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研究报告（以下简称GBD 2021）通过对100 983个数据源中371种疾病和伤害的负担进行了全面分析，估算了伤残损失年、寿命损失年、伤残调整生命年和健康期望寿命。1990年至2019年间，全球全因死亡率年变化率的范围为-0.9%~2.4%，而2020年和2021年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导致的死亡人数分别增加了10.8%和7.5%。2021年，COVID-19成为全球第二大死因，每10万人中有94.0例死亡，其他主要死因如缺血性心脏病和脑卒中的死亡率分别为每10万人中有108.7例和87.4例。全球期望寿命从1990年的65.5岁增加到2019年的73.3岁，但在2021年因COVID-19影响下，又降至71.7岁，COVID-19使全球期望寿命减少了2.2年，显著影响了全球健康改善的长期趋势。2021年GBD数据显示，1990年至2021年间，中国的期望寿命显著增加，女性从69.9岁增加到80.7岁，男性从65.7岁增加到74.9岁。2021年，中国死亡人数顺位前10位分别为，脑卒中2 591 647人；缺血性心脏病1 956 859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1 285 433人；气管、支气管和肺癌为814 364人；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为491 774人；胃癌为445 013人；高血压性心脏病为328 119人；食管癌为296 443人；结肠和直肠癌为275 129人；道路伤害为242 320人。且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烟草、高血压和饮食风险是中国主要的健康风险因素。通过对GBD 2021数据的系统整理和分析，我国应加强慢性病管理，提高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关注健康不平等问题，并推动基础研究和国际合作，以提升人民整体健康水平。
我国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临床患病率为0.78%，亚临床甲亢患病率为0.44%，格雷夫斯病（Graves diseased）甲亢患病率为0.53%。未经治疗的甲亢和亚临床甲亢可导致心房颤动、卒中及其他心血管事件、骨质疏松症和骨折的发生风险增加。在一些特殊人群（如妊娠妇女、老年人群）中，不仅甲亢的诊断有其特殊性，治疗适应证及方法选择也有所不同。我国目前甲亢规范诊治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存在如下问题。甲亢指南在甲亢的诊断方面已制定了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流程，但在临床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主要在于有些医院甲状腺核素显像和131碘摄取率缺乏普遍可及性。其次，利用甲状腺超声获得的甲状腺内收缩期峰值流速（peak systolic velocity, PSV）进相关诊断，目前在我国尚未普遍推广。我国临床治疗甲亢的主要方法已与国际接轨，但初治期ATD治疗的具体起始剂量和减量期剂量的调整仍缺乏我国自己的依据和非常明晰的标准，目前大多数临床医师还是遵循美国甲状腺学会制定的指南推荐的剂量起始方案。此外，国内外缺乏预测ATD不良反应的指标，在ATD治疗甲亢的过程中，一过性粒细胞减少的发生率为1%~5%，需基线随访及监测血常规和肝功能。目前，国内外指南关于监测频率仍缺乏明确的规定，且缺乏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而临床也尚未确立可行的ATD不良反应预测指标。ATD导致粒细胞缺乏症被认为可能与基因易感性、年龄、药物种类及剂量有关，中国汉族人中6号染色体上的HLA-B*27:05、HLA-B*38:02和HLA-DRB1*08:03可能是易感基因。我国在甲状腺相关眼病（thyroid 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TAO）的诊治方面有极大提高，36.7%的中国医生对TAO患者会采用多学科协作模式。受到生物制剂可及性的影响，但我国采用生物制剂进行TAO治疗者不足10%，明显低于西方国家。针对我国甲亢诊治目前的现状和挑战，还需采取进一步提高疾病的诊治水平。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重大的卫生经济负担。糖尿病具有高度异质性，准确诊断和分型是实现糖尿病标准化精准治疗、改善患者临床结局的前提。近期，美国糖尿病协会（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ADA）发布了2024年《糖尿病诊疗标准》。糖尿病诊断和分型章节结合当前的最新进展，对非典型糖尿病的鉴别诊断、不同类型糖尿病的筛查、诊断和随访等流程均提出了推荐意见。本文对该指南这一部分内容进行了解读，以期为我国内分泌领域医务人员进行糖尿病诊断、分型和个体化诊疗实践提供参考。
