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话语倾向是大国外交博弈的重要衡量尺度。本研究从跨语言词向量集的角度,提出了外交话语倾向度的概念及计算方法。基于中美外交发言人汉英双语语料库,在筛选中美双方汉语正、负倾向关键词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参数,检索得到英文正、负词向量词语集数据。通过量化双方外交话语倾向,为外交话语原语表达和外译提供数据参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双方话语都倾向于正面,中方汉语正面强度远大于美方,但中方汉译英后正面性话语比例小于美方,而负面性增强的幅度却大于美方。研究结果提示在外交话语博弈过程中,汉译英时中方可增加英文词向量集正面词语的数量,降低英文负面词语比例,用平等的正、负面外交话语构建中美外交对等关系,与美方形成外交话语平等和政治等效格局,以期更好地达到外交目的,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向前发展。

近年来“课程思政”是学界的热点话题。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从中国知网获取的220篇有关外语课程思政的研究文献。通过分析归纳,发现外语课程思政研究主要分为四大类:(1)课程思政与外语教育的融合思索;(2)英语通识课程思政探索;(3)外语专业课程思政探索;(4)课程思政术语翻译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虽涉及内容丰富,但研究广度仍需拓展,教学实践探索亟需丰富,评价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认为,后续研究应当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丰富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并重视评价研究,以推动外语课程思政研究的深入发展。

报告动词是学术写作中常用的动词,英语学习者在英文写作过程中经常会对报告动词的使用感到困惑。本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方法,结合定量及定性分析,考察了容易混淆的show、indicate和demonstrate这三个报告动词分别在香港理工大学英语学习者语料库(PLEC)和研究文章语料库(CRA)的具体使用。三个报告动词在PLEC和CRA语料库中的使用上有一些相似之处,都可以用来做直接和间接引用、数据描述及结果报告,但它们不能完全相互替代。

当代国际知名翻译家、译论家刘宓庆先生不幸仙逝。他一生学习实践翻译、讲授翻译、研究翻译,胸怀国家,为中国译学界做出卓越贡献。先生淡泊名利,默默耕耘,多部著作开疆拓土,具有里程碑意义。《只有香如故》是他生前拟定的还未完成的书稿名称,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他的家国情怀、教研理念、译学素养、学术精神仍留香于世,滋养后学,催人奋进。

本文首先探讨了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和谐师生关系构建的时代意义及可依据的理论基础;然后基于美国心理学会提出的14条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并结合对我国不同地区高校的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梳理出以学生为中心和谐师生关系的六大特征;最后,以该特征为指导,从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学习环境、情感支持和评价体系五个方面,提出了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和谐外语师生关系的具体策略,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外语教师提供参考,进一步推动外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国家意识在新文科外语教育中居核心地位,为大学英语学科发展奠定基石。大学英语教材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关键载体,不仅要教授语言文化知识,更要强化学生的国家意识。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深入剖析《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四版)中如何体现和强化国家意识。结果显示,该教材在培养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方面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价值观分布不均,甚至部分价值取向可能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等问题。因此,深入挖掘并优化大学英语教材中的国家意识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教材质量,更能精准传递国家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文化自信和课程思政联系紧密、相互促进。文化自信作为课程思政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能为课程思政提供价值引领、内容来源和素材支撑。文化自信培养融入大学外语课程思政过程中应当遵循“教学目标重点聚焦文化自信培养、内容设计遵循文化自信生成规律、教学过程提供语言思政双重支架、效果评价强调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设计原则,以提高新时代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成效,增强当代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提升其“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华文化阐释和传播能力。

本研究自建《三体1:地球往事》和《三体2:黑暗森林》英译本语料库,采取多维分析法和文本细读结合的方法,在知识翻译学观照下,对比分析刘宇昆和Joel Martinsen在将地方性中国科幻文学知识世界化重构过程中所展现的译者风格,并探赜差异成因。研究发现,两位译者均遵循科幻小说文体的一般性知识组织形式,但在译文的叙事性和信息组织精细度两个功能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刘宇昆译本和Joel Martinsen译本风格差异的深层原因是其不同的翻译思想,前者倾向“翻译的知识跨语调适与对话”,而后者更偏向“知识世界共享与中介”。

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不仅能促进学习者学习外语,还助力教师提升工作效率,减轻其工作负担。然而,ChatGPT引发的教育变革也给外语教学带来诸多挑战,引发外语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本文通过回顾人工智能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及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研究,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教学及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挑战、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出路,从教师、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本研究不仅为外语教育领域中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对其他学科在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上也具有启示意义。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是翻译过程中的“金手指”,需要秉持“真、善、美”的原则,实现知识的传播化生,推进文化交流与发展,实现“中和”之美。余光中的中和翻译观及其翻译实践体现了中华文化思想之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及意义。

