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不仅能促进学习者学习外语,还助力教师提升工作效率,减轻其工作负担。然而,ChatGPT引发的教育变革也给外语教学带来诸多挑战,引发外语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本文通过回顾人工智能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及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研究,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教学及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挑战、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出路,从教师、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本研究不仅为外语教育领域中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对其他学科在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上也具有启示意义。

生成式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大学英语教材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文章首先回顾我国数字教材的发展历程,分析生成式AI在动态内容生成、个性化学习支持、多模态资源整合以及教学交互优化等方面的潜力。基于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需求以及相关文献,本文提出了生成式AI时代大学英语新形态数智教材的建设框架,包括教材结构、教材形态、学习体验、教学活动、教学内容、跨界整合、评估反馈与质量规范等八个围度。

人工智能写作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常态。本文基于人机协同视角,对三个阶段(即人工智能写作兴起阶段、多元探索阶段以及全面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写作系统进行评介,对比分析不同阶段智能写作系统的人机协同性能特点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从助写与助修的功能融合、对话式交互、写作流程的全覆盖、人机共生等方面探讨人机协同智写系统在学术英语写作和教学中的潜在应用与启示。

教材研究主要涉及三大领域: 内容(content),使用(consumption)和编写(production)(Harwood 2014)。全球英语教材编写往往是出版社主导。编写者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参与编写。编者往往是职业教材作者;国内的中小学英语教材编写基本上也是出版社主导,但严格按照教育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接受官方组织的专业审核。编者往往是研究者加一线教师。由于教材跨地区使用,因此核心编者并非来自同一区域,也并非相关区域教育生态系统中的核心教研人员。这样的教材编写只有在教材开始使用后才会对某一区域的学科教学产生影响。

上海市的义务教育英语教材编写有机地把外语教育生态系统的各参与方以及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给养(affordances)融合在了一起。首先,编者研究国家政策,特别是课程标准;研究已有的教材,特别是海外优秀教材;研究当地的外语教学实际情况;其次,教材编写组吸纳教材未来的核心使用者,即区级教研员和一线骨干教师等,参与到教材设计和编写过程中来。教材编写组不仅听取了他们的声音和建议,而且这些未来的教材使用者借助研讨和编写过程提升了自己的专业素养,进一步了解了教材的本质、理论依据和使用要点,从而为后续的教材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材的编写过程实际上就是当地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主要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合作、磨合、相互成就的过程。教材编写与教师发展和教材使用培训融为一体,与教材使用无缝衔接,成为此轮上海义务教育英语教材编写的最大特色,也是国际外语教材编写的一个特殊案例。教材编写催生了基础外语教育新生态,教材编写与生态构建互为目标,互为基础,相互成就。

知识翻译学框架下翻译的本质是知识建构,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纪录片字幕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互动和变迁的重要体现。基于知识翻译学,以真、善、美翻译原则为分析框架,对纪录片《万物之生》的字幕翻译进行了评析,试图探寻该片字幕翻译的内在机制。通过对典型译例的深入剖析,发现《万物之生》的部分字幕译文灵活顺应了知识翻译学框架内的真、善、美三个翻译原则,能传达真知、能为目的语受众考虑、符合目的语审美,体现了真、善、美的融合,但部分译文未能顺应真、善、美原则,难以更好地推动纪录片的国际传播。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下文简称CSE)作为我国本土研发的英语能力量表,为不同学段、不同等级的教、学、测提供了客观量度,也为教材研发与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参考CSE考察四套英语专业教材语法项目的分布。通过文本分析,研究发现: (1)四套教材中所编排的语法项目覆盖了CSE3至CSE7;语法项目涉及句式多样性描述语较多,而涉及复杂句式描述语的覆盖频率较低。(2)四套教材语法项目间对CSE3至CSE7的不同描述语的覆盖存在显著差异,缺乏语法项目定级的统一标准。本研究对CSE在教材中的应用研究和英语专业语法教学有启示意义。