全球0~19岁儿童青少年的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T1DM）患病率约为1 211.9/1 000万，发病率为149.5/100万人年；中国0~19岁儿童青少年T1DM患病率约为56/100万，发病率为6.1/100万人年。儿童青少年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美国青少年T2DM的患病率从2001年的34/10万增至2009年的46/10万和2017年的67/10万。我国儿童T2DM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儿童T2DM患病率由1995年的4.1/10万上升至2010年的10.0/10万。中国儿童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采用的是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标准。与儿童相关的糖尿病亚型包括T1DM、T2DM、混合型糖尿病、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成人糖尿病的典型临床表现为多饮、多尿、多食和体重下降（三多一少），儿童T1DM患儿三多一少症状较明显，T2DM可较为隐匿。传统T1DM治疗主要采用胰岛素治疗，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胰岛功能减退的问题，阻止/延缓β细胞损伤，保护残存的胰岛功能，已成为T1DM治疗的新研究方向。除传统的胰岛素治疗和生活方式干预外，免疫治疗、人工胰腺和干细胞移植等新的治疗甚至治愈糖尿病的技术已初步展现出令人振奋的临床效果，不仅为糖尿病的未来治疗提供了新方向，也有可能使糖尿病从不治之症转变为可治之症。
甲亢危象是一种罕见的、危及生命的内分泌急症，患者有严重的甲状腺毒症临床表现。美国和日本的研究显示，甲亢危象的年发病率分别为（0.57~0.76）/10万和0.2/10万。甲亢危象占甲状腺毒症患者的0.22%，占住院甲状腺毒症患者的5.4%。即使在获得及时治疗的情况下，甲亢危象患者的死亡率仍高达10%~30%；若未治疗，则患者的死亡率可达90%。甲亢危象的急诊漏诊和误诊率高达43.48%。导致甲亢危象的诱因可能包括突然停用抗甲状腺药物或急性事件（如感染、创伤、甲状腺或非甲状腺手术、急性碘负荷或分娩）以及其他少见的病因。目前尚无公认的标准或临床工具用于诊断甲亢危象，其诊断依据包括存在甲亢的生化证据（游离T4或T3升高、TSH降低），以及危及生命的严重症状（高热、心血管功能障碍及精神状态改变等）。伯奇-沃托斯基点量表（Burch-Wartofsky point scale, BWPS）近30年来一直被广泛应用于甲亢危象的诊断。甲亢危象的主要治疗包括一般对症治疗及针对甲状腺的特异性治疗，包括去除诱因和治疗并发症，如使用抗甲状腺药物、碘剂、糖皮质激素及β受体阻滞剂等抑制甲状腺激素合成，或阻断外周T4向T3转换或抑制甲状腺激素释放，对上述治疗后病情改善不明显者，则可以尝试血液净化（血浆置换）治疗。此外，支持治疗对于甲亢危象患者亦至关重要。甲亢危象患者经过积极治疗，病情多在1~2 d内改善。甲亢危象抢救成功后，应采用根治方法治疗甲亢。
甲状腺结节在中国患病率高，达36.9%，女性显著高于男性，且存在地区差异。超声检查作为首选诊断工具，因无创、便捷及高灵敏度而被广泛应用。近年来，超声诊断技术不断发展，包括TIRADS系统、多模态超声、细针穿刺及分子检测、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等。其中，2020版中国影像报告数据系统（China-Thyroid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C-TIRADS）结合中国国情，提高了诊断准确率。多模态超声评估结合多种超声技术，显著提高了诊断效能，减少了不必要的穿刺。分子检测与AI辅助诊断则进一步提升了诊断精度，但AI模型的泛化能力和长期临床应用效果尚需验证。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在甲状腺结节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包括化学消融和热消融技术。化学消融主要用于囊性为主结节，热消融则适用于囊实性及实性结节，两者联合应用效果更佳。热消融技术在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治疗中的应用虽存争议，但初步研究的结果已显示了其疗效和安全性。尽管超声技术在甲状腺结节诊治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挑战，如诊断标准的不统一、不同地区医院之间的设备及技术水平差异、热消融治疗的长期疗效与安全性缺乏大规模研究数据等。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改进风险分层系统、加强多模态超声评估研究、提升AI模型泛化能力、规范分子检测技术应用、探索消融治疗适应证和规范化疗效评估等。
