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译者通常存在认知弊病,即局限于作为片面性阐释结果的文本意义,难以兼容其他理解方式,因而陷入“我注六经”的思维泥沼,造成与外国读者之间的认知隔阂;如能超越对文本意义的拘泥思维,秉承“知本”观,立足认知的根源——本心,译者便得以迈向“六经注我”的自在心态。在“六经注我”的思维下,译者反观内省,彰明本心,并通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本心获得通融视阈,从而增强译者与外国读者之间的认知共鸣,推动中国文学外译的读者接受。该翻译观基于象山心学这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助于形成有别于西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为突显“文化自信”主旋律下中国译学的国家意识作出贡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最近发布了新的博士生培养的学科、专业目录,标志着我国专业研究生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设翻译专业博士教育意味着研究生教育领域一个新的突破。好的顶层设计还需要细致的落实措施。翻译专博与传统的学术学科设置和专业硕士设置不同,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同高校有必要一起认真探讨如何开设翻译专博课程,明确谁来教授专博,制定如何保证专博培养质量的措施,以便更好地通过翻译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本研究从技术接受度的视角出发,采用半结构式焦点小组访谈法,考察了11名英语师范生对人工智能应用辅助英语语音训练的接受度。主题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对象对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学接受度呈现出复杂样态,其一方面认同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育的有用性与易用性,但另一方面在使用态度和使用意向上持有一定保留。本研究结果对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外语师范生,以及优化智能时代外语教学形态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应对外来之“译”与凸显自身而“创”所构成的“译创”是晚清民初知识翻译的重要表现形式,其间蕴含着新旧交织的话语更迭与思想融通。本文以“she—她”知识互译为引,明确“她”字译创是知识翻译话语主导下的知识建构。然其本身并不止于语言层面的知识联结,其间渗透着不同话语形态的角逐与竞合,这正是知识翻译学在语言转换、话语塑造和知识建构三个维度的关系体现。故本文继而对“她”字译创史进行补诠并从知识论域对围绕该词的诸多论战予以剖析,揭示地方性知识在获得异语知识系统的认同与融通时带来了不同知识之间的主体性竞争;进而由微至著,探讨“译创”这一生成性话语实践折射出的多元现代性竞合,以此彰显知识翻译在中国现代性形成中发挥的重要话语功用并参与塑造了后者的“复杂综合体”式样。
语言服务行业的需求、翻译职业的规范要求、技术的日趋成熟成为人工智能翻译快速发展的重要推手,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本文试图厘清人工智能翻译的知识原理,反思人工智能翻译出现的伦理问题,并借用知识翻译学的“真善美”原则对人工智能翻译进行伦理规约,以应对当下和未来人工智能翻译带来的伦理挑战。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海派文化术语外译有助于促进上海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上海乃至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海派文化术语种类丰富,文化负载词居多,但英译规模较小,英译体系不够规范,缺乏文化特色。中国译者应加强“翻译世界”向“翻译中国”的转型,采用宏观上“异主归辅”,微观上“语归文异”,即以异化为主,辅以归化,且语言层面归化,文化层面异化的翻译策略,同时依照“五个传达”的翻译原则,单独采用或结合运用直译、音译、释译、意译四种翻译方法,指导海派文化术语外译的实践过程,以期准确、完整、优美地再现海派文化术语的原貌,实现海派文化的高效传播。
机器翻译的发展与应用为反思与启示翻译主体、过程与产品三大翻译本质问题提供了机译视角。在当前弱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主体介于机器与人类之间,机译促使翻译劳动分工与译者身份泛化,衬托出人译宝贵价值;翻译过程处于人译多元转化与机译概率匹配之间,两者翻译过程差异性或源自不同翻译观:前者所持有的是一种由外而内的动态翻译观,后者采用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静态翻译观;翻译产品定位于功能与意义之间,机译能够实现翻译的文内功能,但不一定传递文外意义,太过注重机译的功能而忽略人译的意义,可能造成语言“污染”与语感钝化。
语义密度和句法复杂度揭示学科知识编码属性和学科文化特征。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中国本科生、研究生、学者和本族语作者学术论文摘要中语义密度和句法复杂度的分布,探索语义密度和句法复杂度作为学科知识编码水平测量手段的可行性。研究发现,在不同学科水平的作者之间,语义密度和句法复杂度分布具有明显差异性。三组较高水平作者语义密度显著高于本科生作者;母语作者的句法复杂度显著高于研究生和本科生,但与中国学者没有显著差异。语义密度反应知识浓缩程度,句法复杂度展示权力语法,二者均反应知识编码的不同侧面,可以作为学科知识水平和学术写作水平测量的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