作为翻译学新兴的元学科,知识翻译学(Transknowletology)自创立以来已历经三年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2022~2025年相关文献,采用学术史与文献计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该领域的学科建制化进程。研究发现:在理论维度,学界已建构以“理论建构”为核心的本体论框架,并借助哲学认识论与知识社会学完善其方法论体系;在实践维度,研究范畴突破传统人文翻译边界,逐步形成覆盖科技、医学、法学等专业领域的应用范式。但是当前研究依然存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实证不足,知识翻译史和知识谱系学研究薄弱等局限。未来应着力推进两大方向:其一,强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跨学科知识翻译的实证研究;其二,深化翻译知识理论考古溯源研究,通过学科翻译史编纂与知识谱系图谱建构,揭示知识在人类翻译演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本文为知识翻译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系统性参照。

知识翻译学创立者杨枫(2021a:2)提出:“知识的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解决了长期以来翻译的学科迷思和分类焦虑,翻译学将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知识门类成为超科学或元科学。”由这一富有洞见的命题来展开观察,我们看到,知识翻译学试图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者的知识资源,从中提炼概念与知识框架,来建构翻译学的元知识。由此,知识翻译学作为具有一般翻译学的特性,必然涉及翻译学、哲学、社会学、认知学、解释学等领域的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的分析与整合,建构与洗汰,从而成为既符合逻辑事实又凸显价值伦理的元翻译学知识。知识翻译学欲成为这样一门学科,在知识观念上,必然涉及知识版图在知识概念、知识范畴、知识类型的聚合与分梳,再造与重塑。在知识结构上,必须从知识本体论、方法论及目的论三大主体框架入手,厘清认识方法的辩证性,贯通中西知识论和翻译内部与外部知识, 重视人文知识、美学知识和德性知识,从知识的二元分离转向知识的存在和生活世界经验,从而消解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的张力。在坚持知识翻译学“中和翻译观”和对话逻辑的基础上,完善“知识重构”的方法论,最终回答“译者是什么”的终极问题,以实现当代翻译研究的“知识转向”。

国际传播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指标,高质量人才培养无疑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外语是提高国际传播效能的必由之路,外语专业理应培养更多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本领的复合型、应用型外语人才。本文遵循新文科建设理念,拟提出搭建外语专业创新育人平台的构想,以提升外语教育效能,更好地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该平台致力于汇集跨学校、跨课堂的社交资源,提供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技能,着重培育外语专业人才的理解力、阐释力、鉴别力和创新力,凸显辐射面广、针对性强、迅捷灵活、实践为核心的四大特征,是广大外语学子夯实基础和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创新实践平台。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为教育领域带来结构性变革。作为典型应用的DeepSeek系统,其在外语教育场景中展现出多维赋能价值:构建自适应学习支持系统,实现语言技能发展的个性化诊断;创设多模态技能发展框架,通过智能对话机制强化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建立自动化评估反馈体系,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升教学诊断效度;创新教学设计范式,为教师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学情分析工具。然而,该技术的教育应用伴随显著的伦理风险与实践挑战:学术诚信体系面临智能代写导致的效度危机,教师专业身份遭遇人机协同的教学权威重构挑战,学生认知能动性呈现技术依赖引发的弱化趋势,以及生成内容存在文化偏误与逻辑谬误等效度偏差问题。研究指出,教育场域的技术治理需建立三重平衡机制: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构建人机协同的教育生态,在效率追求与质量保障间形成动态监测体系,在技术创新与教育本质间确立伦理审查框架。建议通过开发教师智能教育能力认证体系、构建学生数字素养培育课程模块、完善智能教育产品质量标准等路径,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外语教育目标的深度契合,促进语言能力培养与核心素养发展的有机统一。

学习投入是考察学习成效和评价教学效果的关键指标,但鲜有研究涉及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下的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投入。本研究以“学术英语”课程为例,采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探索该模式下学生学习投入各维度特征。研究发现混合教学模式下英语学习投入构念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学生在认知维度的投入最高,其次为情感投入,在行为维度的投入最低。此外,学生个体因素、学习资源与环境因素和课堂人际关系因素是影响英语学习投入的主要来源。研究结果揭示了混合教学环境各个因素的多维互动生态关系,能促进混合教学在我国外语教育中的有效应用。