“羊桃”最早记录于《神农本草经》,至《本草纲目》以后,关于“羊桃”是“猕猴桃”还是“五稜子”的植物基原争议,影响到中国传统典籍中“羊桃”的英译, 成为一个谜案。本研究以《神农本草经》和《诗经》英译名称差异入手,结合历代本草学典籍和《诗经》注疏文献资料对“羊桃”植物基原进行考证,以现代植物学名为纽带,提出“羊桃”植物基原为猕猴桃科藤山柳属植物“猕猴桃藤山柳”的观点,从知识翻译学视角对“羊桃”在非文学和文学语境中的名称英译策略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在典籍草木名物英译实践中应力求“真”“善”“美”,才能实现《诗经》草木名物汉英名称的“名”“实”“状”正确关联,促进地方性植物学知识与不同文化圈的交融,推动地方性知识参与全球性知识体系的建构。

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在晚清翻译思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别于当时“采西学”“译西书”的观点,首次明确提出设立翻译书院以专门造就译才,形成了系统化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翻译职业化教育思想的雏形。通过阐释晚清民族救亡语境催生出的现代性国家意识,解析在此背景下马建忠基于国家意识的翻译教育构想,从培养缘起、培养导向、培养机制三个方面阐释国家意识的具体体现,并从历史参照视角论述了该构想对当下我国翻译教育中培养国家意识的三点启示:“为国译”的翻译人才培养指向、“伦理导向”的译者评价标准、“国家主导”的翻译教育机构建设。

我国古代科技水平烜赫于世,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有卓越贡献。在我国一千多年围绕科技维度开展的翻译活动中,以官方及代表官方的机构或个人形式开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叠见层出,在中国古代对外科技知识文化交流和对内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国家翻译实践为理路视域,我国古代科技翻译活动为稽考主线,官方翻译机构为描写对象,中外间知识互译互鉴为伏观脉络,来洞视和探源我国古代国家科技翻译实践的史实及影响,以期丰富中国科技翻译史、国家翻译实践史的书写体例及视角。同时,洞古鉴今,取法成事,为当下国家翻译能力及其细分领域中的国家科技翻译能力构建提供个案启示和历史经验参考。

译介输入渲染了中国传播学的知识底色,然而,中国传播学历史书写中翻译的“不在场”现象值得深思。对中国传播学翻译史研究现状的回顾与反思有助于明晰知识翻译学视域下中国传播学翻译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在中国学科史中有效纳入知识学意义上的翻译视角可以揭示翻译对思想文化变迁的推动作用和被遮蔽的知识生长价值,成为翻译史研究中新的生长点。

人工智能写作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常态。本文基于人机协同视角,对三个阶段(即人工智能写作兴起阶段、多元探索阶段以及全面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写作系统进行评介,对比分析不同阶段智能写作系统的人机协同性能特点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从助写与助修的功能融合、对话式交互、写作流程的全覆盖、人机共生等方面探讨人机协同智写系统在学术英语写作和教学中的潜在应用与启示。

知识翻译学框架下翻译的本质是知识建构,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纪录片字幕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互动和变迁的重要体现。基于知识翻译学,以真、善、美翻译原则为分析框架,对纪录片《万物之生》的字幕翻译进行了评析,试图探寻该片字幕翻译的内在机制。通过对典型译例的深入剖析,发现《万物之生》的部分字幕译文灵活顺应了知识翻译学框架内的真、善、美三个翻译原则,能传达真知、能为目的语受众考虑、符合目的语审美,体现了真、善、美的融合,但部分译文未能顺应真、善、美原则,难以更好地推动纪录片的国际传播。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并影响了外语教学的生态位。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语言学习中的应用方式和效果的现状,研究人工智能在提升语言学习效率、个性化教学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潜力,从而探讨人工智能(AI)技术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及其对外语教学生态位的影响。通过对随机抽取某高校165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外语教育中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教学质量,还重构了外语教学生态位,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进而助力外语学习者生态位的智能化发展。

