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话语倾向是大国外交博弈的重要衡量尺度。本研究从跨语言词向量集的角度,提出了外交话语倾向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基于中美外交发言人汉英双语语料库,在筛选中美双方汉语正、负倾向关键词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参数,检索得到英文正、负词向量词语集数据。通过量化双方外交话语倾向,为外交话语原语表达和外译提供数据参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双方话语都倾向于正面,中方汉语正面强度远大于美方,但中方汉译英后正面性话语比例小于美方,而负面性增强的幅度却大于美方。研究结果提示在外交话语博弈过程中,汉译英时中方可增加英文词向量集正面词语的数量,降低英文负面词语比例,用平等的正、负面外交话语构建中美外交对等关系,与美方形成外交话语平等和政治等效格局,以期更好地达到外交目的,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向前发展。
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最新发展阶段的代表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为外语/二语写作教学带来了活力。本文从活动理论的视角分析了ChatGPT参与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探讨了在写作教学过程的每个阶段教师如何利用ChatGPT准备和组织教学活动,同时主动规避新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教师的角色中减少了知识输出和重复性工作的部分,增加了思辨能力和情感引导的要求。
本文综述了Brian Tomlinson近20年来英语通用语视角下教材编写的理论原则、焦点问题和发展方向。从建构英语通用语教材的视角出发,在五个层面对Tomlinson的教材开发原则和英语教材开发的多元核心问题进行了述评,对二语/外语教材内涵作了梳理和归纳,同时指出我国当前英语教材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予以建议,以期为进一步提高国内业界认识、更新理念提供参考,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开发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扩大“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中的外语教育服务。
本研究从技术接受度的视角出发,采用半结构式焦点小组访谈法,考察了11名英语师范生对人工智能应用辅助英语语音训练的接受度。主题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对象对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学接受度呈现出复杂样态,其一方面认同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育的有用性与易用性,但另一方面在使用态度和使用意向上持有一定保留。本研究结果对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外语师范生,以及优化智能时代外语教学形态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当前,翻译史研究已有从传统“自上而下”的历史研究方法转自“自下而上”的微观史学视角趋势。翻译史需兼具历史与翻译,二者不可偏颇,皆不可废。马戛尔尼使团于1792年访华,其作为中英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影响深远。翻译在该活动里的重要角色及带来的沟通问题却鲜为人知,有待彰显。《龙与狮的对话》从翻译史学角度基于大量珍贵档案和新资料抽丝剥茧,对使团全过程中译员背景、国书、敕谕、礼品清单、往来书信等各类文件的翻译和改写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展现了翻译在该访华事件乃至近代中国外交活动中的重要性。该书资料丰厚翔实、论述严密,对该使团研究诸多问题提出新见解,弥补了现有研究空白。该书不仅是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历史记忆的重审与重构,更是翻译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性融合,在史料运用、研究视角、研究路径方面破除学科壁垒、互相融合,为近代中国翻译史、中英外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典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启示与阐发,有助于推进中国译史研究真正走向纵深。
语言服务行业的需求、翻译职业的规范要求、技术的日趋成熟成为人工智能翻译快速发展的重要推手,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本文试图厘清人工智能翻译的知识原理,反思人工智能翻译出现的伦理问题,并借用知识翻译学的“真善美”原则对人工智能翻译进行伦理规约,以应对当下和未来人工智能翻译带来的伦理挑战。
古籍英译是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从跨文化翻译的角度评述归化和异化策略是基于可操作性的现实考虑。译者需要根据受众特点、翻译目的、历史文化语境、古籍特点等方面来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西方学者独立翻译以及中西合作翻译构成了翻译主体的三种类型,并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及成因,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应对其加大相应扶持力度。此外,考察海外古籍英译的出版,尤其是英译丛书的内容、特点及取向,进而加强海外出版与发行环节,将有助于古籍英译的海外传播及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交际意愿影响二语学习成效与二语交际能力,因而广受二语学界关注。以往不少研究探讨了交际意愿的影响因素,其中部分研究考察了二语焦虑与其之间的关系,但结果不一。因而,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整合50项独立研究,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呈中等程度的负相关关系(r=-0.343,p<0.001),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受国别、二语语种、焦虑类型等调节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为我国外语教育、教学实践和交际意愿研究提供相应启示。
形式聚焦兼具全形式和全意义两种教学方法的优势,对提高语言使用准确度、加快语言学习进程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全面考察并系统梳理国内形式聚焦教学方法研究现状和问题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研究走向深入。通过分析国内2003~2022年间发表的76篇相关研究文章发现:国内形式聚焦教学方法研究范式从最初的综述和理论研究逐渐转向实证研究,研究趋势呈波浪式动态变化,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形式聚焦与其他教学方法的对比研究、形式聚焦的促学效应、实施形式聚焦的时机和手段、形式聚焦中的学习者接纳以及形式聚焦教学现状。国内研究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存在“本土化”理论研究严重不足、实证性研究主题过于狭窄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应加强国内语境下形式聚焦教学方法理论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拓展实证研究主题,丰富研究成果。
混合式教学是外语教学的热点,但鲜有在混合式学术英语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本研究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展示了融入课程思政的学术英语写作混合式教学课程的设计,并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教学效果加以验证。定量研究使用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看法,并对课程前、后能力及素养的感知实施配对样本t检验,对学术论文初稿、二稿、终稿实施单因素方差检验。定性研究使用Canvas教学系统留言内容对定量研究结果做进一步说明。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对混合式教学比较认可,他们认为在文献阅读、论文写作和学术汇报能力以及综合素养方面均得到提升,论文终稿质量比过程稿亦有显著提高。该研究为混合式教学融入课程思政提供了一定的范式。