创新思维不能剑走偏锋,学术批评当忌言过其实,语言学理论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至今。当今亦已成为主流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CL)也经历了“始发、完善、主流、反思”这几个阶段。达布罗斯卡(E. Dᶏbrowska)以“认知语言学七宗致命重罪”为题指出它犯有七大重罪,这一评价极为不妥。她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到CL的学术价值,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两位大师索绪尔的“语言先验论”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将语言研究带入后现代哲学时代。学术研究不可怀“愤青”之心,而应行“继发”之为。CL的缺陷不全在于她所列数的“七宗重罪”,可用“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ECL)”加以弥补,“体”和“认”二字分别强调了语言研究中的“唯物论”和“人本观”。本文还认可后现代哲学的“象豹观”和“多元化”,主张群言堂,否定极端论,据此学者应持“风物长宜放眼量”和“海纳百川天地阔”的心胸,不断推动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

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化建设已经在多个领域形成共识,但是对于本学科人才核心素养的讨论有待进一步展开。通过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目标和人才核心素养理论的分析发现,本领域人才核心素养可以被定义为个体为适应国别与区域交往和研究需求,在协同能力、战略沟通能力、创造性工作与批判思维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具有关键性、根本性和基础性的素养和能力。在此认识基础上,人才培养工作需要将学生的认知性素养与非认知素养有效衔接,体现知识建构、能力培养和世界观塑造融合,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复合型国际研究和治理人才。

“物自体”是康德为标识人类理性认知的界限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否存在,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人的理性无法抵达它,由此成为哲学界一个悬置未明的问题。能否以文学叙事的方式想象、呈现、触摸物性(物自体),这是《物性叙事研究》进行原创性、启示性思考的聚焦所在。该书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回到物本身,从叙事学角度对文学如何想象“物自体”问题进行新锐探索,既为文本阐释提供具体的批评视角、方法与路径,又为后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研究提供宏观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模式。它是国内首次系统进行物性叙事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成果,既引领国内叙事学研究向“物”转的新风向,又引起国际叙事学研究专家的高度赏识与对话,具有学术开拓性与启示性。

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探讨了翻译实践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翻译实践的三个环节——原作选择、译作生产和译作接受,都是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双向运动。翻译实践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三个环节的复合主体通过中介系统与复合客体相互作用。每一后续环节的主体均以前一环节的实践结果为客体,并生成新的结果,作为后一环节的实践客体。每次翻译实践都是一个从原作选择到译作生产再到译作接受的首尾相衔的动态发展系统。原作选择者、译作生产者和译作接受者作为翻译实践的主体,共同完成观念的再生产,推动源文化中的异质观念实现跨文化迁移。

译者能力研究是继翻译研究“译者转向”之后受到广泛关注的话题。现有研究多聚焦译者子能力的分类,试图穷尽译者应具备的所有能力,但翻译的跨学科属性使得子能力不断增多,不仅令翻译研究与译者实际能力产生时间差,也加剧了对于译者能力本质界定不清的现状。在知识翻译学和知识管理视域下,以广义知识为考察译者能力的起点,提出译者能力的知识观,把一切后天习得的译者能力还原为知识,认为译者能力包含翻译陈述性知识、翻译程序性知识和翻译元知识。译者能力本质上是在不断练习的基础上形成的结构化的翻译陈述性知识和可以按一定规则执行的翻译程序性知识的集合,是两种知识通过翻译元知识的管理、指导和调控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化,而译者能力增长的实质是翻译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量的积累、质的提升、结构的优化,以及翻译元知识调控能力的不断加强。

由于未为学界重视,中国古代的译事与现代的翻译的不同亦未得关注;情况甚至是,完全站在今人的观点,将之局限于“语言意义上的交流”。《重写翻译史》不仅如此为之定位,而且在引用古籍时错乱不堪,无可为据。重返历史现场,《方言》所云“译,传也”之“传”,应读作zhuàn,意指“驿”;《史记·大宛列传》“导绎”之“绎”意亦为“译”,是“驿”的通假字;汉代和三国时的译官的一个名称为“使驿”。这些史料及其训释告诉我们,中国古人之“译”主要是官方活动,以“驿站”为基点展开,其导向在于“教化”,“重译”更是如此。后者的意向并不在于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接力性的传译,而是由一个驿站转入另一个的“向中”信息传递,即四方“来归中国”的政治活动。探究古人译事,不能不走“字本位”的进路,要在“孳乳”之仁爱之思。