目的：探讨脑出血患者脑脊液中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IL-8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的关系和预测患者预后的价值。方法：收集2023年3月至2023年12月间新疆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40例新发脑出血患者（发病24 h内入院），另选取同期40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对照组患者为存在临床症状而于本院接受脑脊液检查者，但最终排除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分别采集入院首次脑脊液和血清标本，收集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血清、脑脊液样本中炎性细胞因子TNF-α、IL-6、IL-8水平）。根据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Glasgow coma scale，GCS）评分将患者分为轻中度组（GCS 9~15分，14例）和重度组（GCS 3~8分，26例）；按照出血量分为≥30 mL组（21例）和<30 mL组（19例）。根据脑出血患者出院后90 d的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将脑出血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GOS 4~5分，18例）和预后不良组（GOS 1~3分，22例）。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相关性分析和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血清、脑脊液中炎性细胞因子预测脑出血患者预后的价值。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脑出血组血清、脑脊液中TNF-α、IL-6和IL-8水平均显著升高（P<0.001），重度脑出血组血清、脑脊液中TNF-α、IL-6和IL-8水平高于轻中度组（P<0.01），且与GCS评分均呈负相关（r=-0.397、P<0.05；r=-0.587、P<0.01；r=-0.615、P<0.01；r=-0.696、P<0.01；r=-0.671、P<0.01；r=-0.510、P<0.01）。与出血量<30 mL组患者相比，≥30 mL组患者的脑脊液中TNF-α、IL-6、IL-8水平均升高（P<0.05），但在血清中仅IL-6水平升高（P<0.05）。预后不良组血清和脑脊液中的TNF-α、IL-6和IL-8水平较预后良好组升高（P<0.01）。ROC曲线分析显示，脑出血患者入院24 h内脑脊液中TNF-α、IL-6、IL-8单项和联合检测预测脑出血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分别为0.836、0.773、0.849、0.917，患者入院24 h内血清TNF-α、IL-6、IL-8单项和联合检测预测脑出血患者预后的AUC分别为0.692、0.808、0.721、0.843。结论：脑出血患者脑脊液中TNF-α、IL-6和IL-8水平升高，且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入院24 h内脑脊液中这些指标的水平可能可以用于预测其出院后90 d的预后。
甲状腺结节作为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系统肿瘤，全球范围内甲状腺结节的总发病率在2000年至2022年间约为25%，其中甲状腺恶性结节的发生率为4.0%~6.5%。近年来，热消融技术在甲状腺结节治疗中的适应证逐渐扩大，而禁忌证亦相应减少。热消融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良性甲状腺结节。研究表明，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在减小甲状腺结节体积和缓解症状方面具有显著疗效。传统甲状腺消融的适应症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如格雷夫斯病、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良性结节、甲状腺癌术后辅助治疗及不适合手术或复发性甲状腺疾病的患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甲状腺结节热消融治疗的适应症不断的扩大。对于胸骨后甲状腺结节，治疗后的体积减少率达到90%以上；对于钙化性良性结节，5年随访显示平均体积减少率为92.95%。针对甲状腺滤泡性肿瘤，研究指出超过一半的甲状腺滤泡性肿瘤结节在热消融治疗1年后体积减少率达到90%，且治疗组的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在甲状腺恶性肿瘤方面，热消融技术在治疗T1aN0M0期单灶低风险乳头状甲状腺微小癌方面显示出良好效果，疾病进展发生率低至3.6%。对于T1bN0M0期至T2N0M0期原发单灶乳头状甲状腺癌，研究结果表明，热消融治疗的预后与手术相当，且并发症发生率更低。在多灶性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中，热消融治疗的成功率为100%，且随访期内局部肿瘤进展率低。