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球卒中现患病例达9 381.6万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ASPR）为1 099/10万；新发病例1 194.6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 （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ASIR）为142/10万；在新发病例中，缺血性卒中（ischemic stroke， IS）、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和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的占比分别为65.3%（780.4万例）、28.8%（344.4万例）和5.8%（69.7万例）。2021年，全球卒中导致死亡725.3万例，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10.7%，其中IS、ICH和SAH所致死亡分别占49.5%（359.1万例）、45.6%（330.8万例）和4.9%（35.3万例）。2021年卒中仍是全球第二大死因，其核心疾病负担指标——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超过1.60亿，位居全球疾病总负担第三位。在经济负担方面，2021年全球卒中导致的直接医疗成本和生产力损失合计达8 9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0.66%），若按当前增长速率推算，至2050年将突破1.8万亿美元。全球卒中负担呈现“绝对数量上升而年龄标准化率下降”的双重趋势，中低收入国家占据了绝大部分疾病负担，且卒中发病同时呈现年轻化与高龄化并存的特点。在危险因素方面，传统行为相关危险的负担有所减轻，而代谢性危险因素及气候相关风险的归因负担正在迅速上升。中国是全球卒中负担最重的国家，表现出“高发病率、高患病率、中高死亡率、中高DALYs”的“四高”特征，并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区域差异，这一现状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危险因素暴露持续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2021年，我国卒中ASPR为1 301.4/10万；卒中ASIR为204.8/10万，新发病例达409万例，占全球新发病例总数的34.2%，远超我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约20%）。新增IS占全部卒中发病的67.8%（277.2万例，ASIR为135.8/10万），新增ICH占28.7%（117.3万例，ASIR 61.2/10万）。我国卒中年度总经济负担已超过4 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持续上升，其中直接医疗费用约占60%，间接费用（包括生产力损失、照护成本等）占40%，对社会和家庭造成双重压力。为应对这一挑战，应构建以“政策-医疗-社会”协同为核心的分层精准防控体系，覆盖零级、一级与二级预防3个层面，并强调通过跨部门协作、数据驱动和国际经验共享，以实现卒中负担的有效控制和促进全球健康公平。
目的： 探讨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PTC）伴肺转移行甲状腺全切术，并行131I治疗清除手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后伴随肺转移的患者，在131I清除手术不能切除的远处或近处的转移癌灶（简称清灶）治疗后，全身扫描（post-therapy whole body scan，Rx-WBS）图像上的肝脏弥漫性131I摄取（diffuse hepatic uptake，DHU）水平对肿瘤转移负荷评估的辅助价值。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0年6月至2025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核医学科收治的22例PTC伴肺转移，拟进行131I清灶治疗的患者。患者同时满足如下3个条件，①实行甲状腺全切术；②完成131I清甲治疗；③131I清甲治疗期间全身扫描或胸部CT发现肺部多发结节，且刺激性甲状腺球蛋白（stimulated thyroglobulin，sTg）>10 ng/mL。采用双变量相关及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Rx-WBS中肝脏131I摄取靶本比（target-to-background ratios，TBRliver）、肺转移131I摄取靶本比（TBRlung）与sTg、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hyroglobulin antibody，TgAb）及131I治疗剂量等临床参数间的相关性。结果： TBRliver与TBRlung显著正相关（r=0.510，P<0.05），TBRliver与sTg水平（r=0.218，P=0.331）及治疗剂量（r=0.334，P=0.128）不相关。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TBRlung是TBRliver独立影响因素（β=0.511，95%CI为0.053~0.453，P<0.05）。