学界对汉学家芮效卫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译本阐释上,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芮效卫选译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所受的汉学知识影响,对译本生成的汉学翻译语境也关注不足。本文从知识层面管窥译者汉学翻译的深层动因。研究发现《金瓶梅》在英美的知识流动是芮效卫汉学研究的基础,在与作者、原文和批评家的多重互动中,芮效卫实现了金学知识建构。而作为知识的重构者,芮效卫将原作置于更广阔的世界文学场域中,通过追本溯源、字字对译及详实脚注等最大限度地保留和传达原作的精神,从而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提供典范。

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翻译教学模式变得更为多元复杂,其知识体系也愈发深刻。然而,学习者对翻译技术的掌握与运用并未与技术发展同轨,学科知识体系也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过去贯行的浅层学习模式已难以满足当前翻译技术教学中对多维知识体系形成、翻译能力培养与技术迁移能力培养的需求。因此,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为理论指导,重新界定翻译技术教学中的“深度学习”概念、内涵及外延,以此提出联结深度学习与知识的翻译技术教学模式,重点诠释面向学习者的高效科学的翻译技术思维培养路径,推动技术赋能下知识翻译体系在翻译技术教学中的发展与接受,探索翻译技术人才培养的路径和方法。

本研究系统梳理2004~2024年间76篇与外语教育数智化进程中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的文献,了解其研究现状。同时,结合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主题模型和主题分析,探索当前研究主题,并聚焦技术如何赋能教师的专业发展,具体分析技术的类型、赋能优势及潜在挑战。结果表明: (1)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阶段性波动;(2)研究主题多样,涵盖教师知识、技能、实践、培训等多个维度,但缺乏情感层面探讨;(3)研究设计趋于同质化,技术赋能数据挖掘与分析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4)技术有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但赋能效果的动态变化有待进一步探索。最后,研究对外语教育数智化进程中教师专业发展提出展望,以期推动外语教育数智化顺利进行。

智慧教育背景下,数字教材是教材建设的关键要素。本文在厘清高校外语数字教材内涵的基础上,指出其具备智能适配、超时空交互、多模态跨学科融合,以及动态价值塑造等特征。进而基于问卷调研数据分析高校外语数字教材现状,并结合其内涵、特征等从教材编审、教材选用、教材使用、教材评估、教材研究等维度探索其发展路径,期待为未来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随着生成式AI的发展,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多模态话语研究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多模态研究的新进展,探讨AI技术在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影响。研究表明,AI在弥补多模态话语研究方法论不足的同时,有助于促进多模态语类创新,并推动社会符号学理论向注重传播各要素的意义交换过程的转向。面对AI在共情力和多模态理解方面的局限,未来应该通过构建和谐的人机协作关系,打破学科壁垒,丰富多模态话语理论的阐释。

“名正言顺”可谓先哲术语辨析的探幽足迹。近代梁启超面对“旧译之病”提倡“定公译之例”。伴随着学科发展,新术语层出不穷。然而,西方术语尤其是具有学科理论突破的术语译入汉语,长期译名不一,且有的译名无法凸显原术语的核心要义,对于“洋为中用”实在不利。美国新修辞运动时期的著名术语rhetorical situation迄今有四种汉语译名,有的可以追溯使用者的理由,有的仅是沿袭他人用法未有任何说明。通过呈现“修辞情景”“修辞情境”“修辞形势”“修辞情势”四种汉语译名的使用频次和理据,重温原英语术语作者所赋予的特殊内涵,本着尊重原作原义原则,发现“修辞情势”,相对说来,最符合原术语核心要旨。因此,在“约定俗成”未“定”未“成”之时,希望引起译界尤其是修辞学界的重视,以期促进中西修辞研究。

翻译是地方性知识在语言上映射互通的过程。知识翻译学把翻译放在不同知识共同体中,聚焦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转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选集》英译是国家翻译实践行为,也是中国智慧与世界性知识对话的主动作为。本文从知识翻译学的知识、语言、译者三要素出发,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选集》的世界性传播。