对于位于峡部、临近气管或紧贴包膜的甲状腺乳头状微小癌患者，热消融治疗显示出与手术相似的疗效，且并发症发生率和复发率较低。本文就热消融技术在甲状腺结节治疗中的适应证扩展进行综述，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2023年，《2005—2020年中国国家和分省肿瘤负担趋势:国家死亡监测点数据分析》发布，该文数据覆盖全国31个省市人群的23个特定部位肿瘤的死亡率和人均减寿年数。分析提示，2020年，我国因肿瘤死亡人数为239.78万，死亡率为170.80/10万；各肿瘤的死亡人数顺位前10位为肺癌（76.1万）、肝癌（36.77万）、胃癌（29.12万）、结直肠癌（18.24万）、食管癌（17.33万）、胰腺癌（10.04万）、乳腺癌（5.71万）、白血病（5.49万）、脑神经癌（5.42万）、子宫颈癌（4.48万），分别占因肿瘤死亡人数的百分比为32.0%、15.3%、12.1%、7.6%、7.2%、4.2%、2.4%、2.3%、2.3%、1.9%；死亡率分别为54.57/10万、26.19/10万、20.74/10万、13.00/10万、12.34/10万、7.15/10万、4.06/10万、3.91/10万、3.86/10万和3.19/10万。2020年，我国因肿瘤人均减寿年数（average years of life lost，AYLL）为23.60年，比2005年下降了3.74年，其中白血病导致的AYLL为37.35年，较2005年因白血病所致的AYLL 50.71年，降低了13.36年，但仍是导致寿命损失最多的肿瘤，前列腺癌为导致AYLL最少的肿瘤。我国肿瘤谱的构成出现正在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可能。在发达国家高发的肺癌、乳腺癌和结直肠癌，在中国呈现疾病负担增加趋势。2020年肺癌、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的死亡率在该阶段都上升，较2005年分别上升78.98%，19.41%和47.56%。GLOBOCAN2022提示，2020年我国各肿瘤发病率顺位前10位的为肺癌（40.8/10万）、乳腺癌（33.0/10万）、甲状腺癌（24.6/10万）、肝癌（20.1/10万）、子宫颈癌（15.0/10万）、胃癌（13.8/10万）、前列腺癌（13.7/10万）、食管癌（9.7/10万）、子宫癌(8.7/10万)和卵巢癌（6.8/10万）。中国和美国发病率前10位中有5个癌种重合，其中导致死亡人数首位的均为肺癌。肿瘤疾病谱的改变，让已经获得证实的肿瘤预防和控制措施的推广实施显得更为紧迫。
目的：探讨翻转课堂联合案例式教学（case based learning，CBL）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提高神经系统体格检查教学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教学的效果。方法：选取2021级交通大学上海渥太华联合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生为试验组，采用翻转课堂联合CBL教学；以同院系2020级学生为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分别从课程考核成绩、教师观察及学生反馈3个层面，比较2组的综合教学效果。结果：试验组在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操作考核中的成绩均优于对照组（P<0.05），教师观察试验组在课程中的整体表现、医患沟通以及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中的学生反馈满意度也更高（P<0.05）。结论：翻转课堂联合CBL的教学方式在神经系统体格检查教学中，较传统讲课模式有显著的优势，采用该教学模式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教学效果。
1984年，流行病学调查提示，中国银屑病的患病率为0.123%，而2008年在中国6个省市的调查显示，患病率上升至0.47%，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患病率则在2%~4%之间。银屑病是一种复杂的多基因遗传疾病。31.26%的中国银屑病患者有家族史，先证银屑病患者的一级亲属和二级亲属的银屑病患病率分别为7.24%和0.95%，遗传度分别达67.04%和46.59%，呈现随亲缘系数增加而遗传度降低的趋势。国内外已经发现了100余个银屑病的易感基因位点，许多与免疫系统有关的基因变异也与银屑病的发病有关，中国人群位点约占38%。遗传连锁分析，提示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15基因是中国人银屑病的易感基因；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发现多个与银屑病相关的易感基因位点。在多中心和多种族的荟萃分析中，识别出LOC144817、RUNX1 、COG6和TP63基因。中国人群与欧美人群在HLA-I区域的易感基因上表现出不同的等位基因频率。