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不仅能促进学习者学习外语,还助力教师提升工作效率,减轻其工作负担。然而,ChatGPT引发的教育变革也给外语教学带来诸多挑战,引发外语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本文通过回顾人工智能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及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研究,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教学及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挑战、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出路,从教师、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本研究不仅为外语教育领域中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对其他学科在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上也具有启示意义。
生成式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大学英语教材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文章首先回顾我国数字教材的发展历程,分析生成式AI在动态内容生成、个性化学习支持、多模态资源整合以及教学交互优化等方面的潜力。基于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需求以及相关文献,本文提出了生成式AI时代大学英语新形态数智教材的建设框架,包括教材结构、教材形态、学习体验、教学活动、教学内容、跨界整合、评估反馈与质量规范等八个围度。
人工智能写作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常态。本文基于人机协同视角,对三个阶段(即人工智能写作兴起阶段、多元探索阶段以及全面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写作系统进行评介,对比分析不同阶段智能写作系统的人机协同性能特点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从助写与助修的功能融合、对话式交互、写作流程的全覆盖、人机共生等方面探讨人机协同智写系统在学术英语写作和教学中的潜在应用与启示。
教材研究主要涉及三大领域: 内容(content),使用(consumption)和编写(production)(Harwood 2014)。全球英语教材编写往往是出版社主导。编写者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参与编写。编者往往是职业教材作者;国内的中小学英语教材编写基本上也是出版社主导,但严格按照教育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接受官方组织的专业审核。编者往往是研究者加一线教师。由于教材跨地区使用,因此核心编者并非来自同一区域,也并非相关区域教育生态系统中的核心教研人员。这样的教材编写只有在教材开始使用后才会对某一区域的学科教学产生影响。
上海市的义务教育英语教材编写有机地把外语教育生态系统的各参与方以及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给养(affordances)融合在了一起。首先,编者研究国家政策,特别是课程标准;研究已有的教材,特别是海外优秀教材;研究当地的外语教学实际情况;其次,教材编写组吸纳教材未来的核心使用者,即区级教研员和一线骨干教师等,参与到教材设计和编写过程中来。教材编写组不仅听取了他们的声音和建议,而且这些未来的教材使用者借助研讨和编写过程提升了自己的专业素养,进一步了解了教材的本质、理论依据和使用要点,从而为后续的教材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材的编写过程实际上就是当地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主要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合作、磨合、相互成就的过程。教材编写与教师发展和教材使用培训融为一体,与教材使用无缝衔接,成为此轮上海义务教育英语教材编写的最大特色,也是国际外语教材编写的一个特殊案例。教材编写催生了基础外语教育新生态,教材编写与生态构建互为目标,互为基础,相互成就。
知识翻译学框架下翻译的本质是知识建构,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纪录片字幕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互动和变迁的重要体现。基于知识翻译学,以真、善、美翻译原则为分析框架,对纪录片《万物之生》的字幕翻译进行了评析,试图探寻该片字幕翻译的内在机制。通过对典型译例的深入剖析,发现《万物之生》的部分字幕译文灵活顺应了知识翻译学框架内的真、善、美三个翻译原则,能传达真知、能为目的语受众考虑、符合目的语审美,体现了真、善、美的融合,但部分译文未能顺应真、善、美原则,难以更好地推动纪录片的国际传播。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下文简称CSE)作为我国本土研发的英语能力量表,为不同学段、不同等级的教、学、测提供了客观量度,也为教材研发与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参考CSE考察四套英语专业教材语法项目的分布。通过文本分析,研究发现: (1)四套教材中所编排的语法项目覆盖了CSE3至CSE7;语法项目涉及句式多样性描述语较多,而涉及复杂句式描述语的覆盖频率较低。(2)四套教材语法项目间对CSE3至CSE7的不同描述语的覆盖存在显著差异,缺乏语法项目定级的统一标准。本研究对CSE在教材中的应用研究和英语专业语法教学有启示意义。
作为翻译学新兴的元学科,知识翻译学(Transknowletology)自创立以来已历经三年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2022~2025年相关文献,采用学术史与文献计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该领域的学科建制化进程。研究发现:在理论维度,学界已建构以“理论建构”为核心的本体论框架,并借助哲学认识论与知识社会学完善其方法论体系;在实践维度,研究范畴突破传统人文翻译边界,逐步形成覆盖科技、医学、法学等专业领域的应用范式。但是当前研究依然存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实证不足,知识翻译史和知识谱系学研究薄弱等局限。未来应着力推进两大方向:其一,强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跨学科知识翻译的实证研究;其二,深化翻译知识理论考古溯源研究,通过学科翻译史编纂与知识谱系图谱建构,揭示知识在人类翻译演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本文为知识翻译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系统性参照。