2024年1至4月我先参加了上海同济大学的“全国多模态与功能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后参加了国防科技大学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多模态研究军事应用研讨会”。这表明多模态研究在国内外已成为当代学术界的重点研究对象。本文主要就有关多模态概念的内涵、时代性、融合和主体模态、碎片化发表自己的认识。最后汇报一下本人已经做过的一些与多模态有关的研究课题。

外语教育学已被确立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其人才培养问题成为推动该学科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探讨外语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内涵,继而分析当前人才培养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最后,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为例,尝试提出外语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设置与实施的原则,以期为该学科的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来看,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辩证统一的复杂性问题,二者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在经济与信息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当下,文化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保持多样性与自身的独特性是亟待思考的时代之问。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尝试通过分析二者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与矛盾性,探索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当代社会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交汇与冲突,以期找到全球化时代各种文明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有效方式,为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初步探索。

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中,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晚清以降,马克思主义思想伴随着“西学东渐”之大潮经由翻译来到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实现民族解放的强大理论工具。发展至当代,将立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智慧的领导人著述译介至海外,实现了从理论的“单向旅行”到“双向对话”的跨越。纵观百余年来的翻译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西方,成于东方,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结合的过程中经典化与中国化,如今携中国经验返归西方,成为当代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深化的重要动力。一方面,这一历程彰显出翻译推动知识旅行、观念更新与智识创新的“知识再生产”功用;另一方面,这一轨迹亦展现出中西文明交流史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即由“西学东渐—中国接受”到“中学西传—中西对话”的发展历程。

经过近十年发展,外语教育学终于列入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但学界对其必要性和独特性仍不够清晰。鉴于此,本文在原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外语教育学的必要性,并从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革新两个维度探讨外语教育学的独特性,以期助力外语教育学的发展。

本文借助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对近三十年国内马克思主义翻译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内容挖掘与数据分析,并以知识图谱形式加以呈现,旨在发现“马克思主义翻译”研究现状及未来研究趋势。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翻译研究总体呈现增长趋势,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但跨机构、跨学科的交叉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认为,未来马克思主义翻译研究应加强不同领域学者、学科及机构的交叉合作,创新研究方法,进一步注重翻译研究的时代价值。

国家意识是公民对从属国家的认知与认同,同时包含政治历史和文化建构,植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国家阅读计划为切入点考察特定历史时期在其他国家与国家意识相关话语实践之关联性,有利于我们从全球的视域探寻我国外语教育国家意识话语体系的建构方法与路径。基于国家意识的不同面相,从二战、冷战和“后9.11时代”这三个阶段分别对美国全民阅读计划之缘起、其多重功能以及其政治遗产在新世纪的表征进行的分析考察表明:国家意识所隐含的认知、心理和情感要素通过阅读行动融入教育话语实践,使得阅读计划在个体、社会、国家等多个层面话语的交织互动中产生巨大潜能,从而在不同历史阶段美国的国家认知、国家身份建构和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教学过于紧跟现代语言学理论及其发展,呈献出形而上学化与教条主义等特点。所以,虽然成就很大,问题也很多。反思并重新发现传统的语文学范式的外语教育的积极成分,恢复文史哲人文经典在外语教学中应有的位置,正确处理语言学与文学、历史与当下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借鉴现象学、阐释学、语言哲学、实践哲学等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及经典语言学理论的制衡与互补,对于深化当前关于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讨论,真正走出自我认同的危机与困惑,重新设计外语学科与专业都是必要的。

中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在中国之崛起及中国文化“走出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学外译时该译什么、由谁来译、怎么译,如何才能在国外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朱振武教授的“汉学家与中国文学英译”三部曲回答了这些问题,为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其次,在翻译主体选择上,做到中外译者通力合作,各扬所长;第三,在内容选择上,须认真甄选备译作品;第四,在翻译策略上,要做到归化异化兼用,力图归异动态平衡;最后,从传播效果考量,从事翻译及传播的各方要达到最佳配置,形成传播合力。

