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话语倾向是大国外交博弈的重要衡量尺度。本研究从跨语言词向量集的角度,提出了外交话语倾向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基于中美外交发言人汉英双语语料库,在筛选中美双方汉语正、负倾向关键词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参数,检索得到英文正、负词向量词语集数据。通过量化双方外交话语倾向,为外交话语原语表达和外译提供数据参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双方话语都倾向于正面,中方汉语正面强度远大于美方,但中方汉译英后正面性话语比例小于美方,而负面性增强的幅度却大于美方。研究结果提示在外交话语博弈过程中,汉译英时中方可增加英文词向量集正面词语的数量,降低英文负面词语比例,用平等的正、负面外交话语构建中美外交对等关系,与美方形成外交话语平等和政治等效格局,以期更好地达到外交目的,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向前发展。
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不仅能促进学习者学习外语,还助力教师提升工作效率,减轻其工作负担。然而,ChatGPT引发的教育变革也给外语教学带来诸多挑战,引发外语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本文通过回顾人工智能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及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研究,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教学及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挑战、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出路,从教师、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本研究不仅为外语教育领域中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对其他学科在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上也具有启示意义。
生成式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大学英语教材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文章首先回顾我国数字教材的发展历程,分析生成式AI在动态内容生成、个性化学习支持、多模态资源整合以及教学交互优化等方面的潜力。基于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需求以及相关文献,本文提出了生成式AI时代大学英语新形态数智教材的建设框架,包括教材结构、教材形态、学习体验、教学活动、教学内容、跨界整合、评估反馈与质量规范等八个围度。
人工智能写作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常态。本文基于人机协同视角,对三个阶段(即人工智能写作兴起阶段、多元探索阶段以及全面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写作系统进行评介,对比分析不同阶段智能写作系统的人机协同性能特点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从助写与助修的功能融合、对话式交互、写作流程的全覆盖、人机共生等方面探讨人机协同智写系统在学术英语写作和教学中的潜在应用与启示。
近年来“课程思政”是学界的热点话题。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从中国知网获取的220篇有关外语课程思政的研究文献。通过分析归纳,发现外语课程思政研究主要分为四大类:(1)课程思政与外语教育的融合思索;(2)英语通识课程思政探索;(3)外语专业课程思政探索;(4)课程思政术语翻译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虽涉及内容丰富,但研究广度仍需拓展,教学实践探索亟需丰富,评价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认为,后续研究应当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丰富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并重视评价研究,以推动外语课程思政研究的深入发展。
报告动词是学术写作中常用的动词,英语学习者在英文写作过程中经常会对报告动词的使用感到困惑。本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方法,结合定量及定性分析,考察了容易混淆的show、indicate和demonstrate这三个报告动词分别在香港理工大学英语学习者语料库(PLEC)和研究文章语料库(CRA)的具体使用。三个报告动词在PLEC和CRA语料库中的使用上有一些相似之处,都可以用来做直接和间接引用、数据描述及结果报告,但它们不能完全相互替代。
知识翻译学框架下翻译的本质是知识建构,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纪录片字幕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互动和变迁的重要体现。基于知识翻译学,以真、善、美翻译原则为分析框架,对纪录片《万物之生》的字幕翻译进行了评析,试图探寻该片字幕翻译的内在机制。通过对典型译例的深入剖析,发现《万物之生》的部分字幕译文灵活顺应了知识翻译学框架内的真、善、美三个翻译原则,能传达真知、能为目的语受众考虑、符合目的语审美,体现了真、善、美的融合,但部分译文未能顺应真、善、美原则,难以更好地推动纪录片的国际传播。