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语境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已经成为我国向世界展现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彰显民族精神的重要渠道。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漫长之路上的重要一环,译者固然在“走出去”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与夫人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在2013、2014年合作英译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推拿》的过程中,使用电子邮件与原作者毕飞宇开展了密切交流。译者总共向作者提出131个问题,包括其作为“第一读者”在阅读原作和翻译文本期间遇到的困难;作者在回信中一一解答,有效化解译者在词句理解、前后逻辑、创作意图等方面的困惑和矛盾。通过分析葛浩文在翻译《推拿》时与作家的来往电子邮件^①,可发现译者对于原作的“追问”充分折射出两国语言文化的差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作者构建外部反馈视角,具有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价值。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动态行为不仅能为翻译档案的保存与交流提供新的思路,也为中国文学外译开拓新的研究范式,从而助力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海外传播之路。

老字号国际语言服务是地方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话,构成一个知识生态系统。本研究以知识翻译学理论为指导,以“以真求知”“以善立义”和“以美行文”为服务原则,阐释老字号国际语言服务的知识加工、话语重构、价值创造和知识迁移环节,确认了老字号国际语言服务中的双向知识迁移,凸显了服务团队的主体性,论证了老字号国际语言服务的知识升级、价值增值、文化交流和决策咨询作用。本研究表明国际语言服务本质上是创造性的跨国知识服务,为理解国际语言服务带来新视角和新启示。

横山悠太的《我似猫》上承夏目漱石《我是猫》的日本近代文学传统,进而杂糅中日双语而创造出崭新的文体,成为当代中日文学关系中的跨界奇作。这是一部与夏目漱石《我是猫》、鲁迅《阿Q日记》一脉相承的批判性杰作, 其“混血性”的别样文体先是在日语界引发热议,继而其中文版“不可翻译”的翻译又一次催生陌生化效果。它不仅具有中日之间的语言“移植”的实践意义,而且对文体创新具有意义。“混血性”与陌生化使语言文学充满生机,使读者在惊奇中获得新鲜的美学感受。

中国民族学是发轫于西方的近代新兴学科,其创立及发展与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相生相伴。本研究首先简略梳理民族学著作在中国的百年译介和传播脉络,继而考察分析了翻译学界和民族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翻译学界以译史研究和译家研究为主,民族学界研究成果集中于书目汇编和学科史中的译事记载。在文献梳理与分析基础上,反思了现有研究成果在成果质量、研究范围、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局限,并从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学术环境、学术担当等维度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学习投入是考察学习成效和评价教学效果的关键指标,但鲜有研究涉及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下的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投入。本研究以“学术英语”课程为例,采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探索该模式下学生学习投入各维度特征。研究发现混合教学模式下英语学习投入构念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学生在认知维度的投入最高,其次为情感投入,在行为维度的投入最低。此外,学生个体因素、学习资源与环境因素和课堂人际关系因素是影响英语学习投入的主要来源。研究结果揭示了混合教学环境各个因素的多维互动生态关系,能促进混合教学在我国外语教育中的有效应用。

国际传播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指标,高质量人才培养无疑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外语是提高国际传播效能的必由之路,外语专业理应培养更多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本领的复合型、应用型外语人才。本文遵循新文科建设理念,拟提出搭建外语专业创新育人平台的构想,以提升外语教育效能,更好地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该平台致力于汇集跨学校、跨课堂的社交资源,提供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技能,着重培育外语专业人才的理解力、阐释力、鉴别力和创新力,凸显辐射面广、针对性强、迅捷灵活、实践为核心的四大特征,是广大外语学子夯实基础和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创新实践平台。

知识翻译学创立者杨枫(2021a:2)提出:“知识的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解决了长期以来翻译的学科迷思和分类焦虑,翻译学将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知识门类成为超科学或元科学。”由这一富有洞见的命题来展开观察,我们看到,知识翻译学试图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者的知识资源,从中提炼概念与知识框架,来建构翻译学的元知识。由此,知识翻译学作为具有一般翻译学的特性,必然涉及翻译学、哲学、社会学、认知学、解释学等领域的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的分析与整合,建构与洗汰,从而成为既符合逻辑事实又凸显价值伦理的元翻译学知识。知识翻译学欲成为这样一门学科,在知识观念上,必然涉及知识版图在知识概念、知识范畴、知识类型的聚合与分梳,再造与重塑。在知识结构上,必须从知识本体论、方法论及目的论三大主体框架入手,厘清认识方法的辩证性,贯通中西知识论和翻译内部与外部知识, 重视人文知识、美学知识和德性知识,从知识的二元分离转向知识的存在和生活世界经验,从而消解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的张力。在坚持知识翻译学“中和翻译观”和对话逻辑的基础上,完善“知识重构”的方法论,最终回答“译者是什么”的终极问题,以实现当代翻译研究的“知识转向”。