知识翻译学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方向,带来了新气象。作为该理论中的翻译生产原则与批评标准,“以真求知”“以善立义” “以美行文”,根植于理,践之于行,是联结理论与实践的核心要件,是翻译知识的重要生长点。真、善、美本是哲学领域的基本范畴,在翻译实践与研究这一特殊场域中,其所指为何、如何落实、有何关联,是致力于发展知识翻译学理论的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对相关文献的考察与反思显示,学界对上述问题的论述尚有延伸与扩展的空间:(1)“真”或可解为求知之“真”态度与知识之“真”品格;(2)“善”或可分为弥合人类知识差距之“大善”与便利读者求知之“小善”;(3)“美”或可视为启真与传知 (包括内容知识与语言知识) 之利器;(4)三者在应然层面存在明确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实然层面则呈现出微妙、复杂的互动关系。上述延伸与扩展,完全基于个人有限的知识与经验,旨在抛砖引玉,引发进一步的探究,为知识翻译学理论大厦的构建添砖加瓦。

译者主体性是近年来翻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议题,相关理论视角主要包括阐释学、生态翻译学、评价理论及翻译伦理等,但多为翻译实践讨论,基于语言学的解析不足。本文采用社会-认知语用学对译者主体性进行新阐释,包括前语境、等级凸显、自我中心性揭示了译者主体性的认知根源、机制和特征;合作、动态意义模型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社会关联性和对等机制,从而从认知和社会动态融合维度阐释其“自我-合作”的主观度连续统的本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2022年9月14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区域国别学正式被设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奠定了该学科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必然性。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其定义内涵与研究学者学科分布两大方面。通过梳理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义,分析国家社科基金海外研究学科分布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立项学科的分布情况,发现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属性为跨学科性、多学科性。其中,尤以外语学科和世界史学科为甚,语言是必需的工具,世界史学科借助语言深入研究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二者通过多学位授予、师资力量共享及建立学术共同体等方式实现相互联合,将对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理念推行已逾四年,却一直缺乏有效的教学评估量表。现有量表多源自非英语学科的宏观教育领域,难以契合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需求,无法提供有效指导,开发适用评估工具迫在眉睫。本研究依据《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两个重要文件,引入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情感体验(perezhivanie)框架,构建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有效性量表。在样本 1(N = 500)中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形成含 33 个题项的量表,在样本 2(N = 504)中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了四因子结构的良好拟合性,确认量表内部一致性及跨性别测量一致性。本研究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科学评估工具,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短语复杂度是语言发展的高级阶段,相关研究通过综合性短语复杂度指标探究宏观学习者背景因素或微观任务变量对语言产出的影响,并得出了语言形式的统计规律。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宏观、微观因素对短语复杂度发展的协同作用,针对语言指标统计规律解释也缺乏语言学理论的支撑。本研究基于国际亚洲英语学习者语料库网络(International Corpus Network of Asian Learners of English)中的口语独白语料库(50万词),综合学习者背景因素和任务情境探究对二语学习者口语短语复杂度的影响。基于Halliday功能语法理论视角,对五类精细化短语复杂度指标建立了路径分析模型,并对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进行统计交互。结果表明,学习者背景宏观因素会对口语短语复杂度产生多维效应,任务情境的微观认知条件会影响人际意义的表达并与年龄产生显著交互作用。本研究考察了宏观和微观因素对口语产出影响综合机制,并对短语复杂度的发展给予功能意义的解释。

尽管对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现有研究成果在翻译发起者、时间、底本、英语底本来源、日文和英文底本各自发挥作用、校对者以及是否参考平行文本等方面的表述等关键细节问题上还存在出入和矛盾现象。针对这些现象,作者首先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现有文献中对此类问题的不同表述和观点,聚焦于陈望道、陈独秀、李大钊、邵力子等人的时空轨迹与相互交集,并结合新发掘的档案、回忆录、日记等一手文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和细致考证,最后依据这些考证尝试推理还原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具有逻辑自洽性的结论。

2024年伊始,外语教育学正式宣告成为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然而,这个新学科刚刚起步,亟需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研究成果,夯实基础。教育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教育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科,能为外语教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启示。从教育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外语教育学可以理解为研究外语与教育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科,肩负着教育(及社会)的外语和外语的教育两个方面的基本任务:外语在我国教育及其社会活动中的作用是外语教育学的基本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决定了外语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目标和范围,也决定了学科实践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即外语教育需把外语技能、外语知识和学科知识融为一体,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充分发挥外语在教育和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个体、社会和国家的和谐发展。