结论： PTC术后肺转移完成清甲的患者TBRliver与肺转移灶131I摄取的功能状态有良好的相关性。尤其是当131I扫描肺结节阴性时，较高的TBRliver有助于提示存在肺转移灶。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一种临床表现多样、异质性强、治疗方案个体化明显的自身免疫性疾病。2021年，全球SLE发病率为（1.5~11.0）/10万人年，欧洲SLE发病率为（1.5~7.4）/10万人年；2009年至2016年，美国SLE发病率高达49/10万人年；我国2013年至2017年，国家医保数据库与国家风湿病数据中心分析，我国的SLE发病率为14.09/10万人年。不同国家的数据表明SLE发病率的地域差异性较大。随着新的诊疗理念和治疗药物不断出现，SLE的治疗策略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我国在SLE诊治实践中仍面临诊疗不规范、长期管理不足等问题。《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诊疗指南（2025版）》针对临床关注的12个问题，依据国内外最新文献研究证据和我国SLE诊疗实践，给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循证推荐意见，对推动我国SLE的标准化诊治进展、改善患者长期预后有着重要作用。《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诊疗指南（2025版）》与《2020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诊疗指南》相比，在治疗目标、激素维持剂量、常见器官受累的处置、生物治疗的治疗地位、新型免疫抑制剂及新型治疗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更新。本文重点围绕指南核心推荐的SLE治疗目标、病情评估方法、治疗药物（包括糖皮质激素、传统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的使用、常见器官受累（包括狼疮肾炎、SLE合并严重血小板减少症、SLE合并抗磷脂综合征、神经精神狼疮）的分层治疗方案以及疾病的长期管理等内容进行解读，旨在促进临床医生尽快掌握SLE诊疗新进展，推动规范化、个体化诊疗理念在临床实践中的落实，最终提升我国SLE患者的整体诊疗水平，改善SLE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生存率。
SMARCB1缺陷型鼻腔鼻窦癌（SWI/SNF-related ，matrix-associated， actin-dependent regulator of chromatin， subfamily B， member 1-defcient sinonasal carcinoma， SDSC）是头颈部罕见的高侵袭性肿瘤占原发性鼻腔鼻窦癌的2.7%到7.0%，发病年龄跨度广，临床表现缺乏特征性，组织形态学与多种头颈部恶性肿瘤相似，病理诊断极具挑战性。本文报道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2例SDSC患者，病例1（75岁女性）为SMARCB1（integrase Interactor 1，INI-1）伴SMARCA2（SWI/SNF-related， matrix-associated， actin-dependent regulator of chromatin， subfamily A， member 2）（brahma homolog，BRM）表达共缺失，肿瘤主要位于右侧上颌窦及鼻腔；病例2（60岁男性）仅SMARCB1（INI-1）表达缺失，肿瘤主要位于左侧后组筛窦。组织学上，2例都以基底样细胞为主，散在少量核偏位的浆细胞样/横纹肌样细胞，前者伴有大片肿瘤坏死，仅残留少许肿瘤组织。2例患者确诊时临床分期均为cT4NxM0。经随访观察，病例1行2个周期的诱导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于诊断后3个月死亡；病例2行肿瘤扩大切除术联合术后辅助治疗，于诊断后12个月死亡。对比2个病例，SMARCB1（INI-1）和SMARCA2（BRM）表达共缺失的病例，在形态学上伴有更显著的肿瘤坏死，生存时间更短。结合文献报道，国内外数据库搜索，共计报道236例SDSC，发病年龄25~86岁，男女比例为（5∶3）~（8∶3），SMARCBI（IN1-1）和SMARCA2（BRM）表达共缺失者4例（4/236）。分析文献，尚无充分的数据表明SMARCB1（INI-1）和SMARCA2（BRM）表达共缺失的病例具有更差的生存预后。SDSC患者的总体预后较差，目前尚无标准治疗方案。形态学检查联合SMARCB1（INI-1）免疫组化检测是明确诊断的关键，SWI/SNF复合物成员蛋白的联合检测有助于共缺失病例的检出。共缺失的病例少见，目前其对生存预后分析的意义尚不明确，需积累更多临床经验。