中国传统哲学术语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的高度凝结,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通过梳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发展的历史流变性、诠释性和动态语境性特征,借鉴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典型术语的案例分析,从追“根”以译出核心义、溯“流”以译出历史义和问“境”以译出语用义三个维度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的意义建构。唯有建构起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理解的历史、文化和语用的多维视域,方能为全面把握术语的含义进而准确翻译之提供充分条件。

创新思维不能剑走偏锋,学术批评当忌言过其实,语言学理论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至今。当今亦已成为主流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CL)也经历了“始发、完善、主流、反思”这几个阶段。达布罗斯卡(E. Dᶏbrowska)以“认知语言学七宗致命重罪”为题指出它犯有七大重罪,这一评价极为不妥。她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到CL的学术价值,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两位大师索绪尔的“语言先验论”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将语言研究带入后现代哲学时代。学术研究不可怀“愤青”之心,而应行“继发”之为。CL的缺陷不全在于她所列数的“七宗重罪”,可用“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ECL)”加以弥补,“体”和“认”二字分别强调了语言研究中的“唯物论”和“人本观”。本文还认可后现代哲学的“象豹观”和“多元化”,主张群言堂,否定极端论,据此学者应持“风物长宜放眼量”和“海纳百川天地阔”的心胸,不断推动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

每一种文化、每一门学科大体都离不开“真、善、美”这三个核心观念。翻译作为知识再生产的文化行为与社会实践同样离不开体现“真、善、美”的中和翻译观。译者以“知识”为武装,在真、善、美方法论视野下,译者的身份由原先的过犹不及或作用甚微逐渐向多元化过渡,恰如其分地发挥译者主体性,使翻译工作提质增效,拓展知识世界化的途径与范围。

教育部2018年颁布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英语语用能力进行了概念界定、能力框架分解与分级能力水平描述。学生语用能力培养的主要载体就是英语教材,而目前指向中学生二语语用能力培养的英语教材编制研究依旧匮乏。本文以言语行为经典分类与2018年版《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为研究框架,分析了2019年新版国内某出版社高中英语教材(A)、2019年新版国内另一社高中英语教材(B)及2017年版英国某出版社的中学英语教材(C)在言语行为及语用能力培养上的异同与优劣。研究发现相较于英国出版社,国内两出版社的教材均未使用足量的言语行为,而国内外三家出版社在听力和阅读材料的语用能力编制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三本中学英语教材在语用能力编制上的研究对教材改版、教材研究及师生的教材使用均有一定的启示指导意义。

本文采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比本土教材和全球教材,探讨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表征问题,并从语域类型、语言特征等角度分析其对内容表征的影响,以此厘清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指导思想下的语言教材在结构特征和社会属性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本土教材在主题上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关系性思维,并通过对话体裁和微观层面上的语言特征拉近和学习者的距离,帮助建构外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从而实现语言材料在本土教材中的再语境化。另一方面,本土教材在题材、知识面、国际视角方面可以进一步拓展,在构建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下功夫。本研究对新时代外语教材的编写、评估、改编具有借鉴意义。

中西哲学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对知识的追问,而对知识的追问推动了新的知识生产、传播及应用,从而促进了人类的知识交流、知识再生产与知识的极大增长。在此过程中,翻译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鉴于迄今还鲜有从哲学视角讨论知识、知识观与知识翻译学方面的成果,本文尝试从中西哲学视域讨论“知识”一词及其构成、“知识”意义演变、知识观和知识与道德及智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探讨了知与真、识与求真、智与善美的关系,希望推动集真、善、美于一体的本土知识翻译学成为全球知识翻译学。

语言障碍群体的语言政策是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厘清中国语言障碍群体的语言政策布局,对于应对其语言问题具有纲领性作用。本研究依托北大法宝数据库,创建了中国语言障碍群体的语言政策语料库,归纳中国语言障碍群体的语言政策文本整体特征。通过基于Python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采用LDA主题模型和TF-IDF算法,从时间与空间维度深入分析中国语言障碍群体的语言政策文本。研究主张加强顶层设计,整合语言政策体系;统一称谓,推动社会理念转变;构建语言政策反馈渠道,切实服务语言障碍群体。本研究尝试为完善语言障碍群体的语言政策体系以及构建信息无障碍社会提供参考。

爱伦·坡的文学批评因屡遭非议而没有受到学界足够重视。通过考梳发现,爱伦·坡在美国19世纪文学批评中勇于解构文学民族主义话语下的英美名流权威,批判美国图书市场中商业兜售、抱团吹嘘等对文学批评话语的僭越行径,斥责美国文人卑躬屈膝的态度,并为不受大众欢迎的文学天才打抱不平。爱伦·坡没有止于揭露和鞭挞美国19世纪文学批评界的乱象,而是以独立和自律为理念积极建构文学批评的精神与准则。爱伦·坡在文学批评中彰显的勇气、良知和责任感,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具有建设性意义。

