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翻译学”以“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为根本理据,融通知识与文化,进而融合“知识”与“翻译学”,围绕“知识翻译”与“翻译知识”构建了一种基于知识并回归知识的译学理论。如果“知识翻译学”沿着“知识翻译之学”的路径构建,则“knowledge translation studies”为恰当的译名;如果沿着“知识之翻译学”路径构建,则“Transknowletology”可作为其可能译名。通过译名反向构建,可创造“知识互动化生”“知识剪刀差”“知识冲击”“知识-文化纠葛”“知识波纹效应”“知识翻译悖论”等一系列新概念与新话语,为“知识翻译学”提供更多的批评工具。“知识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合理界定“知识”,确立翻译标准,整合新的概念与话语,对自身进行“他者”观照,并以“格融”的言说方式介入国际学术,从而丰富、重塑国际译学。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规定大学英语是通识教育,这一规定虽然对大学英语提出了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要求,但只是把其看成课程之一。本文认为大学英语是专业教育,应该定位于专门用途英语,这不仅体现了大学英语的工具性,即它帮助学生更好地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而且体现了大学英语的人文性,即它能促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掌握学科文化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鉴于大学英语学分压缩的现状,大学英语应取消通用英语和跨文化课程的必修课程地位。
多模态话语分析应成为教师话语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指在课堂教学系统中,分析教师混合使用不同符号资源以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以及不同类别符号资源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属语言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多层次交叉融合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路线以确定标注方案、形成分析框架为核心环节。其中,贴真建模以“确立研究视角”为起点形成Elan标注方案,对生语料进行加工,形成教师多模态语料库;之后依据模态间的“强化—非强化”“互补—非互补”两组关系建构结构参照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教师话语模态交互分析框架”,以此作为多模态教师话语分析工具。借助这一全新范式,可建构外语名师的多模态语料库,显化名师特质,推动多维教学评价观念的形成,有助于全面、精准打造外语“金课”。
三十多年来,语言迁移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近几年在实证和理论研究中又出现许多热点问题。语言迁移研究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最新研究范式旨在揭示语言在大脑中的交互方式,以及以复杂动态系统的方法探索影响语言迁移的因素和制约条件。作为语言迁移研究的前沿,生成句法理论着重考察一语迁移现象,揭示句法迁移的规律和特点;而概念化迁移假设与语言相对论、新沃尔夫主义密切关联,探讨一语概念结构如何迁移到二语表达。今后的语言迁移研究应动态系统地考察语言和非语言等多种因素,基于包含概念系统的复合语言能力观,将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和双向比较相结合,从多学科、多角度出发来描述和解释迁移现象。
自然语言处理是用计算机来研究和处理自然语言的一门交叉学科,近年来发展迅速,引起语言学界的极大关注。文章讨论了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四种神经网络模型,即前馈神经网络模型、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循环神经网络模型和预训练模型,其中包括模型的原理、结构、算法、机制,并突出强调它们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文章指出,尽管神经网络模型已经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的主流,但这些模型还缺乏可解释性,未来需要得到基于规则的语言模型和基于统计的语言模型的支持。
阿伦·斯提比(Arran Stibbe)给出的“生态语言学”的最新定义,认为生态语言学是有关“语言在人类、其他物种和物理环境之间的生命可持续互动中的作用研究”(Stibbe 2021)。以往的研究关注语言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而该新思想下的语言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斯提比的生态语言学新近思想为起点,在梳理生态语言学研究与话语分析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反思这一研究路径对我国生态话语分析研究的启示。在中国语境下,生态话语分析研究需聚焦以下三个方面:(1)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价值;(2)细化生态话语的类型;(3)着力提升生态素养水平。这对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大有裨益。