脓毒症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导致约1 100万例患者死亡，当前发病率仍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老龄化社会中。老年患者由于基础疾病多、免疫功能下降,常在感染后迅速演变为脓毒症，预后较差。此外,器官移植、恶性肿瘤等免疫抑制患者，脓毒症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一般人群。2017年至2019年，我国住院患者脓毒症年标准化发病率为(328.25~421.85）/10万，其中超过57%的病例发生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脓毒症作为一种由感染引起全身性过度炎症反应导致的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导致高死亡率和医疗负担的重要疾病。尽管近年来随着对脓毒症机制的深入研究，其诊断和治疗策略持续完善，但临床实践仍面临三大核心挑战：早期诊断困难，现有评估体系与生物标志物存在局限；抗生素耐药性日益严峻，显著限制治疗选择；疾病极高的异质性导致标准化治疗方案疗效不佳，个体化治疗远未普及。近年，诊断层面新型生物标志物、分子诊断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应用，正推动早期识别与精准分型能力的革新；在治疗层面，个体化与精准医疗理念日益深入，免疫调节等新型治疗策略展现出应对疾病复杂性的巨大潜力。应对上述三大核心挑战的关键在于将精准医学理念贯穿诊疗全程：通过整合多组学数据深化对疾病异质性的理解，利用前沿技术实现精准诊断与分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靶向治疗，最终实现改善患者预后的目标。
难治性高血压（resistant hypertension， RH）是指患者尽管使用最佳联合方案，但血压仍不达标的临床治疗瓶颈，其背后是多机制交织的复杂病理生理网络，核心涉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 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em，RAAS）过度激活、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SNS）兴奋性增高、遗传因素、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及炎症反应等多系统交互作用，并与显著升高的心血管风险密切相关。RH占高血压人群的1.9%~18.0%，多数研究提示RH占高血压人群的10%。RH评估需规范血压测量（推荐结合诊室与家庭血压测量），并客观评估患者的服药依从性（约50%依从性差）。高血压的继发性病因筛查至关重要，如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在RH中患病率达17%~23%（筛查率仅2.1%）；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中>50%伴高血压；肾动脉狭窄性高血压在RH患者中约占24%。全面识别高血压病因可显著改善患者的血压控制及预后。RH的治疗强调生活方式干预[如DASH（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饮食可降压约6.97 mmHg]、药物及器械治疗。螺内酯作为首选第四联药物，可降低收缩压约8.70 mmHg。新型药物中，醛固酮合酶抑制剂lorundrostat、baxdrostat与安慰剂相比，2组收缩压分别降低约9.1 mmHg、9.8 mmHg；aprocitentan与安慰剂相比，收缩压降低约3.7 mmHg。肾交感神经消融术（renal denervation， RDN）可持久降低动态收缩压约13.6 mmHg，安全性良好。展望未来，在循证医学与创新疗法（新型药物与器械）的双重驱动下，RH的治疗领域正迎来一场以精准与个体化为核心的范式转移，这将为患者预后的提升带来革命性影响。
近年来，病原体宏基因组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疑难、危重及特殊感染患者的病原学诊断中，弥补了传统检测方法的不足。然而，mNGS结果的临床解读高度依赖于阈值的设定，当前尚无统一标准。病原体mNGS临床报告阈值的个体化设定需综合考量病原体特性、背景微生物基线、基因组覆盖度等技术因素，以及宿主状态、临床症状、样本类型、治疗反应等临床多重因素，最终目标是为临床提供更具指导意义的病原学诊断。笔者从临床实验室视角出发，回顾病原体mNGS临床报告阈值设定的现状与挑战，分析不同病原体类别在mNGS阈值设定中的差异逻辑，并探讨未来临床实践中mNGS临床报告阈值设定个性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
RhD阴性血存在多种表型，每种表型下还有众多亚型，且各自对应特定的分子机制。本文报道了1例RhD基因第5外显子的第767位点（c.767C>A，p.Ser256Ter）发生核苷酸变异，导致第256位终止密码子取代丝氨酸，引起RhD抗原蛋白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使血清学表现为RhD阴性的患者。该等位基因的序列数据为首次报道，已提交GenBank，登记号为PQ740962。对于RhD阴性血的患者，应进一步运用血清学结合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明确其亚型和分子遗传背景，不同的RhD血型在孕妇、受血者和献血者中需要区别对待，因此，有必要了解更多信息以便进行孕期监测和输血管理。本次报道的RhD新等位基因突变的发现，丰富了RhD阴性血形成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有助于RhD血型的准确判断，也有助于制定指导临床的“精准”输血，降低稀有血型人群的输血危害，保障输血安全。