这种遗传异质性提示在不同人群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发病机制和治疗靶点，研究人员发现了多个具有特定人群效应的易感位点，这进一步强调了在不同人群中开展独立研究的重要性。随着易感基因的不断发现，如何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如个体化治疗和药物开发，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脑微出血是多种危险因素引起的皮质下或深部脑组织微小血管，属于脑小血管病。近年来，随着影像学的发展和抗栓药物的广泛应用，脑微出血的检出率逐渐提高。尽管目前脑微出血大多被视为无症状性的，但其可能增加认知功能障碍、脑梗死后出血转化、脑出血等的风险。总结脑微出血的流行病学、相关危险因素研究进展，具有重要意义。脑微出血的危险因素包括遗传因素[ApoE ε4基因(OR=2.54)、NOTCH3基因突变、HTRA1基因的纯合突变、法布里病]、高龄和男性（P=0.043）、吸烟（OR=5.791）及饮酒（OR=7.306）、高血压(OR=1.049)、糖尿病(P=0.005)、血脂异常（P<0.05）、脑淀粉样血管病（OR=2.210）、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P<0.05）、高尿酸血症（OR：1.98）、肾功能减退及透析（P=0.004 1）、危重症[60％的患者在应用体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后存在脑微出血]，其他罕见危险因素包括心脏手术、感染性心内膜炎、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烟雾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颅脑放射治疗以及创伤性脑损伤。目前，年龄、高血压病和ApoE基因多态性被认为是脑微出血比较肯定的危险因素，其余诸多危险因素是否为脑微出血明确的危险因素，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脑微出血不需要治疗，但在临床实践中，脑梗死或房颤患者合并脑微出血时，需慎重考虑治疗选择。对于合并脑微出血的缺血性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来说，抗血小板治疗仍然是有益的，脑微出血也不应成为静脉溶栓(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IVT）或血管内治疗(endovascular therapy, EVT)的禁忌，但对于合并高负荷（>10个）的脑微出血患者，即便符合IVT/EVT治疗适应证，也应该根据情况权衡利弊。对于合并脑微出血的房颤患者，脑微出血数量较多或位于皮质区域，并且脑出血风险较高，建议采用更安全的新型抗凝药。目前关于脑微出血危险因素以及合并脑微出血的缺血性脑卒中的治疗方案和个体化干预方面，国内外医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仍需要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来进一步探讨。
目的： 分析总结T细胞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T-cell large granular lymphocyte leukemia，T-LGLL）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特征，探讨T-LGLL的诊断及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2022年12月期间，本院收治的6例连续T-LGLL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总结其细胞形态学、骨髓细胞免疫表型检测、基因检测结果及治疗方案，并进行随访。结果： 6例T-LGLL患者诊断时中位年龄为60岁（54~70岁）。6例患者就诊时均有贫血，其中3例需要输血，3例出现脾脏肿大，1例有淋巴结肿大。6例外周血大颗粒淋巴细胞（large granular lymphocyte，LGL）形态学特征典型，但均为低绝对值计数，中位计数1.0（0.4~1.4）×109/L。骨髓细胞免疫表型检测显示，所有患者LGL细胞均来源于胸腺后成熟T细胞，其中4例表达常见的CD3+CD8+CD57+效应T细胞特征，2例表达少见的CD3+CD8+CD57-记忆T细胞标记。基因检测显示，6例患者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TCR）中均能检测到不同的单克隆片段，支持T细胞的异常克隆性。二代基因测序结果显示，6例患者中4例检测到STAT3突变。6例患者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随访显示，5例患者对治疗有反应，其中5例获得了持续的血液学缓解。结论： T-LGLL单独依靠典型的细胞形态学及LGL绝对计数，不足以对T-LGLL作出早期和准确诊断，而LGL免疫表型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应联合形态学、免疫学、TCR克隆分析、二代基因测序分子生物学数据的多参数综合诊断。