知识翻译学创立者杨枫(2021a:2)提出:“知识的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解决了长期以来翻译的学科迷思和分类焦虑,翻译学将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知识门类成为超科学或元科学。”由这一富有洞见的命题来展开观察,我们看到,知识翻译学试图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者的知识资源,从中提炼概念与知识框架,来建构翻译学的元知识。由此,知识翻译学作为具有一般翻译学的特性,必然涉及翻译学、哲学、社会学、认知学、解释学等领域的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的分析与整合,建构与洗汰,从而成为既符合逻辑事实又凸显价值伦理的元翻译学知识。知识翻译学欲成为这样一门学科,在知识观念上,必然涉及知识版图在知识概念、知识范畴、知识类型的聚合与分梳,再造与重塑。在知识结构上,必须从知识本体论、方法论及目的论三大主体框架入手,厘清认识方法的辩证性,贯通中西知识论和翻译内部与外部知识, 重视人文知识、美学知识和德性知识,从知识的二元分离转向知识的存在和生活世界经验,从而消解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的张力。在坚持知识翻译学“中和翻译观”和对话逻辑的基础上,完善“知识重构”的方法论,最终回答“译者是什么”的终极问题,以实现当代翻译研究的“知识转向”。
国际传播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指标,高质量人才培养无疑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外语是提高国际传播效能的必由之路,外语专业理应培养更多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本领的复合型、应用型外语人才。本文遵循新文科建设理念,拟提出搭建外语专业创新育人平台的构想,以提升外语教育效能,更好地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该平台致力于汇集跨学校、跨课堂的社交资源,提供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技能,着重培育外语专业人才的理解力、阐释力、鉴别力和创新力,凸显辐射面广、针对性强、迅捷灵活、实践为核心的四大特征,是广大外语学子夯实基础和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创新实践平台。
学习投入是考察学习成效和评价教学效果的关键指标,但鲜有研究涉及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下的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投入。本研究以“学术英语”课程为例,采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探索该模式下学生学习投入各维度特征。研究发现混合教学模式下英语学习投入构念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学生在认知维度的投入最高,其次为情感投入,在行为维度的投入最低。此外,学生个体因素、学习资源与环境因素和课堂人际关系因素是影响英语学习投入的主要来源。研究结果揭示了混合教学环境各个因素的多维互动生态关系,能促进混合教学在我国外语教育中的有效应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为教育领域带来结构性变革。作为典型应用的DeepSeek系统,其在外语教育场景中展现出多维赋能价值:构建自适应学习支持系统,实现语言技能发展的个性化诊断;创设多模态技能发展框架,通过智能对话机制强化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建立自动化评估反馈体系,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升教学诊断效度;创新教学设计范式,为教师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学情分析工具。然而,该技术的教育应用伴随显著的伦理风险与实践挑战:学术诚信体系面临智能代写导致的效度危机,教师专业身份遭遇人机协同的教学权威重构挑战,学生认知能动性呈现技术依赖引发的弱化趋势,以及生成内容存在文化偏误与逻辑谬误等效度偏差问题。研究指出,教育场域的技术治理需建立三重平衡机制: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构建人机协同的教育生态,在效率追求与质量保障间形成动态监测体系,在技术创新与教育本质间确立伦理审查框架。建议通过开发教师智能教育能力认证体系、构建学生数字素养培育课程模块、完善智能教育产品质量标准等路径,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外语教育目标的深度契合,促进语言能力培养与核心素养发展的有机统一。
创新思维不能剑走偏锋,学术批评当忌言过其实,语言学理论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至今。当今亦已成为主流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CL)也经历了“始发、完善、主流、反思”这几个阶段。达布罗斯卡(E. Dᶏbrowska)以“认知语言学七宗致命重罪”为题指出它犯有七大重罪,这一评价极为不妥。她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到CL的学术价值,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两位大师索绪尔的“语言先验论”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将语言研究带入后现代哲学时代。学术研究不可怀“愤青”之心,而应行“继发”之为。CL的缺陷不全在于她所列数的“七宗重罪”,可用“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ECL)”加以弥补,“体”和“认”二字分别强调了语言研究中的“唯物论”和“人本观”。本文还认可后现代哲学的“象豹观”和“多元化”,主张群言堂,否定极端论,据此学者应持“风物长宜放眼量”和“海纳百川天地阔”的心胸,不断推动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