轻度行为损害（mild behavioral impairment，MBI）是中老年（50岁以上）发生的一系列精神行为症状，以情感失调和冲动失控为主，包括抑郁、躁狂以及幻觉、妄想等，是认知下降的早期预警信号，与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的病理进程相关，且可早于痴呆症状出现多年。MBI在认知功能正常人群中的患病率约10%，而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人群中该比例显著升高至14%~50%。然而，在临床实践中，由于MBI症状的复杂性和非特异性，其与AD间的潜在关联常被低估或忽视。近年来，随着AD诊断标志物的深入研究，MBI与AD的内在联系已逐步被揭示。横断面研究证实，MBI与脑脊液Aβ42水平降低及脑内Aβ沉积负荷增加显著相关。纵向研究进一步揭示，MBI症状与高Aβ沉积程度及认知衰退速率呈正相关，但与tau蛋白病理间的关联仍存在争议。MBI与AD特征性脑萎缩存在空间一致性，如海马体、杏仁核和内嗅皮层等。上述证据链共同支持MBI作为AD临床前阶段神经精神标志物的重要地位。为了更好地在早期识别AD，本文旨在强调临床实践中需建立神经精神症状-认知衰退多维评估框架，提醒临床医生对老年期的异常精神行为提高重视，以提升AD临床前阶段的识别率。
B组链球菌（group B Streptococcus， GBS）是引起全球新生儿感染的主要病原菌，而孕妇消化道和泌尿生殖道GBS定植是新生儿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全球总体孕妇GBS定植率为18%，其中南亚和东亚地区分别为12.5%和11.0%，中国为11.3%。对于孕妇GBS定植，若不加以干预，50%会垂直传播给胎儿或新生儿，是导致新生儿早发型GBS病的重要原因，可造成新生儿败血症和新生儿脑膜炎等。2015年的一项全球性研究提示，GBS感染引起的新生儿侵袭性疾病导致9万例婴儿死亡，350万例早产，5.7万例死产。目前，一些国家采用了产时抗生素预防（intrapartum antibiotic prophylaxis， IAP），以预防在分娩期间GBS由母亲向新生儿的传播。在IAP中，大环内酯类药物红霉素和林可酰胺类药物克林霉素等作为二线抗生素在抗GBS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红霉素和克林霉素等抗生素的耐药率居高不下，全球耐药率分别约为25%和27%；中国的耐药率更高，分别约为75%和60%。GBS对以上两类抗生素的耐药机制，主要包括目标修饰、外排泵、核糖体保护ABC-F蛋白和药物灭活，其耐药机制呈现日益多样化，且多与可移动元件有关，加速了其耐药基因的播散。临床迫切需要临床及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严格执行抗菌药物科学化管理、积极研发新型抗菌药物等，以阻止该耐药基因的传播。
目的： 分析先进行胶囊内镜（capsule endoscopy， CE）检查，再行双气囊小肠镜（double-balloon enteroscopy， DBE）检查，评估联合应用在小肠疾病中的诊断价值，并探讨CE与DBE间的诊断一致性，为疑似小肠病变患者优化检查流程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5年3月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连续收治的先行CE检查后再行DBE检查患者的临床资料（154例），比较2种检查方式诊断的差异及一致性，并分析年龄与病变类型对一致性的影响。结果： 154例患者中，CE检出病变率高于DBE检出病变率[93.5%（144/154）比81.8%（126/154），χ2=8.53，P=0.003 5]，且CE对于息肉/息肉样增生的检出率高于DBE（11.7%比5.2%，χ2=3.85，P=0.049）；DBE对于占位/黏膜下病变的检出率高于CE（5.84%比0.65%，χ2=6.4，P=0.011）。在检出病变中，溃疡类疾病检出率最高（68/154），其次为炎症/糜烂、血管畸形/出血、息肉/息肉样增生、占位/黏膜下隆起。CE与DBE的总体诊断一致性一般（κ=0.344，95%CI为0.222~0.467，P<0.001），但在溃疡（κ=0.55）及血管畸形/出血（κ=0.42）的诊断上一致性较高。将患者年龄分别按照<18岁（未成年），18~40岁（青年），40~59岁（中年），≥60岁（老年）进行分层，后行诊断一致性分析显示，40~59岁组CE与DBE的诊断一致率为55.6%（κ=0.122），而18~40岁组和≥60岁组的诊断一致率46.20%（κ=0.447）、44.10%（κ=0.446）。结论： CE与DBE检查在小肠疾病诊断中具有互补性，CE可作为初筛工具以优化目标导向的DBE检查，两者联合应用可提高小肠血管畸形和息肉的诊断效能；推荐基于患者的年龄及病变特征的个体化序贯检查策略。
目的： 分析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2023年至2024年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carbapenem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CRABA）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了解CRABA碳青霉烯酶和耐药节结细胞分化家族[resistance-nodulation-cell division （family），RND]外排泵基因的携带情况，为新疆地区临床防控和治疗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收集2023年至2024年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临床培养分离出的CRABA，计算鲍曼不动杆菌中检出CRABA的百分比（检出率）；采用PCR技术检测10种常见的碳青霉烯酶基因和RND外排泵基因。