目前患者对免疫抑制治疗反应良好。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易导致器官功能障碍和病死率较高的急腹症，及时预判疾病的发生、发展趋势，是及早开展针对性治疗和干预的前提。影像组学能高通量提取医学影像中的定量特征，实现数据深度挖掘，现已经发现其可用于AP的诊断及预测疾病严重程度、疾病进展和复发。CT影像组学可以从功能性腹痛、慢性胰腺炎和复发性AP患者中，鉴别出复发性AP患者，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era under curve，AUC）达到0.88，还可以准确预测48个月内的AP复发，AUC达到0.93。MRI影像组学可以预测AP患者未来是否会进展为中重症AP，其AUC达到0.85，效果优于现有临床评分系统；还可以有效预测胰周坏死的发生，其AUC达到0.92。代谢组学已证实，AP发生、发展过程中代谢谱存在动态变化。报道显示，活性代谢物作为预警指标可用于AP的诊断、病因鉴别和严重程度评估。尿液代谢组学被证明能准确诊断AP，其AUC达到0.91。血液代谢组学模型可鉴别胆源性AP、高脂性AP和酒精性AP患者，AUC分别达到了0.89、0.91和0.86，还可以准确预测AP患者未来是否会进展为中重症AP，AUC可达0.99。影像组学和代谢组学2种技术相结合可优势互补，从不同层次共同表征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且两者间存在内在联系，能更有效地实现早期预警并及早干预。
目的：分析循环炎症蛋白与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发生风险间的相关性。方法：从FinnGen联盟获取AML数据，以91种循环炎症蛋白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数据作为暴露因素，使用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MR）分析评估91种循环炎症蛋白对AML发生风险的影响。采用逆方差加权法（Inverse Variance Weighted，IVW）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用MR-Egger和加权中位数（Weighted Median，WM）方法进一步强化结果。此外，用敏感性分析评估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结果：91种循环炎症蛋白中有8种与AML的发生有因果关联（P<0.05）。其中，神经鞘胚素（artemin，ARTN）(OR=0.458 3，95%CI为0.219 0~0.959 1)、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2受体β(OR=0.2347，95%CI为0.094 1~0.585 3)、沉默蛋白2（sirtuin-2，SIRT2）(OR=0.310 4，95%CI为0.138 0~0.698 2)、信号转导接头分子结合蛋白（signal-transducing adaptor mo-lecule binding protein，STAMPB） (OR=0.289 0，95%CI为0.104 9~0.796 1)水平升高与AML发生风险降低相关；而CD6(OR=3.269 3，95%CI为1.285 3~8.315 9)、趋化因子配体5（C-X-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5，CXCL5）(OR=1.694 6，95%CI为1.013 4~2.833 6)、IL-15受体α (OR=1.572 9，95%CI为1.050 0~2.344 8)、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10(OR=1.882 0，95%CI为1.061 4~3.337 1)水平升高与AML发生风险升高相关。使用Cochran’s Q检验（P>0.05）和MR-Egger回归检验（P>0.05）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炎症蛋白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之间没有异质性和多效性。结论：基于MR研究提示，循环炎症蛋白ARTN、IL-2RB、SIRT2和STAMPB水平与AML发生风险呈负相关，CD6、CXCL5、IL-15RA和MMP-10水平与AML发生风险呈正相关，为今后AML的病理机制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信息。