杨枫(2021)提出的知识翻译学关注翻译本原,聚焦知识,提出一个译出的语义单位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原意或本原,即各种类型的知识;第二部分则是由意识形态操控而产生的文化成分。为避免误解,翻译应重在知识的翻译。为此,该学说提出真、善、美的翻译标准,倡导译出真义以传达知识本原;提出善译,顾及社会心理与使用者方便,助力读者看到本原;提倡以译入语审美为基准的美的表述,同样是为引入本原。鉴于知识翻译学以知识本原为核心,涉及翻译本质问题,故将知识翻译学译为元翻译学(metatranslatology)。
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简称CMA)综合概念隐喻理论、批评性话语分析以及语用学,通过概念隐喻将话语和社会无缝链接,是分析政治话语的有效途径之一。文章以美国政府网站上的31篇中美贸易谈判语篇为语料,从批评隐喻的视角对美方对华贸易政策的“合法化”进行剖析。统计表明,美方通过虚构政治神话,将中国构建为“欺凌者”,美国则被构建成“受害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构建为“斗士”。这一隐喻系统代替复杂的政治事实,成为美国民众识解中美贸易战的方式。本文希望通过完善批评隐喻分析方法丰富合法化的研究路径,并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有益参考。
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的开设从构想成为现实,需要翻译学界认真思考重要的基本问题。前十年对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开展论证和调研的历程体现了翻译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需求,有必要从学生遴选、课程设置、培养质量评估体系、人才管理与就业等方面比较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和翻译学博士学位在教育理念上的区别,探讨其对翻译专业师资建设的启示。
本文提出了新时代语言管理和语言管理学的概念、定义和理论体系框架,具体包括语言规划管理、语言教育管理、企业语言管理、语言资源管理、语言标准化管理、应急语言管理六个组成部分,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论述了每一个组成部分的研究重点,以期推动语言管理理论体系构建和语言管理的学术发展,对正在进行的语言治理能力现代化讨论也有一定启示。
中国的扫盲运动成绩斐然,这要归功于历时长、收获大的语言扫盲政策。文章在梳理文盲及语言扫盲政策的相关理论概念之后,根据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系列丛书,整理和统计出新中国从1949至2008年期间有关语言扫盲政策的文献,并总结出中国语言扫盲政策的数量、对象、内容和特点。文章最后分析了中国语言扫盲政策成功的原因以及存在的不足。有关文盲及扫盲政策的理论梳理和经验总结对于我们今后开展类似的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等工作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研究对比调研了基于直接/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所进行的书面言说活动对学习者写作修改的影响。研究将12名学生按照语言水平测试成绩分为无显著性差异的两组(6人/组),并按照“撰写作文初稿→接受直接/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书面言说活动→修改作文”的顺序完成任务。随后,研究人员对作文初稿和修改稿以及言说活动的文本进行标注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两组学习者的初稿和修改稿的错误数均具有组内显著性差异,即修改稿的错误数显著少于初稿中的错误数量;两组学习者的组间错误修改成功率均不具有显著性差异,但基于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进行书面言说对作文质量提升的效果较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深入推进,中东欧非通用语种高端外语人才的需求缺口日益加大。如何打造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建设蕴含思政元素和德育功能的外语专业课程成为国内各高校中东欧非通用语专业建设亟待调整和转型的发展方向。本研究基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理念,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欧国家报刊阅读”课程为研究对象,通过生动形象的教学案例分析,从设计制定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选材、细化教学专题模块、创新教学思维、运用多元化教学方法和手段等多个维度,探索如何将思政元素嵌入课堂教学,将“三全育人”贯穿中东欧非通用语教学全程,实现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的有效路径。