结果： 本研究检出179株CRABA，检出率为79.56%，主要检出科室为ICU（62.60%）和呼吸重症监护室（11.73%）。179株CRABA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较高，其中对环丙沙星的耐药率最高（100%），而对替加环素的耐药率最低（11.73%）。耐药基因检测结果显示，179株CRABA中阳性基因携带率从高到低分别为blaIMP 95.53%（171/179）、blaOXA-51 87.71%（157/179）、blaTEM 82.12%（147/179）、adeB 82.12%（147/179）、adeM 80.45%（144/179）、adeJ 77.65%（139/179）、blaOXA-23 74.86%（134/179）、blaNDM-1 8.94%（16/179）、blaOXA-58 4.47%（8/179）、blaVIM 0（0/179）。结论： 2023年至2024年，我院CRABA检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3年，73.4%）；碳青霉烯酶基因blaIMP、blaTEM及RND外排泵基因adeB、adeM、adeJ的高表达，提示本地区临床应加强抗菌药物的管理，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目的： 比较22G-Acquire穿刺针穿刺活检（fine-needle biopsy，FNB）与22G-常规细针穿刺抽吸术（fine-needle aspiration，FNA）在1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utoimmune pancreatitis，AIP）穿刺组织细胞学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0年1月至2024年1月期间我院收治的57例经影像学、血清学高度疑诊为1型AIP的患者。根据患者所用穿刺针型号，分为FNB针组（22G-Acquire针组）（n=30）和FNA针组（n=27），评价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EUS）引导下2种穿刺针所获取的1型AIP组织学诊断等级。结果： 在FNA组中，33.3%的穿刺组织存在淋巴浆细胞浸润，仅22.2%可见席纹状纤维化，组织学等级（Level）2证据等级占11.1%，而无Level 1证据。FNB组中63.3%穿刺组织存在淋巴浆细胞浸润，83.3%的穿刺组织可见席纹状纤维化，Level 1占比3.3%，Level 2占比56.7%，Level 1+2级共60%。2组中闭塞性静脉炎均未发现，IgG4阳性浆细胞>10个/高倍视野（high power field， HPF）共2例，FNB组及FNA组各1例。与FNA组相比，FNB组在所获组织中观察淋巴浆细胞浸润（63.3%比33.3%）（P=0.024）、席纹状纤维化（83.3%比22.2%）（P<0.001）均有较大优势，FNB组所获的证据等级更高（P<0.001）。结论： 22G-Acquire针可获得更高的组织证据等级，可常规用于1型AIP的组织学诊断。
目的： 检测分析乳腺癌中生存素（survivin/BIRC5）表达及相关基因，并分析其在临床病理诊断及预测预后的价值。方法： 采用基于基因表达水平值的交互式分析平台（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Interactive Analysis，GEPIA）数据库分析生存素在乳腺癌与正常乳腺组织中间的表达差异，及与其表达相关性最强基因，并分析生存素及相关基因产物与乳腺癌分期之间的关系。通过Kaplan-Meier plotter数据库数据，分析生存素及相关基因表达与乳腺癌患者预后间的关系。2016年1月至2019年3月间收集96例乳腺癌患者的术后组织标本中进行验证。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标本中生存素及相关基因产物的表达情况，分析相关性，并评估其对临床病理和预后（5年总体生存率和5年无病生存）的评估价值。结果： GEPIA数据库生物信息分析显示，生存素在乳腺癌组织中表达异常升高；与其表达相关性最强的基因为胸苷激酶1（thymidine kinase 1，TK1），且TK1同时在乳腺癌组织中同样高表达。生存素与TK1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具有协同性，均呈现随着乳腺癌分期的升高而上升趋势（P<0.05），两者均与乳腺癌患者无复发生存期呈负相关（P<0.001）。术后组织标本免疫组化检测结果证实，生存素与TK1表达呈较强的正相关。生存素表达与淋巴结转移、TNM分期呈正相关（P<0.01）；TK1表达与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TNM分期呈正相关（P<0.05）。生存素与TK1共阳性共28例（29.17%），与乳腺癌组织学分级高、淋巴结转移及TNM分期晚相关（P<0.05）。