本文首先探讨了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和谐师生关系构建的时代意义及可依据的理论基础;然后基于美国心理学会提出的14条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并结合对我国不同地区高校的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梳理出以学生为中心和谐师生关系的六大特征;最后,以该特征为指导,从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学习环境、情感支持和评价体系五个方面,提出了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和谐外语师生关系的具体策略,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外语教师提供参考,进一步推动外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国家意识在新文科外语教育中居核心地位,为大学英语学科发展奠定基石。大学英语教材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关键载体,不仅要教授语言文化知识,更要强化学生的国家意识。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深入剖析《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四版)中如何体现和强化国家意识。结果显示,该教材在培养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方面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价值观分布不均,甚至部分价值取向可能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等问题。因此,深入挖掘并优化大学英语教材中的国家意识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教材质量,更能精准传递国家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并影响了外语教学的生态位。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语言学习中的应用方式和效果的现状,研究人工智能在提升语言学习效率、个性化教学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潜力,从而探讨人工智能(AI)技术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及其对外语教学生态位的影响。通过对随机抽取某高校165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外语教育中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教学质量,还重构了外语教学生态位,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进而助力外语学习者生态位的智能化发展。
本研究自建《三体1:地球往事》和《三体2:黑暗森林》英译本语料库,采取多维分析法和文本细读结合的方法,在知识翻译学观照下,对比分析刘宇昆和Joel Martinsen在将地方性中国科幻文学知识世界化重构过程中所展现的译者风格,并探赜差异成因。研究发现,两位译者均遵循科幻小说文体的一般性知识组织形式,但在译文的叙事性和信息组织精细度两个功能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刘宇昆译本和Joel Martinsen译本风格差异的深层原因是其不同的翻译思想,前者倾向“翻译的知识跨语调适与对话”,而后者更偏向“知识世界共享与中介”。
文化自信和课程思政联系紧密、相互促进。文化自信作为课程思政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能为课程思政提供价值引领、内容来源和素材支撑。文化自信培养融入大学外语课程思政过程中应当遵循“教学目标重点聚焦文化自信培养、内容设计遵循文化自信生成规律、教学过程提供语言思政双重支架、效果评价强调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设计原则,以提高新时代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成效,增强当代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提升其“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华文化阐释和传播能力。
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在晚清翻译思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别于当时“采西学”“译西书”的观点,首次明确提出设立翻译书院以专门造就译才,形成了系统化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翻译职业化教育思想的雏形。通过阐释晚清民族救亡语境催生出的现代性国家意识,解析在此背景下马建忠基于国家意识的翻译教育构想,从培养缘起、培养导向、培养机制三个方面阐释国家意识的具体体现,并从历史参照视角论述了该构想对当下我国翻译教育中培养国家意识的三点启示:“为国译”的翻译人才培养指向、“伦理导向”的译者评价标准、“国家主导”的翻译教育机构建设。
“羊桃”最早记录于《神农本草经》,至《本草纲目》以后,关于“羊桃”是“猕猴桃”还是“五稜子”的植物基原争议,影响到中国传统典籍中“羊桃”的英译, 成为一个谜案。本研究以《神农本草经》和《诗经》英译名称差异入手,结合历代本草学典籍和《诗经》注疏文献资料对“羊桃”植物基原进行考证,以现代植物学名为纽带,提出“羊桃”植物基原为猕猴桃科藤山柳属植物“猕猴桃藤山柳”的观点,从知识翻译学视角对“羊桃”在非文学和文学语境中的名称英译策略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在典籍草木名物英译实践中应力求“真”“善”“美”,才能实现《诗经》草木名物汉英名称的“名”“实”“状”正确关联,促进地方性植物学知识与不同文化圈的交融,推动地方性知识参与全球性知识体系的建构。
教材研究主要涉及三大领域: 内容(content),使用(consumption)和编写(production)(Harwood 2014)。全球英语教材编写往往是出版社主导。编写者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参与编写。编者往往是职业教材作者;国内的中小学英语教材编写基本上也是出版社主导,但严格按照教育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接受官方组织的专业审核。编者往往是研究者加一线教师。由于教材跨地区使用,因此核心编者并非来自同一区域,也并非相关区域教育生态系统中的核心教研人员。这样的教材编写只有在教材开始使用后才会对某一区域的学科教学产生影响。