本研究基于中国知网2002~2021年间收录的108篇核心期刊论文,探析了我国基于英语口语语料库的英语口语教学研究20年进展和不足。结果表明:(1)总体态势上,该类研究始于2003年,随后快速增长,并在2007~2011年间达到高峰,随后下滑递减。(2)研究对象上,大学生群体呈压倒性多数,中学生虽有零星涉足,但小学生、专科生群体整体缺失。(3)研究方法上,实证定量研究占主导地位,缺乏英语通用语语料库和认知加工技术的融入。(4)研究内容上,非实证研究涉及语料库的引介、建设、应用、综述与反思,实证研究则高度集中于口语转写文本中的词汇、语块、语法,但对口语典型表征的语音语调研究和口语加工机制研究严重匮乏。以上发现对口语语料库设计和相关教学研究具有启示。
德国卡夫卡研究专家、传记作家施塔赫耗时18年完成的三卷本巨著《卡夫卡传》是卡夫卡去世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在德国出版的第一部卡夫卡传。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影响深远,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卡夫卡全传。施塔赫采用一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写作方式,力图描绘出一个多面的卡夫卡、一个真实的卡夫卡。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是施塔赫选择了卡夫卡,也是卡夫卡选择了施塔赫。该书不作空洞的描述,所有细节包括直观的事件,都有文献可考。施塔赫还补充了许多有关卡夫卡的新材料。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杰出的传记作者加上几位优秀的译者共同奏响了一出精美的“力之舞”,保证了这部传记的品味和质量。
国家意识与外语学科之间似乎存在着三组矛盾,即学科建设层面的国家意识培养与外语专业发展的矛盾、人才培养方面的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矛盾、培养计划层面的中国文化与外语教学安排的矛盾。然而,只要我们回归国家意识的思政本质,把握其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特征,认识到国家意识培养属于价值取向而非知识取向的教育,并且明了中国国家意识本身就包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只能在国际视野和为全人类谋福利的未来视阈中开展相关教育,就会意识到外语学科在这方面的优势。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培养不等于外语培养,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作为课程思政,应该结合新文科理念下的思政教育、通识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开展;作为价值教育,则应该结合外语学科特色,讲好中外价值理念的异同。本科阶段开设中外价值比较类课程,帮助学生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内涵及其伦理基础,研究生阶段鼓励开展中国价值与人类共同体命运的研究,探讨如何更好地运用中国思想和价值理念贡献人类未来,做到明德、强能、融合、创新四位一体,为国家培养具有深沉的文化自信、开放的国际视野、批判的创新能力和博大的人文情怀的价值践行者和传播者。
本文由翻译理论的科际传播现象 出发,讨论“观念的旅行”问题,就萨义德的旅行理论和刘禾的跨语际实践这两大主流观点进行了评述,对社会生物学视角下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尤其对近年来知识与翻译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分析。本文指出,观念与知识的旅行必须借助于中介来实现,其中翻译和人的因素十分关键。除此之外,观念和知识的吸引力和传播的接受环境也不能忽视。本文最后对狭义的翻译知识史研究以及广义的知识翻译学的倡议进行了讨论,指出知识翻译学提出的“本地化知识的世界化”突出了翻译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认为可以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建构知识翻译学的体系。
“后真相”成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以来,相关研究盘亘政治、新闻传播等领域。语言作为传播真相和传递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是后真相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本文回溯了“后真相”何以成为热词,分析了其词语内涵,并梳理了其在现实中的话语形态,认为公共话语者对语言修辞的滥用、社交媒体对主观情感的放大,加剧了“后真相”的蔓延,也导致了人们对语言的失信。语言信任危机背后是“说话者”对语言的操控、大众媒体对语言的扭曲,以及语言自身在新旧媒体更迭时经历的裂变与阵痛。作为说话主体的人,只有恢复语言使用的严谨,保持对语言文明的尊重与谦卑,才可能更好地维护语言的真理与美学意义。
电子游戏拥有庞大的国外受众,如何在翻译时恰当呈现游戏中的视听文本,尽可能再现其风貌,是游戏本地化和视听翻译研究的重点,但国内尚缺乏相关研究。本文以《黑神话:悟空》宣传片为例,基于海外受众评论和译者反思对该片译文进行评析,进而探讨电游视听翻译原则和策略,提出电游视听翻译不应只满足于语言转换,还应在准确传达原文语义的基础上注重多模态视听呈现效果,并符合字幕翻译的时空规范,以提升目标受众的沉浸式视听体验,同时适当处理游戏中的粗俗语,再现人物的个性特点;在处理文化专有词时以异化策略为主,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