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化建设已经在多个领域形成共识,但是对于本学科人才核心素养的讨论有待进一步展开。通过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目标和人才核心素养理论的分析发现,本领域人才核心素养可以被定义为个体为适应国别与区域交往和研究需求,在协同能力、战略沟通能力、创造性工作与批判思维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具有关键性、根本性和基础性的素养和能力。在此认识基础上,人才培养工作需要将学生的认知性素养与非认知素养有效衔接,体现知识建构、能力培养和世界观塑造融合,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复合型国际研究和治理人才。
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翻译教学模式变得更为多元复杂,其知识体系也愈发深刻。然而,学习者对翻译技术的掌握与运用并未与技术发展同轨,学科知识体系也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过去贯行的浅层学习模式已难以满足当前翻译技术教学中对多维知识体系形成、翻译能力培养与技术迁移能力培养的需求。因此,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为理论指导,重新界定翻译技术教学中的“深度学习”概念、内涵及外延,以此提出联结深度学习与知识的翻译技术教学模式,重点诠释面向学习者的高效科学的翻译技术思维培养路径,推动技术赋能下知识翻译体系在翻译技术教学中的发展与接受,探索翻译技术人才培养的路径和方法。
译者能力研究是继翻译研究“译者转向”之后受到广泛关注的话题。现有研究多聚焦译者子能力的分类,试图穷尽译者应具备的所有能力,但翻译的跨学科属性使得子能力不断增多,不仅令翻译研究与译者实际能力产生时间差,也加剧了对于译者能力本质界定不清的现状。在知识翻译学和知识管理视域下,以广义知识为考察译者能力的起点,提出译者能力的知识观,把一切后天习得的译者能力还原为知识,认为译者能力包含翻译陈述性知识、翻译程序性知识和翻译元知识。译者能力本质上是在不断练习的基础上形成的结构化的翻译陈述性知识和可以按一定规则执行的翻译程序性知识的集合,是两种知识通过翻译元知识的管理、指导和调控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化,而译者能力增长的实质是翻译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量的积累、质的提升、结构的优化,以及翻译元知识调控能力的不断加强。
“物自体”是康德为标识人类理性认知的界限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否存在,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人的理性无法抵达它,由此成为哲学界一个悬置未明的问题。能否以文学叙事的方式想象、呈现、触摸物性(物自体),这是《物性叙事研究》进行原创性、启示性思考的聚焦所在。该书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回到物本身,从叙事学角度对文学如何想象“物自体”问题进行新锐探索,既为文本阐释提供具体的批评视角、方法与路径,又为后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研究提供宏观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模式。它是国内首次系统进行物性叙事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成果,既引领国内叙事学研究向“物”转的新风向,又引起国际叙事学研究专家的高度赏识与对话,具有学术开拓性与启示性。
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探讨了翻译实践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翻译实践的三个环节——原作选择、译作生产和译作接受,都是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双向运动。翻译实践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三个环节的复合主体通过中介系统与复合客体相互作用。每一后续环节的主体均以前一环节的实践结果为客体,并生成新的结果,作为后一环节的实践客体。每次翻译实践都是一个从原作选择到译作生产再到译作接受的首尾相衔的动态发展系统。原作选择者、译作生产者和译作接受者作为翻译实践的主体,共同完成观念的再生产,推动源文化中的异质观念实现跨文化迁移。
由于未为学界重视,中国古代的译事与现代的翻译的不同亦未得关注;情况甚至是,完全站在今人的观点,将之局限于“语言意义上的交流”。《重写翻译史》不仅如此为之定位,而且在引用古籍时错乱不堪,无可为据。重返历史现场,《方言》所云“译,传也”之“传”,应读作zhuàn,意指“驿”;《史记·大宛列传》“导绎”之“绎”意亦为“译”,是“驿”的通假字;汉代和三国时的译官的一个名称为“使驿”。这些史料及其训释告诉我们,中国古人之“译”主要是官方活动,以“驿站”为基点展开,其导向在于“教化”,“重译”更是如此。后者的意向并不在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接力性的传译,而是由一个驿站转入另一个的“向中”信息传递,即四方“来归中国”的政治活动。探究古人译事,不能不走“字本位”的进路,要在“孳乳”之仁爱之思。
智慧教育背景下,数字教材是教材建设的关键要素。本文在厘清高校外语数字教材内涵的基础上,指出其具备智能适配、超时空交互、多模态跨学科融合,以及动态价值塑造等特征。进而基于问卷调研数据分析高校外语数字教材现状,并结合其内涵、特征等从教材编审、教材选用、教材使用、教材评估、教材研究等维度探索其发展路径,期待为未来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名正言顺”可谓先哲术语辨析的探幽足迹。近代梁启超面对“旧译之病”提倡“定公译之例”。伴随着学科发展,新术语层出不穷。然而,西方术语尤其是具有学科理论突破的术语译入汉语,长期译名不一,且有的译名无法凸显原术语的核心要义,对于“洋为中用”实在不利。美国新修辞运动时期的著名术语rhetorical situation迄今有四种汉语译名,有的可以追溯使用者的理由,有的仅是沿袭他人用法未有任何说明。通过呈现“修辞情景”“修辞情境”“修辞形势”“修辞情势”四种汉语译名的使用频次和理据,重温原英语术语作者所赋予的特殊内涵,本着尊重原作原义原则,发现“修辞情势”,相对说来,最符合原术语核心要旨。因此,在“约定俗成”未“定”未“成”之时,希望引起译界尤其是修辞学界的重视,以期促进中西修辞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