本研究在“交际者—模态—语境”的框架下,采用文本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探究漫画《禅说》多模态翻译中的视角转换策略及其语用移情效果。分析结果表明,译者可通过补充或修正原文的图文视角重塑文本感知聚焦点、重构话语观念、重置话语时空、重建主客体关系等。在特定语境下,多模态翻译中的“四重”视角转换策略有助于弱化或巩固移情对象、强化或消弭特定移情意义,对读者的接受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当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背景下,此类成果能为多模态形式的文化输出、话语叙事和话语译介等研究提供启示。

方梦之先生是我国翻译研究的专家、全家和大家,为翻译学尤其是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方先生的翻译思想中,三分思维是贯穿其翻译研究与实践始终的显著特征。文章以方先生译学思想“三”观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梳理他的译学论著和思想创见,从纵、横两个研究向度揭示这一观念的认识论根源、立体式内涵和预测性价值,并对近五年国内译学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计量分析,以此验证方先生译学思想的前瞻性、指导性与生命力。

2024年1至4月我先参加了上海同济大学的“全国多模态与功能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后参加了国防科技大学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多模态研究军事应用研讨会”。这表明多模态研究在国内外已成为当代学术界的重点研究对象。本文主要就有关多模态概念的内涵、时代性、融合和主体模态、碎片化发表自己的认识。最后汇报一下本人已经做过的一些与多模态有关的研究课题。

外语教育学已被确立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其人才培养问题成为推动该学科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探讨外语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内涵,继而分析当前人才培养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最后,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为例,尝试提出外语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设置与实施的原则,以期为该学科的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自称为“女性主义者”的卡特,她的第一部小说《影舞》就批判了文化给男女性别带来的负面影响,展示了她的初始女性主义意识。不过这种意识是间接的、隐含的,嵌入于叙述者的超现实主义的视角之下,故而容易被读者“指责”小说专注于女性受虐狂,看不见超现实主义欲达到的“革命”。本文通过分析叙述者就三位女性人物的超现实主义叙事视角,探析她们身上不同程度蕴含的挑战父权法则的女性主义伦理,认为吉斯莲若从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的角度来说,是“不再表现其过去的假正经”,而是“‘扮演’其解放”,埃德娜是位觉醒者,而艾米莉几乎一开始就是位女勇士。

潘文国先生的对比语言学研究思想博大精深,极富创新性。先生贯通古今中外,学术视野开阔,学术研究领域多,且每个领域都具有重要影响。先生的学术创新包括:(1)提出了散行与骈偶,对于今天汉语对言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2)论述了“格式”——汉语虚词的又一表现形式,对于今天的构式研究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3)提出了文章翻译学的理论。这些研究思路具有前瞻性,其思想和方法体现了对比研究的中国路径。

特殊人群的会话修正研究可揭示其与正常人群在语用与认知能力方面的异同,为这一人群的临床诊断与干预实践提供参考,因而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与内容分析法,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与Scopus两个数据库所收录的特殊人群会话修正研究全面分析,梳理发现:国外特殊人群会话修正研究的发文量呈波动性增长趋势,且实证研究成为主流。实证研究主要基于诱发语料,采用横向实验设计,聚焦认知障碍特殊人群,探究他们是否具备会话修正能力以及实施会话修正时存在的障碍,并结合特殊人群自身与外部因素进行阐释。此外,实证研究详细评析设备辅助干预与非设备辅助互动干预的有效性。整体而言,实证研究呈现出三种发展趋势:研究对象趋向多样化;研究语料趋向自然化;研究内容不断深化。梳理结果及相应建议对推动国内特殊人群研究的深化及干预康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翻译教学模式变得更为多元复杂,其知识体系也愈发深刻。然而,学习者对翻译技术的掌握与运用并未与技术发展同轨,学科知识体系也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过去贯行的浅层学习模式已难以满足当前翻译技术教学中对多维知识体系形成、翻译能力培养与技术迁移能力培养的需求。因此,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为理论指导,重新界定翻译技术教学中的“深度学习”概念、内涵及外延,以此提出联结深度学习与知识的翻译技术教学模式,重点诠释面向学习者的高效科学的翻译技术思维培养路径,推动技术赋能下知识翻译体系在翻译技术教学中的发展与接受,探索翻译技术人才培养的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