在预后分析中，96例患者的5年总体生存率为61.5%，5年无病生存率为47.9%；生存素与TK1阳性分别是乳腺癌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生存素阳性HR=2.225，95%CI为1.160~4.271，P=0.016；TK1阳性HR=3.176，95%CI为1.658~6.083，P<0.001）和5年无病生存率（生存素阳性HR=3.594，95%CI为2.018~6.401，P<0.001；TK1阳性HR=3.609，95%CI为2.057~6.330，P<0.001）的不良预后因素，且两者共阳性具有更高的风险比（5年总体生存率HR=4.486，95%CI为2.335~8.617，P<0.001；5年无病生存率HR=4.469，95%CI为2.515~7.942，P<0.001）。结论： 生存素与TK1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具有较强协同性，两者共阳性提示着高级别、淋巴结转移、中晚期，预后不佳。联合检测生存素和TK1对评估乳腺癌临床病理与预后具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算法模型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以图像分类为主要功能的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算法、决策分类的决策树和支持向量机模型、提高模型识别精准性的注意力机制模型、完成图像中病灶识别定位的目标检测模型，以及实现图像中病灶精准分割的语义分割和实例分割模型等。AI的CNN与医学影像深度融合，显著提高了疾病诊断的效率和精准率。随着数字医学水平提高，AI在疾病诊疗路径中图像数据结合点进一步拓宽。除了传统的放射学、超声学、内镜学和病理学等图像，手术切除标本图像和类器官图像等非经典图像也逐步被纳入了AI研究范畴。AI的深度介入有助于解码多维数据中的隐性信息，不断改变疾病的诊治模式。可以预见，未来AI算法与各类疾病诊疗设备镶嵌整合，将成为疾病诊断、治疗乃至发展趋势预判的有力工具。
包虫病是一种人兽共患疾病，可引起多种人体疾病，其中肺包虫病较为常见。本文报道1例以胸腔积液为主要表现的肺包虫病患者。该患者为70岁女性，因“右上腹痛伴胸闷16 h”入院，胸部CT检查提示右侧液气胸、右肺膨胀不全及肺部渗出性病灶。胸腔积液呈暗红色、浑浊，李凡他试验阳性，镜检见大量纤维素性坏死物及霉菌样孢子。胸腔穿刺术后病理检查提示包虫感染可能，结合患者既往肝包虫病史、牧区居住史，经外院诊断，最终确诊为肺包虫病。肺包虫病好发于牧区儿童及青壮年，患者存在接触疫犬等流行病接触史，感染途径为经口食入被虫卵污染的食物或水。临床特征常包括咳嗽、胸痛、咯血，囊肿破裂入胸腔时则可致液气胸、胸腔积液及过敏反应。本例报道的病例为老年人，且临床表现不典型，以胸腔积液为突出特征，最终患者因感染死亡，提示临床对于包虫病疫区的类似病例应予高度关注，尤其是高龄病例。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thrombelastogram， TEG）与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患者冠状动脉（冠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连续收集130例我院心血管内科收治的接受冠脉造影检查且结果为阳性的患者，作为ACS组，纳入同期行冠脉造影排除ACS的患者86例，作为对照组。检测所有研究对象的TEG参数[凝血反应时间（reaction time，R time）、凝血形成时间（clotting time，K time）、血块生成速度（blood clot formation rate，Angle α， α角）、最大振幅（maximum amplitude， MA）]及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乳酸脱氢酶、血小板水平。比较ACS组与对照组TEG指标差异，筛选ACS潜在危险因素；在ACS患者中，分析TEG参数与实验室相关指标及冠状动脉病变程度Gensini积分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不同冠状动脉病变支数ACS患者TEG的影响因素，并在校正混杂因素后进一步评估TEG对患ACS风险的独立预测作用。结果： ACS组的TEG（R time和K time）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TEG（R time、K time）与Gensini积分均呈负相关（rR time=-0.302 3， rK time=-0.257 4， 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在调整了混杂因素后，当TEG（K time）被视为分类变量时，Q4 （K time >2.10）可作为ACS发病的独立保护因素（OR=0.34，95%CI为0.13~0.87， P<0.05）。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R time、K time诊断ACS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分别为0.781 0、0.605 1，TEG参数R time诊断ACS的灵敏度为73.26%，特异度为70.00%，TEG参数K time诊断ACS的灵敏度为65.38%，特异度为60.47%。结论： TEG与ACS及冠脉病变严重程度相关，可能是ACS患者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独立预测因子，能为是否需要进一步行侵入性诊断提供有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