翻译的本质是对原文的诠释,因此译者需要以对话的形式与翻译中的其他视域进行融合,以拓展更大、更全面的视域。翻译中至少存在四次视域融合,即译者初始视域与作者视域、文本视域、目的语语言文化视域和目的语读者视域的融合。在此过程中,译者受到各视域相互作用的影响,不断对视域进行调整和修正,使最终的视域趋于圆满。四次融合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构建起跨时空的对话。融合有助于拉近译者与各主、客体的距离,加深译者对它们的了解,根据时代特征灵活地调整译作与源语和目的语的距离。视域融合会产生译作视域与原作视域间的偏离,但这种偏离是为了更好地延续原作的生命,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共同繁荣。
学科翻译史研究逐渐崭露头角,研究所涉学科数量和研究成果质量都在上升,逐步成为翻译史研究新趋向之一,但其研究方法论受到的关注还十分有限。本文在知识翻译学理论支撑下,经过实证考察,尝试提出“翻译与学科发展理论模型”,阐释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下翻译与学科发展的关系——中国传统学科经由翻译“演化”成为现代学科,西方近代学科通过翻译“移植”成为中国近代新兴学科。本模型可作为学科翻译史研究框架,在具体学科背景下考察翻译活动在学科发展中的作为和贡献。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翻译是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认同问题,《齐民要术》中的数字英译是这一典籍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转化的重要部分。本研究关注《齐民要术》英译本(非全译本)《齐民要术概论》中的数字英译,总结、归纳、分析同义对应英译法、同数相对英译法和比例转换英译法三种数字英译方法。农业典籍的数字表达中蕴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数字英译是农业典籍对外传播的关键之一,处理好数字英译是中国典籍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本文对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与分析,指出大湾区的语言服务产业面临顶层设计欠缺、高端语言服务资源不足、语言服务数字化进程缓慢、国际化视野有限等问题,提出加强大湾区语言服务顶层设计、培养高端复合型语言服务人才、推动大湾区语言服务数字化转型和拓展大湾区语言服务国际化视野等具体举措,为大湾区语言服务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大湾区的一体化建设提供支撑。
本文从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视角,以移动性、标准化和本土化三个核心概念为框架,以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县城尹珍大道上的语言景观为样本,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中心语言景观的特点,重点关注其中英语的使用。通过统计分析收集到的240个标牌上的语言分布比例,发现英语是紧随汉语之后的第二大语言,且具有比少数民族语言更高的能见性和移动性;另外还发现,英语在语言景观中的标准化程度低,本土化的比例大、程度高,体现了语言景观中的英语在弘扬中国本土文化与彰显中国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作用,也折射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落后和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等问题。研究结果对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态,促进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修订与实施,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潘光旦先生新人文思想的核心,“位育”观已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等领域引发广泛讨论,但“位育”观之于翻译研究的意蕴尚有待阐述。由知识翻译学视角切入,探讨潘光旦先生学术译著的术语翻译译注,可体悟他一生着力践行的“位育”观。经详察多个译注,“位育”观应对异同因子的三种主要特征得以揭示:援引同质因子为术语定名、征引同质因子印证共通经验、凭借异质因子丰富术语内涵。基于此,“位育”观在知识翻译学领域的文化维度意义获得廓清:其一,知识与文化动态交互;其二,文化本我意识与知识转移构成对话性融汇。
以知识翻译学为研究视角,探究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典籍英译模式及其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对于新时代背景下促进本地性知识的国际化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罗佩通过深度翻译模式,不仅传达了原文的语义,还构建了其文化语境,并科普相关知识,包括典籍作者的背景知识、主题(物)知识、文体知识以及词句蕴含的习俗、典故和神话等方面的知识。在深度翻译过程中,高罗佩注重多语版本考证、追根溯源,以确保译注本地性知识的准确性;同时纠正西方对相关知识的错误认知,助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高罗佩的知识翻译具有建构作用,在目标语文化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称西学东渐的西学,其本身由16世纪起到19世纪末也经历了质的分化与重组。其中由术到学,即近代科学的成立是最重要的变化。学科名称及指称内容的种种蜕变可以从西方19世纪的百科全书及语文词典中寻得踪迹。对于变化发展中的西学,东方的接受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历尽艰辛。日本明治启蒙家西周的《百学连环》(1871~1873)是一次重要的挑战。在《百学连环》中多达1851组的对译词或定义诠释,展示了西周对西方相关概念的理解,其中一部分译词极大地影响了东方后续的西学接受。本文以“学science”与“术art”为切入点,分析西周对西方学问体系的独特把握,进而具体阐述西周对东亚近代学术展开的贡献。
语言冲突是国家语言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国家语言安全能力建设不仅应关注国家语言能力和语言资源研究,也需要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的语言冲突问题的研究,服务于国家总体安全能力建设。本文首先厘清语言冲突的概念,根据语言规划的相关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并通过语料库研究方法构建语言安全数据库。研究发现:在特征方面,地位规划及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所导致的语言冲突表现为多层级语言观的复杂对立,而与本体规划和外语教育相关的案例则主要反映层级内部语言观的矛盾。在成因方面,主体民族、部分精英群体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教育中的问题观是中国周边国家语言冲突的主要源头。重视周边国家语言冲突问题,强化国家语言安全能力的建设,有助于提升和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能力。
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研究以大学英语教师为受试对象,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收集访谈、课堂观察、日志、教学课件等数据,考察其参加实践共同体后实践性知识的发展情况,并探究教育现代化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研究发现,实验后受试教师对信息技术的促教促学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其实践性知识水平得到提升,教学设计、课堂实施、课后反思等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均有改善,但在教师观念、知识基础及教学实践等方面并未发现显著变化。总体而言,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发展受到教师自身、工作环境和外部支持等多种因素影响。聚焦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对教师发展、学校管理和教育信息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