上海市的义务教育英语教材编写有机地把外语教育生态系统的各参与方以及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给养(affordances)融合在了一起。首先,编者研究国家政策,特别是课程标准;研究已有的教材,特别是海外优秀教材;研究当地的外语教学实际情况;其次,教材编写组吸纳教材未来的核心使用者,即区级教研员和一线骨干教师等,参与到教材设计和编写过程中来。教材编写组不仅听取了他们的声音和建议,而且这些未来的教材使用者借助研讨和编写过程提升了自己的专业素养,进一步了解了教材的本质、理论依据和使用要点,从而为后续的教材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材的编写过程实际上就是当地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主要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合作、磨合、相互成就的过程。教材编写与教师发展和教材使用培训融为一体,与教材使用无缝衔接,成为此轮上海义务教育英语教材编写的最大特色,也是国际外语教材编写的一个特殊案例。教材编写催生了基础外语教育新生态,教材编写与生态构建互为目标,互为基础,相互成就。
我国古代科技水平烜赫于世,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有卓越贡献。在我国一千多年围绕科技维度开展的翻译活动中,以官方及代表官方的机构或个人形式开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叠见层出,在中国古代对外科技知识文化交流和对内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国家翻译实践为理路视域,我国古代科技翻译活动为稽考主线,官方翻译机构为描写对象,中外间知识互译互鉴为伏观脉络,来洞视和探源我国古代国家科技翻译实践的史实及影响,以期丰富中国科技翻译史、国家翻译实践史的书写体例及视角。同时,洞古鉴今,取法成事,为当下国家翻译能力及其细分领域中的国家科技翻译能力构建提供个案启示和历史经验参考。
学习投入是考察学习成效和评价教学效果的关键指标,但鲜有研究涉及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下的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投入。本研究以“学术英语”课程为例,采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探索该模式下学生学习投入各维度特征。研究发现混合教学模式下英语学习投入构念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学生在认知维度的投入最高,其次为情感投入,在行为维度的投入最低。此外,学生个体因素、学习资源与环境因素和课堂人际关系因素是影响英语学习投入的主要来源。研究结果揭示了混合教学环境各个因素的多维互动生态关系,能促进混合教学在我国外语教育中的有效应用。
教育部2018年颁布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英语语用能力进行了概念界定、能力框架分解与分级能力水平描述。学生语用能力培养的主要载体就是英语教材,而目前指向中学生二语语用能力培养的英语教材编制研究依旧匮乏。本文以言语行为经典分类与2018年版《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为研究框架,分析了2019年新版国内某出版社高中英语教材(A)、2019年新版国内另一社高中英语教材(B)及2017年版英国某出版社的中学英语教材(C)在言语行为及语用能力培养上的异同与优劣。研究发现相较于英国出版社,国内两出版社的教材均未使用足量的言语行为,而国内外三家出版社在听力和阅读材料的语用能力编制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三本中学英语教材在语用能力编制上的研究对教材改版、教材研究及师生的教材使用均有一定的启示指导意义。
知识翻译学创立者杨枫(2021a:2)提出:“知识的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解决了长期以来翻译的学科迷思和分类焦虑,翻译学将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知识门类成为超科学或元科学。”由这一富有洞见的命题来展开观察,我们看到,知识翻译学试图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者的知识资源,从中提炼概念与知识框架,来建构翻译学的元知识。由此,知识翻译学作为具有一般翻译学的特性,必然涉及翻译学、哲学、社会学、认知学、解释学等领域的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的分析与整合,建构与洗汰,从而成为既符合逻辑事实又凸显价值伦理的元翻译学知识。知识翻译学欲成为这样一门学科,在知识观念上,必然涉及知识版图在知识概念、知识范畴、知识类型的聚合与分梳,再造与重塑。在知识结构上,必须从知识本体论、方法论及目的论三大主体框架入手,厘清认识方法的辩证性,贯通中西知识论和翻译内部与外部知识, 重视人文知识、美学知识和德性知识,从知识的二元分离转向知识的存在和生活世界经验,从而消解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的张力。在坚持知识翻译学“中和翻译观”和对话逻辑的基础上,完善“知识重构”的方法论,最终回答“译者是什么”的终极问题,以实现当代翻译研究的“知识转向”。
本文采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比本土教材和全球教材,探讨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表征问题,并从语域类型、语言特征等角度分析其对内容表征的影响,以此厘清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指导思想下的语言教材在结构特征和社会属性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本土教材在主题上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关系性思维,并通过对话体裁和微观层面上的语言特征拉近和学习者的距离,帮助建构外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从而实现语言材料在本土教材中的再语境化。另一方面,本土教材在题材、知识面、国际视角方面可以进一步拓展,在构建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下功夫。本研究对新时代外语教材的编写、评估、改编具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