血小板不仅参与了人体正常的止凝血过程，其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移也关系密切。血小板中含有丰富的RNA，其可将RNA翻译成蛋白质来发挥多种功能。肿瘤细胞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血小板RNA的表达谱，这种因肿瘤影响而改变了RNA表达谱的血小板，被称为肿瘤诱导的血小板（tumor-educated platelets, TEP）。TEP在肿瘤诊断中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两大方向。一是对TEP RNA进行转录组测序，运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测序结果进行分析，结合深度机器学习，开发新型算法、构建诊断模型，从而区分癌与非癌；二是聚焦TEP的某些mRNA、microRNA、snRNA、snoRNA、lncRNA的表达水平，与非癌组对照比较，评估其诊断效能。目前，TEP在肺癌、肝癌、乳腺癌、卵巢癌、神经胶质母细胞瘤等临床常见肿瘤的诊断中表现出极高的价值。依据TEP mRNA谱改变，采用生物信息分析，诊断肺癌的准确率88%~91%；以血小板ITGA2B的mRNA表达升高诊断肺癌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922，临界值为0.001 759。肝癌患者TEPmiRNA-122升高，当最佳截断值为4.46时，其诊断肝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高达100.0%和93.3%，miRNA-21也有不俗表现；血小板RNA谱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TEP mRNA表达谱用于区分乳腺癌患者与非癌症患者的AUC为0.72，灵敏度为91%；由102个血小板RNA组成的卵巢癌诊断模型TEPOC用于诊断卵巢癌时的AUC为0.93，高于CA125；TEP mRNA表达谱用于区分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GBM）与其他肿瘤脑转移、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及健康个体的AUC分别为0.84、0.94、0.97。血小板的数量优势、易于分离及极高的诊断效能，有望使其成为理想的肿瘤液体活检标志物，走向临床应用。
目的： 探讨新型海绵胶囊联合人工智能细胞DNA检测在早期食管癌筛查中的价值。方法： 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期间，向社会招募年龄>40岁，愿意行食管癌筛查的受试者。首先让受试者行新型海绵细胞胶囊检查，收集细胞标本，采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评测细胞学DNA指数（DNA index，DI），后均行内镜检查，评价细胞学DI值与内镜结果之间的关系。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 369名受试者。经内镜确诊食管病变组25例，其中食管低级别上皮内瘤变15例，食管高级别上皮内瘤变1例，食管癌9例。食管正常组1 344例，食管正常组DI值为2.154±0.339，食管病变组DI值为2.832±0.479，食管病变组DI值明显高于食管正常组DI值（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食管病变组与食管正常组的DI值比值比（odds ratio，OR）为0.04（95%CI为0.017~0.096）。海绵胶囊DI值诊断食管病变的最佳临界值为2.450，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为0.914，特异度为83.71%，灵敏度为88.00%，准确率为83.78%。结论： 新型海绵胶囊收集细胞行DI检测可用于早期食管癌的筛查，该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在中国彝族人群中发现罕见的ABO*BW.11/ABO*O.01.02血型基因亚型，探讨ABO*BW.11/ABO*O.01.02血型血清学特点、分子机制及遗传背景。方法：先证者为孕产妇，25岁，入院常规检测显示其ABO正反定型不符，在常规ABO血型血清学无法准确鉴定的情况下，对ABO基因第1-7外显子采用Sanger法进行测序分析，并利用野生型B糖基转移酶氨基酸系列同源建模，预测该位点突变对B糖基转移酶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果：先证者及家系成员血型血清学结果与常见B亚型均不相符；ABO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先证者及家系成员4代共7人均存在ABO血型基因第7外显子存在c.695T>C错义突变，导致B糖基转移酶第232位亮氨酸被脯氨酸替换。同源建模显示，突变影响了蛋白质的肽键和氢键，导致其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B糖基转移酶的活性降低，导致B抗原表达减弱。结论：ABO等位基因出现第7外显子c.695T>C.P.leu 232 Pro点突变是形成ABO*BW.11/ABO*O.01.02亚型的分子基础，此突变在此家系多成员中稳定遗传。
目的：探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HER2）低表达乳腺癌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预后，并分析影响HER2免疫组化判读一致性的主要因素。方法：收集本中心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诊治的连续性浸润性乳腺癌病例共237例，由2名乳腺专科病理医师对所有既往病例的HER2免疫组化判读结果分别复核。将HER2结果分为HER2阴性组、低表达组以及阳性组，比较HER2低表达乳腺癌与其他2组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差异。结果：2名医师的判读结果与既往结果的完全一致率为78.9%（187/237），判读不一致的病例中近半数（占48.0%），是由临界表达及肿瘤异质性所致。与HER2阴性(n=49)和阳性(n=75)组相比，HER2低表达(n=113)乳腺癌患者组织学级别以2级为主（P值分别为0.045和<0.001），ER和PR阳性比例显著高（分别为84.1%和77.9%，P值均≤0.001），分子分型以Luminal B型和Luminal A型为主（分别占54.0%和30.1%）。但当调整ER状态后，HER2低表达和阴性组之间所有的临床病理参数均没有统计学差异，包括患者年龄、组织学类型及级别、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情况、脉管侵犯、Ki-67指数及分子分型。本研究中位随访时间26个月，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不论是否校正ER状态，HER2低表达组和阴性组乳腺癌患者的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 DF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与HER2阴性乳腺癌相比，HER2低表达乳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差异主要是由激素受体状态导致，两者短期预后无差异；临界表达及肿瘤异质性是影响HER2判读一致性的主要因素。
目的：分析宫颈锥形切除术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igh-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HR-HPV)持续感染的高危因素，从而识别宫颈锥切术后宫颈病变残留、复发高危人群。方法：收集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期间术前至少有1种HR-HPV阳性，且在我院门诊或病房行宫颈锥切手术的患者共467例。将宫颈锥切术后6个月内HR-HPV阳性者纳入HR-HPV持续感染组，HR-HPV阴性者纳入HR-HPV清除组。比较2组间的年龄、绝经状态、术前HR-HPV感染情况、术前液基薄层细胞学（thinprep cytologic test，TCT)、宫颈活检病理级别、锥切切缘状态、是否累腺、锥切手术的方式等差异。其中，年龄差异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其他指标比较采用卡方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宫颈锥切术后HR-HPV持续感染的高危因素。结果：宫颈锥切术后6个月内HR-HPV清除率为64.0%。年龄≥46岁（P<0.001）、绝经（P<0.001）、术前存在HPV 16、HPV 52、HPV 58中任一型别感染者（P=0.002）、术前多重HR-HPV感染者（P<0.001）、术前TCT<高级别上皮内瘤变（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HSIL)（P=0.005）、宫颈活检病理<HSIL（P=0.020）、切缘不净（P=0.003）、累及腺体（P=0.008）或采用宫颈环形电切术(loop electrosurgical excision procedure, LEEP)（P<0.001）者，在宫颈锥切术后发生HR-HPV持续感染的概率更高。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绝经（OR=3.453, P<0.001）、术前HR-HPV多重感染（OR=2.683, P<0.001）、术前TCT<HSIL（OR=1.884, P=0.015）、切缘不净（OR=1.479, P=0.048）以及采用LEEP术式（OR=2.330, P=0.013），是宫颈锥切术后HR-HPV持续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锥切术后6~24个月宫颈病变的残留、复发率为12.2%，相较于HR-HPV清除组，术后HR-HPV持续感染组在宫颈锥切术后6~24个月发生宫颈病变残留、复发的风险更高（28.6%比3.0%，χ2=65.585, P<0.001），宫颈残留、复发病变的病理级别为HSIL的风险亦更高（Fisher检验， P=0.027）。结论：本研究纳入较大样本量，识别出绝经、术前HR-HPV多重感染、术前TCT<HSIL、切缘不净、采用LEEP术式者是宫颈锥切术后HR-HPV持续感染的高危人群，此类人群术后发生宫颈病变（特别是HSIL病变）残留、复发风险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